激進的高市早苗當選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激進的高市早苗當選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先說個人觀點，會對中國戰略藍圖推進帶來一點波瀾，但是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

她的過往言論，體現了她極度反華的主張，不可避免地會在她的執政中有所體現，而且總體上更加傾向采取與中國對抗的姿態。

高市早苗長期否認日本侵華歷史，將“九一八事變”后的侵略行為稱為“自衛戰爭”，為軍國主義日本的侵略行為洗白，公開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否定承認侵略歷史的“村山談話”。其次，在臺灣問題上，多次宣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推動日臺實質性合作，還長期參拜靖國神社，并認為中國是最嚴重威脅，主張與美國一起遏制中國。這么激進的人怎么會當選日本首相呢？

總的來說，大國崛起的中國讓在地緣中近在咫尺的日本感受到了威壓，日本選擇對抗還是合作，基于日本認定中國的道路選擇與發展給日本的戰略利益帶來怎樣的影響。以過往歷史為鑒。

戰后初期，吉田茂選擇“輕軍備、重經濟”的吉田主義，是基于戰敗國地位謀求生存與復興的現實主義選擇。冷戰時期，田中角榮選擇與中國建立正常邦交，是基于平衡大國戰略布局的需要。日本既將中國視為重要戰略對手，通過強化自身防衛能力并聯合美國等外部力量形成制衡，同時通過經濟合作維持表面友好關系，形成“以經濟聯系為中心”的“建設性關系”，降低與中國對抗的風險，形成“左右逢源”的外交策略。中曾根康弘倡導“政治大國”目標并強化日美同盟，也是對應美國戰略需求（東北亞防務）與日本經濟崛起后追求國際話語權的必然。

泡沫經濟破裂后，小泉純一郎推動強硬的結構改革，其“親美制亞”的外交姿態，同樣是為了在全球化競爭中為重振日本經濟尋找支點。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無論是倡導“價值觀外交”的安倍晉三，還是其他對華展現強硬姿態的領導人，其政策調整的核心邏輯，依然是試圖在變化的區域力量格局中，為日本重新定位，以維護其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

通俗地講，在東北亞中，如果蘇聯（后來的俄羅斯）給日本構成戰略威脅，就會拉攏中國形成對抗力量，如果中國崛起給日本帶來戰略威脅，尤其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利益訴求較為一致的時候，那么日本選擇“親美制亞”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么，高市早苗過往的反華言論會不會上升成為日本選擇的反華政策，我個人認為不會。除了在華經濟利益訴求之外，極端的政策不利于日本在大國博弈中搞平衡，反對派也會施加壓力。我們不能拿她在野時候的言論，來判定她執政后的政治傾向，關鍵還得看她接下來的施政策略。

其實日本也是非常想擺脫美國的霸權秩序的，作為美國的棋子，日本的角色非常尷尬，既要聽話，又不能太聽話。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二戰后，為什么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思想？可以說，這是以麥克阿瑟為操刀手的美國政客們有意為之，導致日本右翼勢力的大陸政策慣性思維一直存在，這是冷戰時期美國對付蘇聯的一顆棋子。

日本有沒有可能主導在東北亞形成一個圈子，從而擺脫美國呢？這個圈子應該說不小，不論是人口還是經濟體量，影響力自然也不容小覷。這種情況歷史上有過。2012年前后，中日韓自貿區都已經提上議事日程，雖然只是經濟層面，一旦深度綁定，形成政治上的圈子 不是沒有可能。結果美國早年布下的棋子——釣魚島問題發酵，成功打散中日韓。想想也是，一個幫派里，老二老三老四們自己玩，把老大晾在一邊，老大哪里容忍得了。

總的來說，日本是一個令我們又恨又敬的國家，過往歷史問題就不說了，就說當下， 憑借一個島國，資源極度匱乏，能夠在戰后迅速重振，尤其當下二三十年，平均每年一個諾貝爾獎的成就，是值得我們敬畏的。因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更是第一國防力。

總之，每一位領導人的登場，都是日本在不同歷史階段，為應對獨特的內外挑戰而做出的戰略選擇的結果，其根本出發點始終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只有我們自身強大了，才能讓這只白眼狼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