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軍一對悲劇軍政搭檔，在70年代都負責核心崗位，后都被隔離審查

21軍是個光榮的番號，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都立下過赫赫戰功，但是，這支部隊的軍政首長卻多遇波折。

首任軍長滕海清曾因主政內蒙古時期的一些政策引發很大爭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度面臨很尷尬的處境。

還有六十年代的一對軍政搭檔胡煒、施義之，他們在運動時期都曾負責過中央重要崗位，但77年雙雙被隔離審查。

而縱觀胡、施二人的經歷，都不是那種主動介入動蕩的別有用心之人，有此遭遇也是令人唏噓啊。

軍長胡煒

胡煒1920年出生，早前一直在求學及做地下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投身于抗日游擊隊，1938年入黨，是一名三八式干部。

因為他有文化、有能力，職務進步得很快，1949年全軍大整編時出任三野21軍61師師長，也是三野最年輕的師長。

抗美援朝時期，胡煒隨21軍參加了金城戰役，回國不久便升任為21軍軍長。

本來胡煒是想一直只管軍隊的，但1967年周總理點名讓他率部去陜西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平息當地的武斗，此后，他無可避免地被扯入漩渦中。

胡煒剛到陜西，西安交通大學的造反派就想要搶奪部隊的軍火庫，如果被其得手，流血傷亡事件肯定會更多更惡劣。

關鍵時刻，胡煒親率一個營的兵力保衛武器庫，里里外外拉了幾層警戒線，門口架起機槍，做好最戰斗準備。

交通大學造反派見解放軍動真格了，誰也不敢當出頭鳥，很快就做鳥獸散。而其他的造反派聽說消息后，也意識到上頭不會無底線縱容動亂，此后就消停了很多。

胡煒的勇敢舉動，保障了當地的安全。

憑借著出色的表現，胡煒此后歷任陜西省革委會副主任、陜西省委書記、蘭州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74年還得葉帥、周總理等人舉薦，升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當時解放軍全軍的工作由軍委六人小組領導，而胡煒就是六個人之一，他的實權極大，參與了眾多核心文件的決策。

能得到周總理青睞的干部，按道理來說不會有什么問題，然而1977年有人指控胡煒與那四個人有勾結，導致他被隔離審查，職務也被人頂替。

一段時間后，負責調查的人沒發現胡煒作亂的證據，就恢復了他人身自由。可惜，他的職務沒辦法再擔任，且頭上還頂著“帽子”。

其實胡煒進入軍委的那個時間節點，根本無法避開如日中天的那四個人，一些工作上的交流在所難免，以此來攻擊實屬過分擴大。

好在1984年組織查明相關事宜后，終于還了他清白，也恢復應得的待遇，這點他比搭檔施義之幸運。

政委施義之

施義之1918年出生，年幼時就進入印刷廠工作，經常參加工人運動。他在1938年參加新四軍，也是一名三八式干部。

國內戰爭期間，施義之主要在華東地區，他進步的速度就比胡煒要慢，抗美援朝時都才是21軍下的師政委。

不過他回國進入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了近兩年，后續就慢慢跟上，大運動前夕他已是21軍政委。

1966年，大量黨政機關受沖擊，眾多官員被“打倒”，中央為保障國家的正常運轉，就從軍隊抽調一批干部去行政單位。負責維護穩定的公安部門，更是實行了軍事管制。

施義之因政治工作突出，被北京軍區調到公安部抓政治工作，他一開始不愿意，只想留在軍隊中，但北京軍區副政委吳岱再三勸說，他也只能聽從命令。

其實施義之是非常反感運動的，還在21軍時他就堅決抵制部隊里搞運動，但進入核心的公安部門后，很多事情根本由不得他。

像1967年初有人拿來一份材料，說政治部宣傳部長趙明發表了反動言論，施義之看后發現確實有反對毛主席之嫌。

他詢問送材料之人，這份內容是否屬實，對方給出肯定的回答，施義之就簽字批準了，隨即趙明遭到逮捕。

然而等事情塵埃落定，施義之從別人口中得知，那些言論是趙明在西藏平叛時，收集的一些反叛人員說過的話，為的是進行文學創作。

換句話說，都只是趙明的文學素材，跟他本人思想沒有任何關系，施義之為自己簽了字懊悔不已，但也改變不了結果。

別人是不知道這些內情的，所以怎么看，都是施義之“打擊迫害”趙明，整個運動時期，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所以施義之后來被處置得比較重。

1973年10月21日，主持公安部工作的李震離奇身亡，當時部門內有人認為是自殺、有人認為是他殺，副部長于桑、劉復之在經過初步偵察后，將自殺的結論申報上去。

但，那四個人以及公安部內的施義之、劉湘屏等人都反對這個判定。畢竟李震去世當晚是先接了個電話再出門的，很可能是被人誘騙后再偽裝成自殺。

那四個人是想渾水摸魚，趁機向公安部伸手。施義之則是因為跟李震關系很好，他熟悉李震的性格，認為李震絕非自尋短見的人。

周總理迫于壓力，就決定重審，10月26日，于桑、劉復之接到通知去中南海開會，可剛到現場就被帶走“隔離審查”。

隨后總理指定施義之為公安部核心小組負責人，全面主持公安部工作，重新調查李震的案件。

施義之回到公安部后，發動上千人檢舉揭發，許多有嫌疑的人遭到沖擊，包括于桑、劉復之的家人也是被打擊的對象。

晚年施義之說過：“兩個多月的清查，讓許多干部被牽連，被批判，被隔離，受到了傷害，對此我感到十分歉疚。”

經過好幾輪調查，最后的結論還是自殺，于桑、劉復之洗清嫌疑后得到釋放，而施義之先前的揭發活動把兩人得罪完了。

在公安部的日子，施義之其實不太開心，有次21軍的老部下到北京看望他，他感慨地說：部隊還是活躍啊，這很好。北京太復雜了，我從不串門。今天見到你，我感到格外親切。

大運動結束后，施義之也被相關部門約談，一開始他以為沒什么問題，但1977年5月上面來了命令，讓他停職接受審查。

施義之知道自己算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物，對這個結局有心理準備。他最初還比較樂觀的，有人讓他去找老領導說說情，他回道：

我沒問題啊，我與反革命分子沒任何私人來往，沒搞過陰謀。工作上的事，我該講的已經講清楚了，中央也了解我的工作，我不找！（不想）給他們添麻煩。

施義之還跟妻子講過，自己對復職不抱任何期望，但應該黨籍還可以保留，這樣就能繼續為黨工作。

結果1985年定性下來了，組織的確沒查到他跟“兩案”相關，也沒將他定為“三種人”，但卻列舉出他的“五大罪狀”，黨籍、軍籍都被開除，每月只發150元生活費。

最終批示的字，就是昔日有怨的劉復之所簽。這個結果讓很多人不理解，老搭檔胡煒就說：“這個處罰，顯然不公平，大家都為他打抱不平。”可他們也沒別的辦法。

1995年10月，一批21軍的老戰友在懷柔舉行聯誼會，施義之跟妻子受邀參加，那天他好不容易高興了一回，但結束回家就腹部血管瘤破裂，搶救無效于29日去世。

消息上報給公安部后，公安部表示：不是我們的人，我們不管。還是胡煒做主，跟21軍的老戰友商議：后事不能再拖了，別人不管，咱們自己管。隨后為施義之操辦。

其實說實話，胡煒、施義之兩人在那個年代的那個崗位上，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組織審查那么久，也沒給出他們與反革命勾結的結論。這個結果，太沉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