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發動關稅，最擔心的事情終于來了，美最高院正在審查合理性

最近，特朗普非常關注美國最高法院的議事廳，因為一場關乎其政治遺產與未來施政綱領合法性的裁決即將出臺。

表面上看，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在某些關鍵州的受挫，并未直接撼動特朗普在黨內的基本盤。他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將失利歸咎于自己未能親臨戰場助選，從而將責任巧妙地轉移出去。

然而，最高法院正在審理的關于其關稅政策的案件，卻直指其執政時期一系列核心政策的命門。

特朗普無法親臨法庭辯論，卻將“戰場”搬到了社交媒體上，言辭激烈地宣稱此次裁決對美國“生死攸關”。他試圖構建這樣一種敘事：若政府（即他的政策）勝訴，將為美國帶來巨大的財政與國家安全利益；而若失敗，美國將在“占便宜”多年的其他國家面前毫無防御之力。

這番言論的背后，特朗普準備將潛在失敗的責任預先甩鍋給最高法院的策略——未來若國家出現危機，便可歸咎于大法官們“拆臺”。

特朗普執政期間，揮舞關稅大棒，對全球多地，包括傳統盟友如歐盟、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加征了巨額關稅。其所依據的，是1977年通過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該法初衷是授予總統在“不尋常且極其嚴重的威脅”下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并管控經濟的權力，但歷史上從未被如此大規模、無差別地用于對外國普遍加征關稅。

問題的核心在于，美國憲法明確將征稅權賦予國會，總統行政權力的邊界在哪里？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被廣泛質疑是超越了法律授權，構成了“越權”行為。此前，紐約國際貿易法院的裁決已經支持了這一觀點，如今案件上訴至最高司法機構，其判決將具有最終決定意義。

觀察最高法院的庭審辯論，氛圍似乎對特朗普并不全然有利。盡管當前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大法官占據絕對多數，其中三位更是由特朗普親自提名，但在涉及總統權力邊界這一根本性憲法問題時，意識形態的陣營劃分似乎出現了微妙的變化。自由派大法官的反對在意料之中，他們堅持征稅權屬于國會，強調行政權不能無限制膨脹。

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保守派大法官也表現出深刻的疑慮。特朗普提名的戈薩奇大法官，其關于總統權力如同“單向齒輪”不斷累積、難以被國會收回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權力制衡機制在現實政治中可能面臨的困境。同樣由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和卡瓦諾大法官，也分別對征稅范圍的廣泛性以及此前歷任總統均未動用此法律加征關稅的歷史事實提出了尖銳的質疑。甚至連立場穩健保守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也對依據緊急權力法無限制、無差別加征關稅的合法性表達了保留態度。

面對大法官們的連番質詢，特朗普政府代表的辯護顯得有些蒼白，他們反復強調特朗普總統認定美國面臨“貿易逆差爆炸”所帶來的“經濟與國家安全災難邊緣”，故而采取緊急措施。

最高法院的裁決可能呈現出幾種結果：

最極端的一種是全面支持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但這無異于認可總統可以憑借“國家安全”之名，隨意繞過國會行使征稅權，這不僅將顛覆美國三權分立的基石，更將向世界宣告美國法律體系在政治現實面前的無力。

另一種可能是徹底否定其合法性，這將是特朗普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法律挫折，勢必引發其支持者的強烈反彈以及市場的一定震蕩。然而，考慮到案件的復雜性、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以及最高法院內部微妙的平衡，最可能出現的結果，或許是某種形式的“和稀泥”。

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預測的，法院可能不會全盤推翻關稅政策，而是在具體操作層面施加限制，例如撤銷其中幾項被認為最缺乏依據的特定關稅措施，或者在程序上要求更嚴格的論證。

然而，即便最高法院作出了不利于特朗普的裁決，恐怕也難以完全束縛住他的手腳。以他的行事風格，很可能會尋找法律體系中的其他漏洞，或啟用不同的法律工具，將原有的政策目標重新包裝推出。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宣稱他從歐盟、日本、韓國等地“每年收入數萬億美元”，將其描繪成對方“獻上的禮物”，這番赤裸裸的言論，已然將國際關系中那些通常被外交辭令所掩蓋的利益博弈公開化。它撕下了盟友間溫情脈脈的面紗，暴露出其內核是冷酷的利益計算與權力威懾。現在，這個由他親手設置的難題，連同這些“敲竹杠”而來的“戰利品”是否合法的疑問，一并交到了九位大法官手中。

他們做出的，不僅是一份判決書，更可能是為這個政治極化日益嚴重的時代，就行政權力膨脹問題所劃下的一道關鍵界線，其影響必將深遠地投射在美國未來的政治格局與對外關系之上。無論結果如何，這場發生在最高法院內的無聲較量，都已將美國政治中權力、法律與利益交織的復雜圖景，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