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寒風凜冽。
天津,這座古老的城市,已經被東北野戰軍主力部隊5個軍22個師和特種兵司令部之炮兵、坦克、工兵等,共34萬人,包圍得水泄不通。
城墻內外布滿明碉暗堡,街道口堆積沙包,電網密布。國民黨守軍13萬部隊在司令陳長捷指揮下,企圖憑借堅固工事和“大天津堡壘化”的防御體系固守待援。
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1月3日,在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指揮下,東北野戰軍打響外圍戰。經過9天激戰,到1月12日,天津的全部外圍據點都被打掃得干干凈凈。國民黨守軍的防線,被進一步壓縮至市區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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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戰役
此時此刻,身在市政府的市長杜建時,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
杜建時,于1936年出生于天津武清縣楊村鎮一個普通家庭,青年時期考入東北講武堂,后又留學日本陸軍大學,歸國后受老蔣賞識。
1934年,受老蔣指派,杜建時遠赴美國留學,進入堪薩斯陸軍大學學習軍事。完成學業后,他收到老蔣的親筆信,信中寫道:“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而我軍將領中通曉國際關系者甚少,望你能再入一所學校,專攻此道。”
秉承這一指示,杜建時憑借優異成績考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潛心研讀國際關系。經過數年苦讀,他最終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成為當時中國軍隊中兼具軍事素養與國際視野的稀缺人才,為日后參與處理外交與軍事事務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派史迪威來華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杜建時奉命擔任史迪威的翻譯。后來,杜建時因熟悉國際事務與軍事戰略,曾被派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成員,參與盟軍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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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時
1945年,杜建時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會,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抗戰勝利后,杜建時被任命為天津市市長,致力于戰后重建,卻未想到數年之后,自己將面臨一座被戰火圍困的孤城。
老蔣對杜建時頗為器重,曾多次派專機抵津,欲接其南飛。最后一次,飛機在機場一連等候三日,但杜建時始終未登機。他身邊幕僚有人勸他“留得青山在”,但他沉默良久,最終回復:“我是天津人,不能在這時候丟下父老鄉親一走了之。”
這并不是一時沖動。杜建時自幼在天津長大,對海河兩岸的街巷與百姓有著極深的情感。他深知天津一旦爆發巷戰,將帶來毀滅性后果。與此同時,他私下研讀過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尤其注意到“首惡必懲,不殺無辜”的條款。盡管身為市長,屬于“戰犯”名單上的人物,但他判斷,若能保全城市、有序移交,或可爭取寬大處理,更為重要的是,能使天津免于戰火摧殘。
因此,在解放軍的炮聲日益逼近之際,杜建時做出了一個在國民黨高層看來近乎“反常”的決定。他并未積極參與軍事指揮——那是陳長捷的職責,而是利用其行政權力,秘密部署一項特殊的城市保全計劃。
他召集市政府各局處負責人,下達一項嚴令:從市府到各機關、學校、公立團體,全面清點所有財產——包括文書檔案、資金賬目、設備物資,并一一登記造冊。他強調:“天津是人民的天津,一切財產,不能破壞,也不能流失。”
1月14日上午10時,東北野戰軍發起總攻。炮彈如雨,城墻多處被突破,部隊由西向東穿插分割,國民黨軍防線迅速瓦解。激烈的巷戰持續至次日凌晨。而在市政府大樓內,杜建時始終未離崗位,他督促秘書梁子青等人繼續整理檔案、封存物資,并派人保護電廠、水廠等關鍵設施,防止破壞。
1月15日下午,天津解放。解放軍部隊進入市區,城市并未出現大規模混亂。杜建時在辦公室中靜候,待解放軍代表抵達后,他親自與梁子青將一套完整的財產清冊交出,包括市政府印信、財政賬目、戶籍檔案、學校、醫院及工廠設備清單等。他語氣平靜地說:“天津的家當,都在這兒了。我沒有帶走一紙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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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
完成交接后,杜建時被俘。他并未反抗,亦未辯解,只隨士兵安靜離去。其后,他被作為戰犯接受改造,數年后獲特赦,晚年致力于文史資料撰寫工作,后以83歲高齡病逝于北京。
天津一役,在炮火與歷史的夾縫中,杜建時以他自己的方式,為這座城市留下了一份完整的“家底”,也為自己選擇了命運的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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