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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赫斯在《小徑分岔的花園》中提出,時間是包含所有可能性的復雜網絡。但當下,互聯網正讓我們的生命經驗變得單一,信息時代讓我們對時間的感知日漸退化。如今,人們用無數信息填補時間的空白,我們不再了解何為“等待”,也不再懂得何謂時間的重量。
幸而,文學的使命正是捕捉現實中的“分岔時間”,直面生活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我們可以透過敘事的方式去創造質感,創造不同片段和各種分岔小徑的時間,這在今天越來越高速、越來越同質化的時代恰恰是最需要的。”文學,不斷提醒著人們時間之于生命的重量。而創作本身,便是對時間最深刻的體認,這也是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舉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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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嘈雜的世界里,比起做出一部成熟、完美的作品,我們如何打破時代對自身的局限,如何在漫長的等待中守住一顆純粹的文學之心,或許是當下的創作者更應思考的。
在2025年11月1日的第八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頒獎典禮中,評委黃子平、黎紫書、陸慶屹、施戰軍、孫甘露(按照名字首字母排序)與嘉賓主持梁文道,也講述了他們對文學創作的理解與感受,并就當下創作中的某些現象展開了豐富的討論。
01
對今年入選作品的印象與感受
梁文道:先請孫甘露老師說說您對五部作品的看法。
孫甘露:這一代人他們的經歷、受的教育,他們的知識背景以及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可以看出背景都很相近。五位評委都覺得(入選作品的)差異性不大,特異性不明顯,不是說不能辨認,而是作品都有很多趨同的部分。我在想這是不是這個時代的風尚,或者說一個時期在文化上對作者產生的影響。
貢布里希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他說你看旗子在飄揚,其實是風在吹,但風你是看不到的。我覺得一個時代的寫作也是這樣,一個時代的作者看似每個人都在堅持自己的創作,但是會有一個支配的力量在我們身后支配著這個時代的寫作,使我們漸漸趨向于某種東西,這個是很值得玩味的。
比如《不上鎖的人》,我看后記時在想,這個小說要是用后記的方法來寫就好了。因為后記里的文字是非常有特色的,盡管小說整體有統一性,但是后記里的那種幽默感,那種有一點自嘲的語調,以及最主要的,談論事情的松弛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希望作者是倒過來寫的,從對寫作的觀察來講這是有意味的事。
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曾經獲獎的作者黃昱寧,她既是一位作家,也是研究者、翻譯家,麥克尤恩的很多書都是她翻譯的,同時又是出版人,在出版社工作,創作力非常旺盛。我覺得這一代年輕人有很多都是同時在做這些工作的,這對他們帶來了很好的影響,這也是這個時代的作者比較鮮明的特征。
我認為寫作是一個很特殊的事,不是我讀了很多書就一定寫得好。我想到卡爾維諾的一個說法,要把一個地方變成內在的風景,而不是僅僅把它作為客觀事件來描述。要找到作家個人獨特的聲音,是我這次評審閱讀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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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謝謝甘露。陸導,當初面對近一百本書的時候您有沒有一個評選標準,還是說標準是不清晰的?很多時候我們做評審工作沒有固定的標準,是作品告訴我們標準;也有時候是自己已經有一個評判的標準了,不知道您是哪一種情況。
陸慶屹:從主觀愿望來說,我希望作品能告訴我標準是什么,但這不太容易做到。這次文學獎入圍了很多作品,但可能因為網絡時代的緣故,大家獲取信息的方式都一樣,所以作品中缺少了一些地域特征,缺少了每個地方的人跟地域所產生的獨特的互動。在大量瀏覽這些作品的時候,我更偏好有個性的、有好奇心的,向外張望、向內反省,以及真誠的作品。
梁文道:對這五部進入決名單的作品,您有沒有一個概括的印象或者感覺?
陸慶屹:它們的風格都比較鮮明,不管是語言的風格、思維的角度還是文學的技巧,都豐富了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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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謝謝陸導。施戰軍老師,您對最后讀到的這五部作品有沒有評價或者整體的看法?
施戰軍:其實這幾部作品看完以后我們內心里面都有過一些評價,隨著老師們一塊討論以后,我的評價也做過一些調整,今天我可以把比較原初的感覺跟大家交代一下。
比如說,像《野蜂飛舞》寫的是“時光的聲音”。而《天鵝旅館》寫的是“時間的結構”,其實這是一部很洋氣的小說,它帶有一定的國際性思考,所以在里面能夠看到關于時間的結構性的東西。《不上鎖的人》是“時間的工具”,就像我們看修表匠拿著很精密的工具在不斷地調表。
《白露春分》寫的就是“時間的秘密”,時間在不同代際的人身上流過,每個人身上藏了很多秘密,而小說在秘密和昭然若揭之間,展示出了作者對待生命的態度——你帶著隱忍之心還是帶著窺探甚至某種負面情緒,小說是不同的樣子。好在遼京選擇了前者。
栗鹿的作品非常輕盈但獨特,辨識度非常強,她力圖把她所看清楚的和尚未看清楚的都羅列進小說里邊,在這期間告訴我們時間有不同的走向,老人對時間的概念和我們自己對于時間的概念是不同的,這兩種時間概念產生摩擦,這種摩擦讓敘述者內心產生痛感,在傾訴痛苦的過程里,仍有很多問題是待解決的。
今年我們的主題也是時間,從這方面看,這五部作品各有各的特點,而且文學就是要解決時空里面人的位置、人的心思,以及人和在歷史當中運轉著的世界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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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謝謝施老師。紫書以前參加過中國文學獎的評委工作嗎?
黎紫書:沒有。
梁文道:這一次整體的感覺怎么樣?
黎紫書: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中國文學獎評審,可是我是從文學獎出身的,我當初是參加花蹤文學獎被評審看到,當時評審有很多是中國大陸的作家、學者,像王安憶、黃子平都當過我的評審,所以我是被中國大陸的評審看著長大的。
因此我知道文學獎對我這樣的馬華青年作家意味著什么,參加這一次的評獎,我會特別在意這個文學獎到底在中國大陸文壇意味著什么,它要托舉和期待的是怎樣的青年作家,在評選過程中我很想找出那個應該被發現的人。
我其實也做過像新加坡、中國香港的一些文學獎評審,我是很有“心機”的,如果我發現一個很好的作品,我一定要讓他拿獎,我會各種各樣地計算,想著怎么樣能把他抬上去。
我記得曾經在新加坡的文學獎上,我幫一個在最后決審當中排名最低的作者,辯論到他最后得第一名,就為了讓我心目中的那個作者或者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而在這里,這樣一個有更多高手、更多有望的青年作家的地方,我好希望自己的這種能力可以派上用場,好希望自己可以用盡各種“心機”把我看中的最好的作家抬上今天的講臺。可是要說的是——沒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或者作品在今天的短名單里值得我這樣做,這也是今天早上評獎進行的比較順利的原因。
我這樣一個馬華寫作人來到這里當評審,是真的希望能夠看到更精彩的東西,希望青年作家能寫出更奔放、更有野心的作品,我不期待看到很完整、成熟的作品,我可以接受不完整、不成熟,但是我想要看到有突破性的作品,而不必寫得那么小心翼翼的、以大局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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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黃老師,您的感覺怎么樣?
黃子平:我作為一個不寫小說又經常評小說的人,看到好的作品就是羨慕嫉妒恨,心想這部小說為什么不是我寫的?短名單也好,首獎也好,為什么領獎的人不是我?我年輕的時候也想過寫小說,但就是寫不成。
我想起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我的兒子突然從YouTube上學會了修機械手表,問我有沒有壞掉的舊手表?我說我有,我找出來一塊,居然是瑞士表,他很驚訝。這個瑞士表應該是最便宜的那種,不能跟寶珀比,但也是我當年工資的20倍。我告訴他這塊表的來歷,是我父親的歷史冤案平反了,補發了若干工資,他就買了一塊表給我。
這么一個故事,有三代人,有歷史冤案、機械表,還有記憶等等,能不能寫成小說?也許別的高手能,但我自己覺得不能。這里面到底缺了什么東西?我一直在琢磨。其實我們每個人讀過或者寫過小說的,都碰到無數類似這樣的事情,我們把它們叫作素材。為什么素材不能寫成小說?因為即使寫成也是非常平庸的。這里面點石成金的是什么東西?我一直在琢磨這個事情。
我今年非常榮幸地參加了兩個文學獎的評審,兩個獎加起來,作品一共一百多部,大部分是小說。我的感覺是,我們是不是進入了一個“敘事疲憊”的年代?因為到處都在講故事,剛才我也忍不住講故事。每一個商品都有故事,有一本書就叫《敘事經濟學》,就是教你怎么講故事講到讓大家產生購買這個商品的欲望。我開始懷念80年代甘露他們寫小說的時候,可以不講故事,而且以不講故事為一種最重要的創作的趨勢。
我在這五部作品里邊比較看重那些好像很不成熟、很零散,但是能夠東拉西扯地把故事之外的東西寫進小說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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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如何看待抄襲現象?
梁文道:今天的青年文學寫作其實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最近一年在華語尤其是大陸青年文學寫作圈子里面引起很大震撼的,就是各種各樣抄襲的消息、新聞,以及討論與爭論。
說實話,有部分現在被查出來有抄襲的作品,我也仔細對著看了一下,看完之后其實不太理解他們為什么要抄。他們不能夠抄一些寫得很漂亮的句子或段落,因為太容易被發現,比如說,張愛玲的金句是沒法抄的,抄的只能是相當次要的,甚至無足輕重的句子跟段落,那抄來干嘛呢?我是覺得很難理解。幾位都是很內行的朋友,你們能不能夠對這個問題提出一些你的觀察、看法或者是意見呢?
孫甘露:我的疑惑跟你一樣,干嘛要抄呢?以前有句話叫“影響的焦慮”,因為我們寫作都是從學習來的,這個影響實際上是比較正向的,也是值得在一個嚴肅的層面進行討論的。
如果這個問題已經變得具有廣泛關注度,那確實是一個契機,讓我們從更多的角度來理解、分析和探討這個事情。至于說抄襲,抄襲本身沒什么好討論的,它就是不對的,這是很簡單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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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說得很好。在文學史上所謂的借鑒或者模仿,其實是很常見的,這不是問題,但抄襲是另一碼事。現在有一個情況很有趣,如果我們把視角,放大一點,你會發現這兩年所有文化產品都面對同樣的情況,包括影視,各種電影鏡頭或者是一些視覺上常常出現的東西被大量挪用,這些叫不叫抄襲呢?不知道陸導你們行業內怎么看這個問題。
陸慶屹:我覺得影視和文字有一個天然的差別,影視是能很直觀地傳遞出信息的,所有的變化你都能感覺到,但文字一個字就是一個字,它不會走樣,再怎么排布它就是那些字。在電影上的借鑒,大家都認可,因為你不可能天馬行空地做出一個只屬于你個人的作品。為什么所有人都會去研究斯皮爾伯格、昆汀這些導演,因為他們能利用電影獨特的東西去調動觀眾的生理反應。這種借鑒是有些似是而非的,不像文字,所以兩者的差異其實挺大。另外,電影抄襲的成本太高了,不太有人敢去這么做。
我覺得抄襲肯定是不對的,只是說我們要如何界定抄襲這個行為。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1991年的時候我瘋狂地喜歡聶魯達,每天都拿著他的詩看,很多東西慢慢就進入了我的思想內部。大概過了一兩年后,我也試著去寫一些詩,有一次我覺得有一首寫得挺好,但當時我的鑒賞能力還比較弱,直到又過了一兩年我重新去看聶魯達,我發現自己當時寫的那些詩基本上都源自于他。那這個要怎么去定義呢?
梁文道:這是個好問題。施老師,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因為您常年要面對大量的作品,您覺得這是一個現象還是個別的情況?
施戰軍:我們在讀一篇新作品的時候,主要是看整體的敘事感覺,如果沒有很突兀的節奏變化、語風變化的話,編輯一般也不會拿查重軟件去查每一句話,只有到校對的時候,責編才會用相關的技術去查重。有的時候可能技術沒有那么發達,也會出現遺漏,但是本心從來沒有鼓勵誰去抄襲。
像梁文道老師剛才直接用了那兩個字(“抄襲”),那兩個字是有法理、法律界定的,所以我們應該從法理層面或者共識層面有一個認知的方法或者系統來界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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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甘露兄說到了埃科,大家都知道埃科有一個名著《詮釋與過度詮釋》,它是一本理論書。在前現代時期,詮釋往往局限在我們對一個事物的本質認知的基礎上。到了現代和后現代之后,我們發現本質認知被形式的、非精神的因素左右,而且對本質認知形成了覆蓋性的影響。比如說,文學的本質,一部作品到底寫得怎么樣,我們現在不管了,眼睛全都被另外一些東西蒙住了,另外一種造物取代了原本我們應該關注的東西,這是后現代的困境,大家可能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索爾·貝婁時代的時候,我們還關注著《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這樣的疑難,但今天大家樂見的是許多人隨時“社死”。所以它是一種思潮問題、社會問題、精神問題,需要很多人去認真研究。我們支持對于正義的呼喚,但是有時候一件事情里還有其他的面向,這些面向構成了對社會一段時間內某種精神層面的特征的反映,這個特征會影響到人之為人最根本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無論面對什么樣的事情,大家還是要保持一定距離的去看待,而不是貼在這件事情的表象上。這個社會不只有快感能夠滿足我們,內心還要有思考——它為什么如此,為什么出現這樣的事情。我們要用深究的心態去看精神狀態,社會才能建立起比較良性的對話關系。不然,如果只有兩種聲音,這兩種聲音變成一種二元的認知并左右了社會的話,那是很可怕的。心懷道義的人永遠可敬,但是對具體的事情,我們還是應該做具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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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謝謝!紫書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黎紫書:我自己是一個寫作者,而且我不是一個天才,我自己認為我寫作30年靠的是一種匠人的心態,我能夠做的是在文字上投盡我的心力。
但最近的事情告訴我說,中國大陸是不一樣的,文學創作這個事情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意味的并不是我當年所追求的事。文道剛剛說到時間和等待,我真的非常感懷,太認同了。當年我追求喜歡的男生的時候,用的就是給他寫信。只要是寫文字,我所有的自信全部都來了,信投出去之后我用很長的時間等他怎么回應我。那個等待和時間感只在我們那個年代才能夠感受到。
今天的青年作家可能不知道時間感和等待的珍貴。當世界給他們提供這么多便利,而他們又發現周邊所有人都在使用這種便利,并且最后產生出來的產品大家居然也可以接受的時候,他們就不會追求一個了不起的、可以傳世的作品。他們要的是現在我成為一個被關注的作家,以及現在我能夠得到什么,我想是價值觀的差別造成了今天的這種現象。
我很老派地希望,青年作者對自己、對自己的作品能有更高的要求。你不是要成為現在的自己,而是要成為未來的自己,甚至在你已經不在了以后,你的作品在告訴世人你是怎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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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謝謝紫書。我想這不光是文學寫作里面的問題,我懷疑很多我們曾經相信的價值觀,它的坐標跟軸向正在發生位移,有一些價值觀在今天被重視的程度遠不如以往,比如隱私。
現在大家不太看重隱私,大家自我揭發的比較多,因為天天上網。同樣,關于借鑒和抄襲這件事情,其實文學不是重災區,真正嚴重的是社交媒體,像公眾號、小紅書洗稿是多么普遍的現象,所以我想會不會整個時代的價值觀變了。黃老師,您長期教書,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黃子平:當然是不對的,就這么簡單,這不是我們討論的問題。中國作協有一個部門專門處理這樣的問題,法律上也有《版權法》。反而你剛才說的超出文學之外的各種同質化的現象非常有意思。
我想,這跟剛才紫書說的時間加速有關系。我們知道有一個說法叫作“夫妻臉”,一對夫婦在一起生活了幾十年,他們的表情、說話會越來越像。現在不用那么多年了,現在復制一個表情、復制另外一個分身太容易了,這跟技術的發達有關系,所以我想可能要重新提起差異化,怎樣盡量用差異化來對待我們的時間和這樣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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