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張電話憑什么需要“無犯罪證明”？

“想在南昌辦張電話卡，營業廳說要無犯罪記錄證明，這合理嗎？”近日，有消費者反映稱，在線下辦理電話卡時，被電信營業廳要求提供額外證明材料。

據澎湃新聞報道，記者實測移動、聯通和電信在多個城市的線下營業廳發現，他們的審核標準差異顯著，有些城市的營業廳僅要求本人帶身份證即可辦卡，有些則要求提供“無犯罪證明”“工作證明”或“銀行流水”中的一項，更有甚者，要求預存500至1000元話費、審核本人房產證或營業執照。

一張小小的電話卡，早已不再是簡單的通訊工具，而是融入社會、享受數字生活的基礎設施與公民權利。如此關乎基本生活的服務，辦理門檻何以混亂至此、層層加碼？要求公民自證清白方可入網，這背后是顯而易見的權力越界與懶政思維，其荒謬性與不合理性，必須被嚴肅審視。

首先，要求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于法無據，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侵犯。 根據我國《電信條例》及相關規定，個人辦理電話入網手續時，須出示有效身份證件進行實名登記。這是為了保障通信安全、打擊違法犯罪，公眾對此早已理解并配合。然而，法律法規從未賦予電信運營商審查用戶個人前科的權力。

“無罪推定”是法治社會的基石，意味著任何公民在未經司法審判定罪前，都應被視為清白。要求公民在辦理一項基礎公共服務時自證“無犯罪”，實質上是將每一位用戶預先視為“潛在嫌疑人”，這是一種顛倒的邏輯，是對公民人格權和隱私權的無端質疑。

其次，運營商審核標準的混亂，暴露了其將社會責任與經營風險無限轉嫁給用戶的卸責心態。 近年來，國家嚴厲打擊電信網絡詐騙，作為通信渠道的運營商承擔著巨大的監管壓力。然而，部分運營商為了規避自身風險、應付考核，不是通過加強技術監測、提升內部管理來履行反詐責任，而是采取了一種最簡單、最粗暴的方式，通過人為抬高辦卡門檻，將審核成本和潛在風險直接甩鍋給用戶和政府部門。

要求“無犯罪證明”，等于讓公安機關替其背書；要求“工作證明”“房產證”，則是試圖通過資產來篩選和過濾用戶。這是一種典型的“懶政”行為，以犧牲普通消費者的便利和權利為代價，來換取自身管理的“省心省力”。

再者，這種隨意增設的門檻，不僅于反詐實效有限，更可能衍生新的不公與尋租空間。 電信詐騙分子完全可以通過購買、盜用他人身份信息，或轉向審核寬松的地區，甚至通過偽造證明文件來規避這些審查。最終被這些奇葩規定卡住的，往往是那些不熟悉流程、無法輕易提供各種證明的普通守法公民，如老年人、剛步入社會的學生、自由職業者或外來務工人員。

這無形中制造了新的“數字鴻溝”，剝奪了他們平等獲取通信服務的權利。同時，當審核標準完全取決于營業員的口徑時，“能否順利辦卡”便可能成為一種可以“商量”的事情，為權力尋租和“黃牛”滋生提供了土壤。

通信權是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權利。治理電信詐騙，必須依靠精準的法律、技術與數據手段，而非這種“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粗放式、連坐式管理。運營商不能因為肩上負有反詐的重擔，就異化為一個可以隨意審查公民私德的“準司法機關”。

工信部等監管部門應當立即出手，統一并明確全國線下辦卡的審核標準，堅決取締一切于法無據的額外證明，將“僅憑有效身份證件辦理”作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同時，應鼓勵運營商通過大數據模型、風險行為識別等科技手段，實現更精準、更智能的風險管控，而不是將管理成本和社會代價轉嫁給最廣大的守法用戶。

辦一張電話卡，不需要自證清白，更不需要抵押信用和財產。讓通信的歸通信，讓法治的歸法治，別再讓“無犯罪證明”這樣的荒唐要求，成為公民享受基礎公共服務時難以逾越的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