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蔣介石斷言：林彪這人不會忠于毛澤東

60年代蔣介石斷言：
林彪這人不會忠于毛澤東

作者：尹家民

1971年9月13日，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大沙漠中。

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在后來越來越多地反映出來。在國際方面，善于揣摩毛澤東心思的林彪也沒有號準脈。從1969年開始，蘇聯日益囂張的核戰爭威脅，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使毛澤東迫切地感受到必須改變這種腹背受敵的不利局面。兩害取其輕，他考慮采取戰國時代秦國遠交近攻的戰略。就在這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做出了向中國表示緩和的一些姿態。他指派美國駐華沙的大使斯托塞爾與中國臨時代辦雷陽進行接觸。中國政府立即做出積極反應，雙方決定繼續中斷了兩年多的中美大使級會談。

1970年3月，由于美國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級會談又暫告停止。但大門的門縫并未關死，雙方都在試探、尋找更合適的方式。毛澤東、尼克松這兩個東西半球的頂尖人物，思路的電波已經開始串通。

林彪反對中美緩和。當然，他沒有直接這樣做，而是通過支持另一種傾向予以表示。

中美關系能否緩和，關鍵在于越南問題能否解決。尼克松擔任總統之后，采用各種戰爭手段都無法在越南取勝，開始試圖從這個沒膝的泥潭中拔出腳來。他需要一個契機。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意識到，通過談判可以給美國一個臺階下，促使美軍早日撤出越南，勝利可以提前到來。因此，他為越南領導人提的建議是：多采取一些主力軍作戰，消滅美軍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擊一猛掌，推動他痛下撤軍的決心。

毛澤東在一次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武元甲時建議，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甌半島地區發展一些主力軍。“從打小勝仗到打較大的勝仗，再到打大的勝仗。”他說，“單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動，我看也不行。”

林彪則不同。寫過《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他，在與越南領導人幾次會談中，設計了一個戰略方針，簡言之，就是一個字———“熬”。用游擊戰和美國人拖下去，既不進行正面主力作戰，也不談判，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

曾經集中多時研究過游擊戰的毛澤東，并不認為游擊戰是萬能的，它不是解決戰爭的最后手段。“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澤東對越南領導人批判林彪說：“我們過去黨內意見也不統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勸你們把美國抓住不放，一個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擊戰，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勸你們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敗敵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這樣，你們談判桌上得不了這樣的結果。”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澤東最后一次和林彪見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率領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人在人民大會堂118室與他們舉行了會談。林彪未穿軍裝，神色呆滯，一言不發。幾個月來，他對廬山會議上被毛批判的錯誤一直頑固地拒絕檢查。

毛澤東和齊奧塞斯庫談到中國的教育時，緩緩地說：“有些人口里說是聽話的，但心里是埋怨的。這就要時間，慢慢來。”他的目光劃過林彪的臉，林彪好像沒有聽見，仍不言語。

毛澤東提高嗓門說：“赫魯曉夫叫做‘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我說，把赫魯曉夫請到北京大學講學，講他那‘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柯西金不干，他說不好啊！”

除了外賓，在座的誰都知道，“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馬列主義，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發明”，是他作為毛的接班人的資本。毛澤東把它與赫魯曉夫聯系起來，不僅林彪，就是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嚴重。

林彪當然知道毛澤東“放風”的習慣，其后如何，林彪越想越是可怕。

沒等接見結束，林彪就離開了118房間，他獨自一人坐到門外大廳西北角的一張椅子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警衛員都在遠處略感奇怪地望著林彪。他本來就身材瘦小，再一收縮，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澤東身邊的座位空著。毛澤東不動聲色，依然談笑風生。直到會見結束，毛澤東和羅馬尼亞貴賓離開了118房間，林彪仍然獨自一人坐在門外大廳里。

他在想什么，誰也不知道。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澤東開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秋風再起的時節，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異處，毛澤東則生了一場大病，精神為之大衰。

1972年7月，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時又說到林彪：“誰也沒有趕他，誰也沒有料到他會跑，坐一架飛機就上天了。他反對我們跟美國接近，跟你們西方接近。”

蔣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淚縱橫。蔣介石之所以悲愴淚涌，并非留戀自己與林彪的師生之誼，而是另有隱衷———正當林彪在“文革”中出盡風頭，大紅大紫時，偏居臺灣的蔣介石在國民黨一次中常會議上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相信林彪這個人會忠于毛澤東。”會后，蔣介石的秘書陶希圣（陶系黃岡人，與林彪是小同鄉）問及此事，蔣說：“你查一查1945年的檔案就知道了。”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慶，面見蔣介石，為毛澤東主席與蔣的談判打前站。林彪見了蔣，顯得畢恭畢敬，口口聲聲地稱“校長”。蔣說：“你們共產黨還讓這樣稱呼嗎？”林彪謹慎地答道：“我盡管在共產黨內，將來校長一定曉得我能為國家做什么事。”當著蔣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長談，他表示有一些“意見”想通過蔣的心腹詳談，然后轉達給蔣。蔣即傳喚軍統局副局長鄭介民（也是黃埔生），當著鄭的面說：“林彪同學有些事情要與你充分交換意見。”鄭介民即與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作了幾個小時的長談。隨后，鄭介民向蔣遞交了一份很長的報告。60年代陶希圣查閱過這份鄭介民所寫的長報告，至今仍保存在臺灣陽明書屋。

60年代蔣介石斷言林彪不會忠于毛澤東，是基于抗戰時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諱，而且蔣手里頭也確實掌握了一份有關林彪所述意見的長篇報告。林彪死后，蔣介石很難過，幾次對秘書陶希圣提起：“可惜當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這條內線。”

此后，國際上發生了一連串事件，蔣介石身體也一天不似一天，他再次感到“反攻大陸”實在是遙不可及了。

遠在美國的尼克松，也為中國突然發生的變化憂起心來。盡管他不知道林彪摔死的事，但知道9月中旬以來，已經有五天時間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沒有在公共場合露面：既沒有在報紙上出現，也沒在電視上露臉。

在最近這五天，機場關閉了，所有的軍用飛機、民用飛機都沒有起飛。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發生了大事，軍隊已進入“一級戰備”。最為明顯的是，一年一度的國慶游行被宣布取消了。

基辛格也十分擔心。從報告的材料揣測，中國國內發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隨時將這些情況報告尼克松。

“中國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的心直往下沉。為了與中國打開關系，苦心策劃了兩年，難道又要出意外？總統深知一個國家的政策往往會隨著領導人的更迭發生變化，對“鐵幕”后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尼克松情緒受到影響，那幾天常常無故動怒。

9月21日，美國駐巴黎武官沃爾特斯將軍與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作了接觸，安排總統訪華及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聯系工作還在進行。這件事才使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緒有所緩和。據沃爾特斯將軍報告，黃鎮的態度照樣很爽快，這表明安排總統訪華的事沒有中斷。

9月23日，尼克松對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說稱，他并不認為，中國突然發生的政治動蕩會影響他去大陸旅行的計劃。

再經過巴黎秘密渠道的磋商，到10月初，中國方面答復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日程。尼克松和基辛格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蔣委員長”其實在1968年就注意到尼克松的“轉向”。1967年10月美國季刊《外交事務》上的文章，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中孤立地位的時候不久將來到。

接著發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總統在電視講話中透露，他已經派遣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國同周恩來會談。他還說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國的官方邀請。

蔣介石在臺北得知了這一消息，他感到惱火和沮喪。他指示駐華盛頓“大使”沈劍虹向美國當局提出嚴正抗議。他只能這樣做了。

本來已難以視事的蔣介石幾乎被擊垮了。他手里拿著一份英文版的《中國日報》，問沈劍虹看過沒有。沈答看過，蔣又問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及其含意。

聽完，蔣介石神色凝重:“今后，我們必須比從前更要依靠自己，更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

蔣介石的身體每況愈下，7月22日中午，副官照顧蔣介石吃午飯，沒有想到他吃到一半，東西全都吐出來了。副官將他抱起，放到臥榻上時，蔣介石突然昏厥過去。醫生們只好在中興賓館成立一個急救站，動員“榮總”的醫生、護士搶救。

翁副官立刻湊近蔣介石的嘴邊，細細聽著他猶如囈語的每一個字———“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

1975年4月5日那天，臺北的天氣特別悶熱，晚上8點55分，蔣介石的心臟一點反應都沒有。于是立刻向宋美齡和蔣經國報告這個最新消息。

這也是最后的消息———等蔣經國從七海官邸火速趕來時，蔣介石早已歸西，沒有給蔣經國留下任何遺言。

蔣介石死了，他的時代結束了。

（本文摘自《國共往事風云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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