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堯：極化與暴力正將西方推入新的動蕩周期

編者按· 2025.11.03

我們正站在一個秩序重構的十字路口。政治極化與社會暴力，已不再是遙遠新聞中的抽象概念，而是正在重塑西方社會日常的切實力量。從美國國會山的僵局到歐洲街頭的騷亂，從被意識形態綁架的“言論自由”到日益頻繁的政治暴力，一套曾被視為典范的治理體系正顯露出深刻的系統性疲勞。

本文剖析揭示了一個核心困境——西方民主的協調機制正在失靈。當解決分歧的議會演變為角斗場，當選舉博弈升級為對民主價值觀本身的爭奪，社會便在“高動員、低治理”的惡性循環中不斷內耗。這種內耗不僅瓦解著國內秩序，更侵蝕著國際合作與和平的基石。這并非一國一地的偶然，而是西方世界面臨的普遍性考題。它迫使我們思考：當共識破裂、妥協精神消亡，一個社會如何避免在自我強化的對立中走向持續的動蕩？

引言

現在的世界同時表現為保守派右翼政治勢力的全面崛起、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的支離破碎和舊國際秩序的大面積坍塌，而這正是我國現如今所面臨的一個極惡劣的外部環境。一方面，巴以沖突、俄烏戰爭、緬甸內戰等多地戰亂不斷削弱著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另一方面，互聯網的即時傳播又放大了遠端暴力的情緒沖擊，使社會對立、焦慮與極化趨勢不斷加劇。我們必須警示戰爭對公共秩序與正義價值觀的系統性破壞，這是波及整個人類文明的生存危機。

在此之下，多國內部所積壓的矛盾都在發酵形成更大規模的騷亂。在歐洲：法國一年內兩任總理倒臺，大規模抗議持續不息；英國多地爆發反移民示威與反示威對沖；意大利多城圍繞民生與產業矛盾爆發全國性罷工。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和亞洲的日本、印尼、尼泊爾、菲律賓、孟加拉國等國都存在大規模游行示威。

就西方民主世界的內部動亂而言，美國表現最為典型。通過貫連分析近期美國的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沖突與對立，以及并行審視其他主要民主國家也存在的相類似的結構性對抗：本文認為，這一輪政治極化的直接驅動在于民主政治協調機制在關鍵環節的失靈，使社會偏好無法被穩定調和并轉化為可執行、可預期的政策，從而誘發動員升級與暴力外溢。

美國的政治極化危機：

民主政治協調機制的系統性失靈

當前，美國正經歷著政治極化危機：圍繞移民、安全、言論自由等議題的左右翼競爭從“政見分歧”升級為“民主價值觀解釋權之爭”。其直接后果是美國政治協商空間收縮、政府治理成本上升、全國政策不穩定性加劇；間接后果是美國社會動亂加劇與國家分裂風險的不斷積蓄。

（一）右翼在政治暴力震蕩

下的動員與司法制衡

美國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于9月10日在猶他州奧勒姆市（Orem）戶外活動現場遭狙擊手刺殺身亡。總統特朗普當即發文悼念，同時要求全境降半旗，后在10月14日追授柯克“總統自由勛章”。當地時間9月21日，特朗普總統、副總統萬斯等政要在亞利桑那州格蘭岱爾市為柯克舉行追悼大會，大規模民眾也參加了悼念儀式；多家電視媒體與網絡平臺同步直播，美聯社發布了報道。在追悼會與媒體訪問中，特朗普將柯克定位為“自由殉道者”，把矛頭指向“激進左翼”；同時稱要“降低暴力言論的溫度”。除此之外，追悼會前后一周內，多州校園與城市舉行燭光里守夜與祈禱會（華盛頓特區、明尼蘇達州、亞利桑那州、印第安納州、佛州等），呈現出全境內分布式的悼念景象。

特朗普在柯克的追悼會上致辭（圖源：美聯社）

柯克曾支持嚴苛的邊境執法與選民身份證制度、反對墮胎、力挺持槍權，長期抨擊校園“覺醒”議程、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公平和包容）與“批判性種族理論”，反對疫情期間的強制佩戴口罩與疫苗接種規定，主張限制跨性別政策，反對所謂的“激進氣候政策”，且多次公開質疑2020年大選程序的公正性。柯克的政治活動主線是以校園保守派動員與青年外聯為核心（搭建全國校園網絡、舉辦大型集會辯論與網絡傳播），他曾是特朗普2024年競選過程中的關鍵角色之一，負責組織青年選民與基層拉票，并在執政期間不斷通過媒體與校園網絡為特朗普政府的議題持續造勢，不斷鞏固基層支持并培育候選人。可以說，柯克曾是特朗普政府連接社會（尤其是青年群體）的一座關鍵橋梁。

柯克槍殺案被視為美國政治暴力加劇的又一標志性事件。事件廣泛引發有關言論活動保護與極端主義關系的討論，并進一步將“政治對立如何侵蝕社會信任與公共安全”推向輿論中心。進一步看，“言論自由”曾是民主政治體現包容性與吸納異見的標志性工具，但在當下極化語境中卻日益成為加深種族仇恨、激化對立乃至煽動暴力的“護身符”和“催化劑”。

與此同時，右翼政治近期動態呈現“強硬治安與移民議程”與“受司法制衡”的并行態勢：在柯克遇害引發全國震動后，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等共和黨要員高調譴責政治暴力，繼續以“法與秩序”框架凝聚支持者。但是，右翼勢力在政策推進層面則屢遭司法阻滯：首先是西雅圖聯邦法官發布全國性禁令叫停來自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擬將無證移民子女排除在Head Start學前項目之外的政策，裁定已于9月11日生效，且與羅德島法院更早的區域性禁令相互呼應。其次是亞利桑那聯邦法官在9月11至13日臨時阻止遣返多名未成年非法移民，并要求進一步審查程序正當性。上述進展表明，在近期政治暴力沖擊的背景下，美國右翼通過“法律與秩序”敘事強化群眾動員，但在政策推進層面持續遭遇聯邦司法制衡，呈現“動員增強但落地受限”的格局。

從歷史上看，美國“總統-國會-法院”的分權制度本應通過集體表決實現強制協商，并一定程度上地調和政見沖突；然而在當前極化態勢下，該機制已逐漸演變為黨派政治的主戰場。同時，聯邦制與合作聯邦主義的運行模式則導致全國性政策碎片化，并引發跨州沖突與程序性對抗等多重困局。

（二）左翼再動員：

巴以敘事與工運回潮

就近期而言，美國左翼團體的背書與年輕及進步陣營的動員正在推升其關鍵政治人物的競選勢頭。于9月9日發布的紐約時報/錫耶納學院民調顯示，左翼州議員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紐約市長選舉中以46%支持率領跑。他在巴以議題上強烈抨擊以色列，為“全球化起義”口號辯護。民調顯示他被視為“最能回應巴以沖突”的候選人（43%），在18～29歲的選民中支持率高達70%。與此同時，來自親以組織的7月調查顯示，猶太裔選民對其評價高度兩極化：約六成反對且逾半擔憂其當選將惡化該地區的安全環境。

查理克特曾在右翼中以非官方身份積累群眾動員經驗，而在左翼中也有通過基層動員在體制內孕育出代表性人物與新政治模式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AOC現象”。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自2018年在紐約第14選區民主黨初選中爆冷擊敗黨內三號人物喬·克勞利（Joe Crowley）后，以突出的草根背景和激進的進步議程迅速走向全國政治舞臺。她的“綠色新政”將氣候、就業、種族與區域不平等打包整合成統一敘事，通過社交媒體直播、聽證會“科普”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讀復雜的政策。同時，她與奧馬爾、特萊布、普雷斯利等人結成“Squad”，在民主黨內構建起代表年輕左派的品牌化左翼集團；有消息稱，她正在為2028年總統競選或紐約聯邦參議員席位競選做準備。支持者認為她迫使民主黨在氣候、稅收、醫療和產業政策上左移，代表了“價值驅動政治”；批評者則指責其經濟政策激進、對增長和治安成本估計不足、加劇兩極化。總體來看，AOC現象折射出美國年輕一代與傳統政黨聯盟的對沖：以價值導向和群眾運動所驅動的“從街頭到體制”的混合策略正在改寫現實政治議程與競選籌資模式。這也標志著美國進步政治面臨的關鍵考驗，即如何應對大規模基層動員所積累的民意沖擊，以此制定能夠協調左右兩翼不斷極化的社會群體，并長期運行的可持續性政策。

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爆冷贏得民主黨初選

（圖源：Getty Images）

圍繞巴以沖突，左翼基層與國會進步派正在形成“議題同頻+路徑互補”的戰略路線：兩位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范·霍倫（Chris Van Hollen）與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在訪問中東后，于9月11日發布報告，明確指稱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清洗”，并主張將對以軍援設定條件、收緊軍售審查。結合在7至8月間，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SA）在今年大會上通過更為強硬的聲援巴勒斯坦的決議，公開呼吁對以色列實施軍售禁運，把“停火-禁運-問責”作為基層動員的核心框架，疊加持續抗議，強化對民主黨內主流路線的外部壓力。總體來看，左翼以“人權合規+預算杠桿+社會動員”為組合，將有關巴以議題的政治主張推向立法環節。

在美國內部的左翼敘事中，勞工與工會議題也是高動員度主戰場：近期防務與航空航天板塊的罷工與談判集中圍繞工資、醫療、崗位穩定與排班權等訴求展開。波音防務方面，自8月初起約3,200名圣路易斯地區工人的罷工已進入第三個月：9月10日工會與公司達成五年期臨時協議但在9月12日被多數否決，罷工繼續；10月16日，代表3,200余名工人的IAM工會已向全美勞資關系委員會（NLRB）提交不公平勞工行為指控。通用電氣航空（GE Aerospace）方面，600余名UAW工會成員自8月下旬起罷工，9月13日宣布就五年期合同達成臨時協議并于9月19日投票批準，9月21日起分批復工。上述進展疊加起來，使左翼得以將“改善勞工待遇、重塑企業治理與產業政策”推進至立法層面。

依照美國政治制度設計的初衷，包含“征求公眾意見”的立法機制旨在以程序性參與降低信息不對稱，并在規則層面實現各群體之間的利益調和；但如今該機制卻在自由主義左翼與保守主義右翼的意識形態分化下本末倒置，進而演變成為斗爭的武器。再加上全國性禁令頻發造成的“朝令夕改”，導致政府執政效能下降、企業合規成本增加與社會分歧固化，其核心協調功能已然極度失靈。

概括地說，美國極化危機的根本癥結是民主政治協調機制的系統性失靈；具體表現為：言論自由被意識形態裹挾、分權制度被黨派政治濫用、聯邦制導致“央地對抗”、行政立法程序陷入混亂等。近期，美國政治生態表現為左右翼社會動員增強但實際政策難落地，隨即引發國家治理成本上升、社會信任崩塌和政見對立被制度放大并自我強化。這一惡性循環日益固化，使美國社會進入“高動員、低治理、高風險”的新常態。

美國的社會動蕩危機：

暴力民粹主義和治安失序

在美國的社會層面，罪案的激增和失效的治安系統形成雙重壓力。當前美國罪案中的主要兩類尤為顯著突出，一是政治暴力罪案，二是仇恨犯罪；該兩類犯罪率均為歷史高位。芝加哥大學最新調查證明美國由左右翼意識形態共同驅動的政治暴力達到歷史性高位；聯邦調查局最新公布的全美仇恨犯罪數據顯示為歷史第二高；另外，針對執法人員的襲擊創近10年新高。以上種種皆表明美國政治極化的深化，正全面外溢為社會暴力與治安危機。

（一）政治暴力新常態：

暴力民粹主義

在政治協商機制失靈之后，極少數美國民眾或被迫轉向使用暴力以表達其政治訴求。這是導致政治極化失控的另一特征：美國政治暴力案件的數量和嚴重性同步激增。近期就關鍵政要的針對性犯罪包括：4月13日，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州長官邸遭嫌疑人投擲燃燒瓶；6月14日，一名男子偽裝成警察在明尼蘇達州先后闖入兩名民主黨籍議員的住所行兇，造成兩人遇害，兩人受傷。柯克槍殺案只是美國近年來政治暴力不斷加劇的眾多案例中的其中之一，近期多重案件皆表明美國正處于一個“暴力民粹主義”的時代。

一方面政治暴力達歷史高位且持續惡化，另一方面政治人物所引發的對立外溢成為其支持者群體之間的對立。在6月全美針對特朗普政府舉行的“No Kings”（“不要君王”）示威期間，美國各地又發生了一連串暴力或險些釀成暴力的事件：在猶他州，一名男子持步槍向示威者沖去，與一名持槍“安全志愿者”發生交火，造成一死一傷；在加利福尼亞州，示威者包圍一輛汽車時，司機加速駛進人群，造成多人受傷；在亞利桑那州，一名男子因對示威者揮舞手槍而被捕。其第二輪全美抗議在10月18日開始，組織方稱約700萬人在2600-2700場活動中走上街頭，規模超過6月首輪。

6月14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人們參加“不要國王”抗議活動（圖源：新華社）

當前態勢的顯著特征是持左右兩翼立場的施暴者皆有，隨著越來越多美國民眾對體制失靈感到挫敗與無助，政治暴力的頻率與嚴重性正在顯著上升。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有民調顯示有2%的民主黨人和3%的共和黨人在一般情況下支持對反對黨領袖施暴，但若認為對方推行“有害或剝削性政策”，該支持率則上升至約10%。這表明，盡管大多數人反對政治暴力，但仍有近一成受訪者表示贊同。無論偏左還是偏右的美國人，對“以武力達成政治目的”的支持率都在上升，政治暴力行為變得愈發有預謀，美國正處于一個政治暗殺、暗殺未遂和暴力抗議的歷史高峰期。

輿論層面的煽動性暴力言論更加常態化，公眾的神經在不斷地刺激下愈發麻木，社會對暴力行徑的容忍度在不斷提高。如前文所述，美國社會不僅陷入兩極分化，還在形成明顯可見的“動員化集團”，兩翼集團的煽動性政治修辭可能促成更多的暴力，并不斷造成越發惡劣的政治暴力事件，美國的治安新常態正逐步演化成“暴力民粹主義”。

（二）極端暴力高發與公共安全失序

與政治極化并行的是，美國社會近期重大暴力案件呈現高頻、跨場景特征，仇恨犯罪率達歷史高位，同時案情之惡劣駭人聽聞。

美國近期槍支暴力頻發、青少年激進化加劇，疊加群體心理健康隱患，公共安全的脆弱性不斷受到威脅。8月27日，明尼阿波利斯報喜天主教堂在學校彌撒期間遭遇大規模槍擊，致2名兒童遇難、21人中彈受傷，嫌疑人當場自盡；9月10日，科羅拉多州埃弗格林高中發生校園槍擊，一名16歲在校生持手槍擊中兩名同學后自殺，警方稱其受到互聯網極端主義內容的影響。加之查理·柯克和今年7月特朗普遭到的槍擊刺殺的情況，上述近案與既往重大事件相疊加，不斷加劇著美國民眾對政府槍支暴力治理能力的質疑。

需要指出，槍支暴力僅為美國近期暴力案件的一類表現，其他形態的仇恨犯罪與惡性暴力同樣頻發。8月22日，一名烏克蘭難民在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乘坐輕軌時遭一男子無故持刀襲擊，頸部重傷當場身亡；受害者于2022年為躲避俄烏戰爭去到美國，嫌疑人已被當地檢方以一級謀殺罪起訴，最高面臨死刑。9月10日，德州達拉斯一汽車旅館內的糾紛升級為極端砍殺案件，嫌疑人將被害人當眾斬首，并將其頭顱踢動兩次后丟進垃圾桶，嫌疑人已被捕且面臨謀殺指控。上述個案雖性質各異，卻共同引發了美國民眾對極端暴力威脅的嚴重擔憂，同時揭示了美國社會所存在的嚴峻治安危機。

同時，由于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深度參與，外部危機也直接加劇了其內部的對立矛盾，從而進一步惡化治安局勢。比如，巴以沖突無疑是矛盾主要來源之一。兩黨參議員反猶特設小組援引FBI數據指出：反猶太仇恨犯罪在2024年同比上升近6%，并創下FBI有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宗教偏見事件整體上漲3.1%，其中69%為反猶傾向。具體案例包括：5月21日，華盛頓特區首都猶太博物館外發生槍擊，致兩名以色列使館工作人員遇害；6月1日，科羅拉多州博爾德親以活動現場遭投擲燃燒瓶與簡易噴火裝置襲擊；9月21日，新罕布什爾州婚禮現場突發槍擊致一死兩傷，槍手曾呼喊“解放巴勒斯坦”。此類案例皆反映出外部沖突與高度分裂的社會議題持續激化美國的國內緊張，許多暴力動機已經超出傳統左右政治譜系，進而表現為反體制或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意識形態。美國社會的治安危機因此不再是單一的法律問題，而是一種政治心理與社會情緒的系統性失序。

現如今，美國政府既無能調和對立群體之間的政見矛盾，也無力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同時也讓自身陷入執政效率不斷下降和執政程序逐步僵化的泥潭，美國陷入了“情緒化治理失效”的結構性困境。在暴力事件觸發的高壓輿情下，政府決策更趨短期化與碎片化，難以恢復社會信任或維護安全秩序。若此趨勢持續，美國可能在相當時期內維持“高動員與高暴力并存”的不穩定常態。

近西方民主世界的內部分裂

和國際秩序的大面積坍塌

政治極化的惡果也不單體現在美國，而是蔓延至意大利、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其他主要民主國家，整個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世界都面臨相似的困局。例如圍繞加沙議題所產生的社會分歧，在意大利形成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與罷工。左翼與基層工會把反戰訴求與勞工處境相結合，發起了全國24小時罷工、阻斷港口與鐵路、車站靜坐等行動，其核心訴求是聲援加沙，要求當局停止對以軍貿并承認巴勒斯坦國。同時，示威者反對政府與企業把財政緊縮與物價壓力轉嫁給勞工，要求漲薪與保障公共服務。當局譴責游行暴力，同時對承認巴勒斯坦有所保留，這進一步激化了左翼“勞工、反戰、反右”的動員敘事。

9月22日，人們在意大利羅馬參加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圖源：新華社）

今年七月開始，英國的大規模街頭政治以右翼動員為主線，掀起反移民浪潮。反移民集會從埃平、諾福克、倫敦等地多點蔓延，其間多次與反種族主義團體形成激烈對峙。據估算，在9月15日前后舉行的游行規模在11萬至15萬人之間。期間，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沖突，并出現了投擲物品、沖闖隔離帶等行為。首相斯塔默用“塑料愛國主義”譴責相關暴力行為，內政大臣等也公開批評相關煽動性言論；同時，主流與右翼政界圍繞“言論自由”出現意見分歧。同月7日，倫敦的“反對反猶主義大游行”號稱超七萬人參加，這也被右翼與中右翼視作對治安與文明價值的捍衛。

法國近期以“反緊縮”為主軸爆發大規模罷工，全國鐵路、醫療、教育同步受擾，數百人被捕并有警員受傷。右翼陣營借勢推進其敘事框架：把財政危機歸因于國家債務失控與官僚浪費，主張減稅與削減基層公共服務，并對抗工會訴求；在政治上對總理勒科爾努窮追不舍，同時在街頭保持動員，以求對政府預算議程的最大限度施壓。

同期，澳大利亞爆發的大規模動員圍繞多重主線。一是“親巴全國游行”在澳政府承認巴勒斯坦國后再度放大；二是反大規模移民集會；三是因生活成本抬高與住房擠壓的跨城示威。澳洲右翼團體的話語主軸是：擴大對巴人道援助、增加對以制裁、實施雙向軍貿禁運；把高移民人數與住房、治安壓力直接關聯，主張收緊簽證與邊境，優先照顧本地福利與公共服務；同時捍衛“愛國、法治、反極端化”口號的合理正當性，以對沖中左政府在對外與移民政策上的“失衡”。

在日本，高市早苗在10月5日被自民黨選為新任黨首，10月21日在國會指名后出任首相。多家主流媒體以“右派／超保守（ultra-conservative）”來描述她的立場：對華強硬、曾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主張推動憲法改革、反對同性婚姻與夫婦分姓、支持男性優先皇位繼承等。其上臺恐將聯動美國印太戰略加劇對華的戰略針對。

和美國一樣，西方民主國家集體面臨治理失靈、社會斷層與制度疲軟的多重危機。這輪極化浪潮的本質，是以制度功能衰退為核心的系統性危機；且極化分裂的現行態勢必然進一步加劇西方民主世界集體“向右轉”的結構性對抗。與此同時，特朗普9月23日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大肆批評歐洲國家左派移民與能源政策這一行為，則進一步加劇著民主世界的內部分裂。在外部挑戰與內部矛盾交織下，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模式正呈現整體衰退跡象，國際秩序的協調基礎被侵蝕，跨國合作能力急劇削弱。昔日的“民主共識”與“制度自信”正加速瓦解，世界正進入一個以制度失效、對抗升級與秩序坍塌為特征的新的動蕩周期。

本文作者

伍子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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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吳雨彤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