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刑訊逼供代表了權力對人的控制可以達到的極致——不僅僅是控制你的身體和行為，更是挖掘并利用你內心最私密、最脆弱的恐懼來奴役你的靈魂。這也是人性之惡的極致。
河北石家莊刑訊逼供案這次能報出來，讓人有些驚訝，其中刑訊細節讓有感到驚悚。暴欽瑞2022年7月因涉嫌尋釁滋事這種口袋罪名，被新樂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一家賓館被“指定居住”期間，暴欽瑞受到難以想象的殘忍和變態對待。
用電棍電他的雞雞，用鐵棍毆打，屬于殘忍；至于讓他張開嘴喝尿，舔屁眼等則屬于變態。
33歲的暴欽瑞遺有妻有兒，三年來，妻子一直不敢告訴孩子父親已經離世的事實，只能用“爸爸工作忙”來安撫他們。
這起刑訊逼供非常穿越，比起我參觀過的明代監獄，滿清十大酷刑······有過之無不及。
現實說多了發不出來，還是說歷史吧。
以前看周星馳的《九品芝麻官》有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名場面。這種場面古代其實并不鮮見。
在中國古代，皇權本就也包括審判權，所以，行政長官就是父母官，父母官像父母一樣審批小民天經地義。
再加上傳統社會的刑偵技術手段欠缺，刑訊逼供作為一種最廉價的審判方式屢試不爽。
明面上的什么打板子等都算輕的，暗地里，牢房里足夠讓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死去活來。
刑訊逼供的恐怖也成了統治一種震懾。不過也正是這種恐怖，和儒家道德太違和。所以在王朝開明時期也多少有些限制。
就拿蘇東坡的烏臺詩案來說，在開庭時，如果刑訊逼供，蘇東坡是可以一上堂就翻供，宋代司法在程序上對刑訊逼供是有防范的。
蘇東坡當時并沒有翻供，至少說明并沒有收到太大程度刑訊逼供。
讓蘇東坡差點自殺的烏臺詩案，相比而言，已經算很文明了。要是在大多數朝代，蘇東坡恐怕九死一生。
審訊時，審查者在封閉空間內對被審者，是完全而絕對的強勢。
如果沒有律師介入等現代文明約束，審查者完全不受約束，人的罪性可以充分表露。
這就是為何古往今來，刑訊逼供屢見不鮮的原因。
人的罪一旦充分展現，到底能殘忍變態到什么程度，這也是哲學文學等喜歡探討的問題。
因此，審訊室，看守所，牢房往往是文學作品喜歡發生的場所。
那就來談文學吧——《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里有一個101號房間。它最終目的不是獲取口供或情報，因為口供這些東西早已通過常規酷刑獲得，而是為了完成思想控制的最后一步：徹底摧毀個人的內心，讓他背叛自己所愛的一切，從而完全臣服于組織。
先是發現你的“終極恐懼”：通過之前的審訊和監視，黨早已掌握了每個人的心理弱點——可能是怕火、怕高、怕某種動物等。
用它來威脅你：當常規酷刑無法讓你在最后一步屈服，即放棄自我，從內心深處“愛老大哥”時，你就會被威脅送入101號房間，面對你最恐懼的東西。
提供一個“出路”：組織會給你一個簡單的選擇——要避免承受這種終極恐懼，你必須出賣另一個人。這個“出賣”通常意味著將你最恐懼的東西轉嫁到你最愛的人身上。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迫使你主動背叛的道德陷阱。
對于《一九八四》主角溫斯頓·史密斯來說，101號房間里的東西是老鼠。
溫斯頓從小就極度恐懼老鼠，甚至做過關于老鼠在黑暗中啃咬他臉頰的噩夢。這是他內心深處最原始、最無法控制的恐懼。
在101號房間里，奧布萊恩將一個裝有兩只饑餓巨鼠的籠子罩在溫斯頓的臉上，并威脅要放開籠門。在極度的、非理性的恐懼壓倒一切的時刻，溫斯頓崩潰了，他喊出了那句標志其靈魂徹底毀滅的話：
“去咬裘莉亞！咬裘莉亞！別咬我！裘莉亞！我不管你們把她怎樣！把她的臉咬碎，啃得只剩骨頭。別咬我！咬裘莉亞！別咬我！”
101房間和刑訊逼供代表了權力對人的控制可以達到的極致——不僅僅是控制你的身體和行為，更是挖掘并利用你內心最私密、最脆弱的恐懼來奴役你的靈魂。這也是人性之惡的極致。
這間房間測試的是人性最后的底線：愛與忠誠。當一個人為了自保而愿意犧牲自己最愛的人時，他的人性也就被徹底抹殺了。
“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就是你自己：奧威爾想告訴我們，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并非外在的刑具，而是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無法克服的恐懼。極權主義最邪惡之處，就在于它系統地找到并利用了這個弱點。
通過迫使你主動背叛，黨讓你成為了自己毀滅的同謀。你不再僅僅是一個受害者，而是一個為了自保而犯下道德罪行的參與者，這讓你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從而徹底失去反抗的意志。
101號房間和《一九八四》詮釋了在一個徹底的物質與精神被控制的世界里，個人的愛、忠誠和人性尊嚴是如何被系統性地、科學地摧毀的。它留下的不僅是對極權的恐懼，更是對人性弱點的深沉悲憫。
刑訊逼供提升了審案速度，也提升了冤假錯案的數量。雖然有些罪大惡極者面對法律漏洞和刑偵手段的有限時，往往囂張跋扈。
刑訊逼供一定程度打壓了這部分人。
然而，刑訊逼供最大的傷害是放出了人性之惡，以及對整個人類文明底線的摧殘。因此，依然應會在制度上，鏟除刑訊逼供。
最后，想說說古代另一個國度，怎么審查刑事案件。
中世紀的英國，同樣刑偵技術非常有限，有些刑事案就是判不下來。
英國的法庭有這樣的規定，去犯罪嫌疑人所在的社區，去問當地社區的人，這個嫌疑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讓社區居民按著圣經說出答案。
根據歷史統計，這樣判決下來的官司，冤假錯案比例居然跟今天，刑偵技術極度發達的今天，不相上下。
后來，這個方法演變成了陪審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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