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何“低估”中國科技崛起的能力？黃仁勛的反思值得深究

在當今全球科技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英偉達公司首席執行官黃仁勛的一席話如同一記警鐘，敲醒了那些曾輕視中國創新潛力的人們——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頻道采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

最初，美國政府嚴重低估了中國在科技產業發展的潛力——換言之，貿然開啟貿易戰是戰略失誤。如今，中國已經能夠完全依賴自身的產業而發展，并不依賴美國技術，并強調“中國實現從跟跑到并跑甚至領跑的轉變”。

這一觀點不僅揭示了中美科技博弈的深層動態，更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政策失誤的深刻反思。南生認為：黃仁勛的言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基于中國近年來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領域的飛速進展，以及美國在貿易戰中的屢屢受挫。

本文將深入探討黃仁勛的采訪內容，分析中國科技產業的崛起軌跡，評估美國政策的影響，并剖析為何特朗普政府會低估中國的科研能力，從而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而嚴謹的視角。

黃仁勛在采訪中強調，美國對中國科技產業發展能力的低估是一個戰略誤判。他提到：“我們低估了中國加速發展自己科技產業的能力，他們現在每年生產數百萬顆人工智能（AI）芯片”。

這一數據背后，是中國在AI領域的全面布局

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統計，中國AI芯片市場規模從2018年的不足50億美元增長到2023年的超過150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高達30%以上。中國企業在如華為、寒武紀等公司的推動下，不僅在芯片設計上取得突破，還在制造環節逐步擺脫對外依賴。

黃仁勛進一步指出，美國不要自以為在AI領域領先中國很多，其實兩者之間的實力僅有“納秒之差”。這種比喻形象地說明了中美在技術上的微小差距——中國正通過國家戰略支持、企業創新和人才集聚，迅速縮小這一差距。

例如，中國在2020年發布的“新基建”計劃中，將AI列為核心領域，投資額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推動了從算法研發到硬件制造的完整產業鏈形成。

黃仁勛還多次公開反對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采取的“芯片禁售”政策，他認為這一措施適得其反。強調：中國擁有大量人才，在半導體領域擁有極強的競爭力，美方的禁售無形中會助長中國的芯片自主，反而導致包括英偉達在內的美國企業失去市場。

這一觀點得到了市場數據的支持：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BCG）的報告，2022年全球半導體市場中，中國占據了近40%的需求，但美國企業在華銷售額因政策限制而下滑，預計未來五年內，英偉達等公司可能損失超過200億美元的收入。

不久前，黃仁勛更是無奈地坦言：英偉達曾占據中國AI芯片高達95%的市場，但卻在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影響下“這個市場份額巨額暴跌至零”。

與此同時，中國加速了本土替代進程，例如中芯國際在14納米制程上實現量產，并計劃在2025年前攻克7納米技術。而華為旗艦型手機的芯片早已被多家研究機構檢測為“達到5納米”水平。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黃仁勛將中國描述為“一個強大、創新、渴望成功、快速發展的競爭對手”，這反映了中國在科技生態上的全面優勢——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應用，我國正通過“雙循環”戰略強化內需驅動，減少外部依賴。

從特朗普政府的實際表現來看，也證明了這個判斷

美國政府的關稅戰幾乎戰勝了“除中國以外的所有國家”，但卻在中國面前卻屢屢碰壁，不得不多次主動求和。這一現象的背后是：中國經濟、對外貿易的韌性和科技政策的連貫性。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美國在2018年發起的對華關稅戰中，中國出口受影響程度遠低于預期——2018年至今的進出口總額幾乎年年在增長，今年前9個月的順差更是創下歷史新紀錄。

如今的中國通過多元化市場、提升產業鏈韌性以及加大研發投入，有效化解了外部壓力。例如：在5G通信領域，華為盡管面臨美國制裁，但仍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專利持有數量位居世界第一。

這種韌性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多次受挫后不得不重新評估策略，轉而尋求談判，但此時中國已在高科技領域站穩腳跟。

市場分析人士的預測進一步強化了黃仁勛的觀點，認為：快則3年，短則5年，中國就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徹底解決EUV（極紫外）高端光刻機問題，實現真正的“無脖子可卡”。

EUV光刻機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設備，長期以來由荷蘭ASML公司壟斷，但中國在光刻技術上的投入已初見成效。例如，上海微電子裝備集團在2021年宣布突破28納米光刻機技術，并計劃在不久后推出EUV樣機。

同時，中國在稀土、鎵、鍺、銻、鎢及其他稀有金屬供應鏈上的優勢也為科技自主提供了支撐。稀土是制造芯片、電池等高科技產品的關鍵材料，中國的精煉能力全球份額高達90%，重稀土占比還更高。

美國若想建立不依賴中國的第二條稀土供應鏈，至少需要十年，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時間差使得“優勢站在中國這一邊”，成為不被意識形態所左右的正常分析機構的共識。

那么，新的問題來了：特朗普政府為什么低估中國在科研方面的能力呢？

南生認為，原因可能有如下幾種：首先，美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技術優越感”導致特朗普政府忽視了中國體制的效率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中國已實現“十四五”規劃等國家戰略，科技自立自強始終作為核心目標，2024年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已達到2.69%，超過歐盟與日本，接近美國水平。

其次，美國情報和評估體系存在盲點，過于依賴傳統指標，而低估了中國在人才培養和基礎研究上的積累。中國每年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數倍，且在頂級期刊論文發表量上已躍居世界第一。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短視政策，如單邊關稅和出口管制，未能考慮到全球產業鏈的互聯性，反而激發了中國自主創新的決心。

最后，文化差異和意識形態偏見使美國難以理解中國“長期主義”的發展模式，這是中國以五至十年為單位的規劃與美國選舉周期的短期思維形成鮮明對比。

南生認為，黃仁勛的采訪不僅點明了美國在科技競爭中的誤判，更警示了未來全球格局的演變。中國在AI芯片、光刻機和稀土等關鍵領域的突破，正重塑科技權力的平衡。

美國若想維持發展，需重新評估政策，轉向合作與競爭并重的策略。否則，時間將真正成為中國最可靠的盟友。這一反思不僅關乎科技產業，更關乎全球經濟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