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特朗普 檔案中的烏干達食人魔阿明

德里克·彼得森教授是《阿明的烏干達：人民的歷史》一書的作者，該書回顧了普通人在暴*力獨*裁統治下的生活與工作狀況。

1972年8月，總統伊迪·阿明下令驅逐烏干達的亞裔社區。政府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和企業，將其作為“經濟獨立戰爭”的一部分來辯護，旨在在數十年的壓迫之后賦權黑人非洲人。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場所謂的戰爭逐漸擴展，幾乎覆蓋了烏干達經濟的各個領域。商店老板被迫按照政府批準的價格出售商品，違反規定者將受到嚴厲懲罰。一些政府官員還親自承擔了執行這些措施的責任。到1975年，烏干達中部省省長阿卜杜拉·納蘇爾定期在坎帕拉巡查，以尋找潛在違規行為。檔案照片顯示，他身穿軍裝站在市場攤位上，對商販進行經濟自主的訓導。

納蘇爾是德里克·彼得森新書中的眾多人物之一。彼得森指出，阿明八年的統治充斥著極端暴力，但僅靠暴力無法解釋為何如此多的烏干達人將生命投入支持這一政權。彼得森認為，歷史學家必須正視阿明在一代民族主義者中的廣泛吸引力——這些人將他的獨*裁視為實現社會和政治解放的一種手段。為探討這一觀點，該書追溯了那些將才華貢獻給阿明政府的官僚、廣播員、學者和藝術家的生活。同時，該書也考察了西烏干達的異議者如何突破這些限制，構想一個全新而更美好的世界。

德里克·彼得森是密歇根大學的阿里·馬茲魯伊歷史與非洲研究教授。在過去十六年里，他支持了東非保護脆弱檔案的開創性項目，并在烏干達博物館策劃了三場展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彼得森教授回顧了普通烏干達人如何應對阿明時代，以及政府如何在變化的世界中謀求定位。他還描述了在當今烏干達開展歷史研究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記者：您之前的研究關注東非地區的知識與宗教生活。那么，最初是什么激發了您對伊迪·阿明時代烏干達的興趣呢？

德里克·彼得森：我最近的一本書研究的是東非復興運動——這是一個在20世紀40至60年代對東非產生重大影響的基督教皈依運動。我在書的結尾寫了幾頁關于阿明的內容，將他視為烏干達宗教歷史中的一種“斷贖點”。基于這項研究，我意識到烏干達各地的閣樓或地下室里保存著大量未經整理、沒有編目記錄的檔案。隨后，我與密歇根大學的學生以及坎帕拉的馬凱雷雷大學的同事們一起著手整理烏干達瀕危的政府檔案。我還與位于福特波特的月山大學的同事合作，將一份份政府檔案從閣樓搬到大學校園內。他們創建了非洲迄今為止最大的數字化政府檔案庫。正是這些資料引導我寫了這本關于伊迪·阿明時代烏干達的新書。它并不是對我研究東非復興運動的直接延續，但它建立在那項研究過程中鋪設的一些檔案基礎之上。

記者：您的書關注的是在阿明時代活躍于烏干達各機構的男女官員。您為什么決定將他們置于敘事的核心位置？

德里克·彼得森：部分原因是他們自己希望被記住，同時他們在檔案中留下了非常豐富的痕跡。阿明時代烏干達的地方“愛國者”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具有歷史意義——他們認為自己正在將機構從外來控制中解放出來，他們的工作標志著烏干達歷史和政治的新起點。他們記錄下了所有事情，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堅信自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感受到當時暴力環境下的危險。他們希望通過盡可能多地留下證據來打動坎帕拉的當局，展示自己在建設烏干達主權方面的積極投入。因此，無論是出于不安全感還是自信，他們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大量記錄。他們的檔案構成了這本新書的基礎。我并不是對他們毫無批判，我不一定欽佩書中寫到的人，但我確實試圖理解他們為什么以及如何認為自己站在烏干達歷史主權新時代的前沿。

記者： 您的書并沒有回避伴隨這一新時代而來的暴力。您研究的這些人，是如何在阿明政權的動蕩中調和他們的理想主義的？

德里克·彼得森： 暴力是20世紀70年代公共生活中無法回避的一部分。我并不想淡化伊迪·阿明政府的血腥與專制。但我在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是，這種暴力有其政治基礎。它并非毫無意義的瘋狂行為，而是阿明政府試圖動員的愛國能量的產物。書中的一章專門講述了“烏干達電臺”——這是坎帕拉當局用來設定全國公共生活節奏的重要傳播工具。

在20世紀70年代，收聽烏干達電臺的信號絕非易事。干電池供應短缺，人們得費勁才能弄到電池。即便擁有中波收音機，也必須精心調頻——在正確的時間把天線指向正確的方向。許多人僅僅因為聽不到來自中央的指令，或者不了解這些指令的內容，就被視為違令者。還有一些人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或職業被突然定性為非法，而發現自己被排除在阿明法令的保護之外。舉例來說，經濟犯罪法庭將烏干達經濟中一些原本正常的行為定為犯罪。通過地區、語言或經濟差異進行商品套利獲利——也就是議價——被宣布為非法，甚至可判死刑。這些措施使許多人被迫生活在法律之外，成為軍官或其他執法者懲罰“非法行為”的目標。

記者： 我對阿明干預宗教生活的部分印象深刻，包括他打擊所謂“少數信仰”的運動，以及他與教會領袖之間出人意料的合作。這些政策的靈感來自何處？它們在實踐中是怎樣的？

德里克·彼得森： 阿明政府試圖對一切領域進行去殖民化。在宗教領域，就像在經濟領域一樣，阿明政府試圖將原本不在政府管轄范圍內的人類生活領域納入官方監督。書中有一章講述了建立“宗教事務部”的計劃，其任務是將異端宗教傳統置于監管之下——也就是說，確保新興的宗教思想受到既有機構的審查和控制。

在1973年至1977年間，各類新教團體、巴哈伊信徒以及眾多靈修派別都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傳教士被命令離境；同時，烏干達圣公會、天主教會和伊斯蘭最高委員會等大型既有機構被委托接管他們的財產。這場宗教專*制化運動得到了約翰·姆比提的協助——他今天被人們視為提出“非洲傳統宗教”概念的神學家。

姆比提并不認為自己是阿明政府的仆從，他并非有意推動文化或政治暴力。但他確實認為，阿明對宗教生活進行監督的努力是一件好事——因為這能對多樣化的宗教表達施加一定秩序，并幫助界定“非洲基督教”真正的非洲本質。因此，在那段時間里，他成為阿明建立國家宗教監管機構這一計劃的積極支持者之一。

記者： 我也對阿明的思想如何在整個非洲大陸的政治中得到體現感到好奇。烏干達人在20世紀70年代是如何思考、并重新思考他們在非洲中的地位的？

德里克·彼得森： 這是我在寫作中感到最迷人的一個方面。如今，在國際政治中，烏干達常被視為一個內陸小國、邊緣角色；但在20世紀70年代，伊迪·阿明卻積極努力地將烏干達定位為全球黑人反抗殖民壓迫與種族主義斗爭的前沿陣地。

作為總統，阿明以反帝、反種族隔離的名義，發起并支持了許多出人意料的計劃，聲援世界各地受壓迫的少數族群。其中包括他為“泛非主義大會黨”（Pan-Africanist Congress，簡稱PAC）提供裝備與訓練支持。其領導人波特拉科·勒巴洛（Potlako Leballo）視阿明為合作伙伴，希望通過他擴大PAC的影響力，強化該組織作為反種族隔離運動先鋒的形象。

對于阿明政權來說，這類舉措也強化了烏干達的國際地位——證明烏干達并非“邊緣地帶”，而是“世界的中心”。20世紀70年代之所以成為一個充滿力量的時代，不僅因為阿明是一個好斗的煽動者，更因為他與烏干達人付出了實質努力，試圖讓國家成為全球解放斗爭的核心。普通烏干達人也積極參與各種旨在解放國家、解放非洲脫離外來壓迫的計劃。

我認為這一切中有許多令人敬佩的地方。這與當下美國的政治時刻產生共鳴——我們也在努力“去殖民化”歷史，努力讓那些曾被邊緣化的歷史敘事，重新回到中心的位置。

阿明的政策對所有烏干達人——無論是非洲人還是亞裔——都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然而，在一段時間里，他所宣稱的“經濟解放戰爭”卻曾成為全球許多激進人士的靈感源泉。被阿明政權深深吸引的人中，就包括美國黑人領袖、民權組織“種族平等大會”的主席羅伊·英尼斯。

1973年3月，英尼斯應阿明之邀訪問烏干達。此前，他和同事們一直敦促非洲各國政府向非裔美國人授予“雙重國籍”，就像猶太裔美國人能夠從以色列獲得公民身份那樣。

在為期18天的訪問中，英尼斯及其隨行人員乘坐阿明的直升機在全國各地巡訪。無論走到哪里，英尼斯都滿懷熱情地稱贊阿明的“成就”。在他訪問期間，《烏干達之聲》這家親政府報紙上還刊登了一首他寫的詩，其中英尼斯寫道：

在過去，你的人民生活乏味至極，

他們貧窮、受壓迫、被剝削，經濟上滿是創傷。

而你出現后，開啟了嶄新而充滿活力的經濟篇章，

并以切實可行的階段性舉措，讓進步之花灑落在你的人民身上。

你那高超的手腕，連智者都為之驚嘆，

你那電光般的人格魅力，宣告了帝國主義的覆滅。

你的務實精神，為烏干達人帶來了經濟的騰飛。

1973年5月，英尼斯再次訪問烏干達，并承諾將招募500名非裔美國教授和技術人員前往烏干達服務。阿明為他們本人及其家屬提供免費赴烏干達的交通、免費住房和免費醫療服務。美國周刊《Jet》當時預測，烏干達即將成為一個“非洲的以色列”——一個由非裔美國人的智慧與活力支撐起來的模范國家。

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英尼斯無疑是天真了。但他的熱情為許多人所共有，其中也包括許多烏干達人。受阿明承諾的鼓舞，他們以自己的熱情與投入，在劇烈動蕩的時代維系著國家機構的運轉。他們修建道路和體育場，興建國家紀念館，并為各政府部門的運作提供資金支持。

他們的野心很快就因政治失靈的浪潮而被取消。 1979年，阿明政權被坦桑尼亞入侵軍隊趕下臺，并逃離烏干達，其政權以暴力結束。

記者： 在書的結尾，你指出獨裁者和煽動者并非只存在于歷史中。那么，從阿明時代，我們能汲取哪些經驗來理解當下的政治局勢？

德里克·彼得森： 本書最后幾章講述的“英雄”是魯文祖魯魯運動的反叛者——他們是創造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先驅者，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能夠擺脫伊迪·阿明政權的控制。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這個分離主義政權的領導人居住在烏干達的邊緣地帶——靠近剛果邊境的魯文佐里山脈之中。他們訓練人民以懷疑的態度去聆聽坎帕拉政府通過“烏干達電臺”發布的指令，并向山區居民介紹一種新的自我認知方式，使他們能夠脫離阿明政府想要強加給全國的那種政治動員模式。魯文祖魯魯的反叛者在烏干達與剛果之間的邊境地區為自由而戰，持續多年，并在某個階段成功地獲得了自由——雖然只是暫時的、有限的自由，但那依然是真正的自由。這樣的運動，雖然出乎意料，卻令人深受啟發。

我并不認為伊迪·阿明可以直接類比為唐納德·特朗普，或當今其他在公共舞臺上作祟的煽動者。然而，我確實認為，阿明成功地重塑了烏干達人對“自身在時間與空間中位置”的認知——他利用新興媒體塑造人們對歷史的感知，并通過操縱大眾對種族與族群“外來者”的怨恨來鞏固權力。這些做法為我們理解當下的民粹與煽動政治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如今，新一代的煽動者聲稱，他們同樣是在為“受壓迫的多數群體”而戰，要把他們從“外來者的控制”中解放出來。

在20世紀70年代，阿明號召黑人烏干達人與所謂“控制了國家經濟與公共生活”的種族少數群體作斗爭。而在當今美國，崛起的右翼勢力則鼓動憤怒的白人美國人，將自己視為“被貪婪的移民奪走遺產的多數群體”。

阿明鼓勵烏干達人把自己看作前線戰士，認為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外國勢力、影響全球命運的偉大戰爭”。而在當今的美國，也有人同樣覺得自己受命代表國家采取行動。比如，2021年1月，一個名為“阻止偷竊”（Stop the Steal）的右翼組織在華盛頓發起集會，高呼“奪回我們的國家”，隨后沖擊了國會大廈。

伊迪·阿明所推行的種族化煽動政治，曾激發了無數人的想象，也助長了暴力運動——那些運動以“奪回被竊取的遺產”為名，試圖重新占有他們認為理應屬于“本土子女”的財產。阿明的政權，至今仍是一個警示：它提醒我們，煽動政治擁有怎樣強大的誘惑力，足以重新塑造人們的目標感與歷史使命感。

同時，我們也能從中看到抵抗的可能——例如，學習西烏干達那些分離主義者如何嘗試建立一種替代性的媒體體系，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思考：在被煽動和操縱的時代，如何以創造性的方式開辟出一片自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