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名門閨秀到赴臺特工，吞金未果身中6槍，回家愿望為何60后才實現(xiàn)

她本是名門閨秀。

一婚做填房成為四個孩子的繼母。

二婚嫁給了外甥。

本想做賢妻良母。

卻成為與吳石、陳寶倉并稱的臺灣三杰。

她是三杰中的唯一女性，事跡轟動臺灣。

犧牲前7字遺言，為何60年后才實現(xiàn)。

01

朱楓原名朱貽蔭，朱楓是她參加革命后的化名，后來她的老師沙孟海還幫她改名諶之。

她于1905年出生于素有“浙東門戶，海天雄鎮(zhèn)”之稱的鎮(zhèn)海。

她的父親朱云天管船隊，開漁行，是鎮(zhèn)海舟山一帶漁業(yè)界的名人。

雖然朱父是商界名人，但他骨子里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成群的妻妾，子女眾多，遵著封建大家長的威嚴。

朱楓的生母是朱云水的二太太陳氏，陳氏雖然生了兩個女兒，朱楓與朱寶鳳，但在朱家的地位卻很高。

圖|學生時期的朱楓

原因是陳氏是當?shù)貓箨P行老板的獨生女，帶著豐厚的嫁妝嫁給了朱云天。陳父死后，還將報關行的一筆不菲的遺產(chǎn)也留給了陳氏與兩個外孫女。

朱云天有6個女兒，其中朱楓排行第四，大家都叫她四阿姐。

母親陳氏去世時，朱楓的親姐姐朱寶鳳也已出嫁，這使朱楓平添了幾分黛玉式的凄清。

她獨自一人住在朱家大院的小紅樓上，看書寫字，被稱為“小紅樓上的四阿姐”。

在寧波女師上學期間，因為年齡長，對人熱心，與陳修良同被推選為班長。

隨著學習與工作的交集越來越多，朱楓與陳修良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友。

陳修良曾回憶說：朱楓是個多愁善感的名門閨秀，平時在深宅大院里沒人談心，獨處閨中，我沒有想到她后來會成為我的戰(zhàn)友，而且能夠轟動臺灣。

生母在世時，讓一位算命先生給朱楓算過命，那位算命先生看了朱楓的生辰八字一本正經(jīng)地說：這位千金命相有些“沖”，不宜嫁給年齡相仿的人，要找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做填房，才能平安一生。

雖然朱楓的母親陳氏早年去世，但算命先生的話一直殘留在朱家大院里。

五卅運動后，陳修良已經(jīng)開始閱讀《中國青年》等革命書刊，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朱楓雖然跟著陳修良參加過犧牲學生的追悼會，刷過標語，印過傳單，喊過口號，還距離革命道路有段距離。

圖|朱楓

后來，好友陳修良因為鬧革命，被女師開除，遠走上海，并在上海成為了職業(yè)革命者，從此四處奔走。

而朱楓從寧波女師畢業(yè)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四處相親。

雖然她們在上海有過短暫的相聚，在陳修良的引薦下，書法家沙孟海還給朱楓取名為“諶之”，意為：真誠。

此時，在陳修良的眼里：像朱楓這樣的富家小姐，要與舊家庭決裂，投身到革命中，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兩個彼此溫暖過，曾殊途同歸的好友，如今已背道而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軌跡。

02

1927年，22歲的朱楓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給了同是鎮(zhèn)海人，并在奉天兵工廠任技師陳綬卿，做了填房。

陳緩卿喪偶，與前妻育有四個兒女。朱楓嫁進來后，就成了四個孩子的繼母。

陳家的長女陳宜回憶說：向繼母朱楓求婚的人不少，但她都沒有看上眼，就看上了父親陳緩卿，盡管拖累很大，她也應下了這門親事。

對于朱家大院的朱父來說，也是應了算命先生的說法。

婚后，原本陳家的兒女對朱楓這個繼母充滿了敵意，但因為朱楓將孩子們視若己出，買衣服、繡帽子、做飯，還說服丈夫送兩個女兒上學。

圖|剛到沈陽的朱楓

陳家的兒女這才接受了這位年紀很輕的繼母。

之后，朱楓與陳緩卿也共同孕育了兩個女兒，一個叫奉珍，一個叫沈珍，一個出生在奉天，一個出生在沈陽。

原本一家八口幸福安穩(wěn)，父慈子孝，朱楓也很享受做賢妻良母的生活。

但1931年，柳條湖事件事，沈陽淪陷，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的氣焰日益囂張，陳緩卿所在的兵工廠也被日軍占領。

平靜的日子就這樣被打破了。

為了躲避日軍，陳緩卿帶著妻兒回到了鎮(zhèn)海老家。

在回鎮(zhèn)海的第二年，陳緩卿就被確診為疫病霍亂，年僅43歲去世。

朱楓強忍著悲痛，料理了丈夫的喪事。

之后，她又以繼母的身份，操辦了兩個繼子的婚事，以及一個繼女的婚事，還將最小的繼女阿菊安排到上海學習無線電學。

關于丈夫留下的遺產(chǎn)，她也分成了四份，給四個子女每人八百塊大洋，沒有給自家的兩個女兒留一分，八百塊大洋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

圖|寡居時的朱楓

人在失去依靠的時候，是成長速度最快的時候。

曾經(jīng)朱家大院里的四小姐，在痛失丈夫后獨自扛起家族重擔。而苦難磨礪出的剛毅，如淬火之刃深藏骨血。

在亂世中，她精打細算，成為了理財專家。

她將早年母親和外祖父留給她的那筆遺產(chǎn)，做了理財，她托人將部分貴重金飾存在了上海銀行，另一部分拿出來用于生計與投資。

比如，她將一些錢投資給在武漢開童裝店的姐姐與姐夫。

她省吃儉用，買回一臺縫紉機，在家給家人和孩子改裝縫制衣服。

平時她很少出門，在縫紉機的軋軋聲中織就新生和安寧。

03

七七事變后，全國上下群情激憤，保家衛(wèi)國的情緒高漲。

正在家里踩縫紉機給孩子做衣服的朱楓，被外甥朱曉光拉去參加抗日救國活動。

朱曉光確切的說是丈夫陳綬卿的外甥，他是陳綬卿大姐的兒子，但是因為朱楓的照應，而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朱曉光主張組織抗日宣傳隊，并拉著朱楓加入宣傳隊伍中。

朱曉光被推選為抗日宣傳隊的隊長，朱楓被推選為抗日救護隊的隊長。

此時的朱楓，恍然間有一種回到五卅運動時期，與好友陳修良一起宣傳革命的時光。

雖然她已年過三十，已經(jīng)淪為人母，甚至按前夫陳緩卿的輩分算，已經(jīng)當了祖母。但那種埋在心底的愛國激情，像巖漿一樣噴發(fā)出來，不可遏止。

圖|朱楓與朱曉光，右為繼女陳宜

從1937年開始，短短幾個月時間，她就像變了一個人，由寡居的婦人，成為走上街頭，宣傳抗日的先進分子。

她散發(fā)宣傳單，張貼宣傳標語，教大家唱抗戰(zhàn)歌曲，為支援前線組織募捐演出，在敵機的轟炸下救護受傷人員。

她感覺沉睡的生命被激活。

朱曉光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最使我感動的是守寡多年，支撐一個舊家庭，做了祖母的舅母，竟然也挺身而出，奔向抗戰(zhàn)。

朝夕相處中，朱曉光與朱楓之間產(chǎn)生別樣的情愫，在朱曉光的堅持下他們沖破了輩份、年齡、地位上的差距，結為伴侶。

在浙江鎮(zhèn)海淪陷前，朱曉光與朱楓被迫離開家鄉(xiāng)，來到武漢新知書店，朱楓將變賣家產(chǎn)的五百大洋捐給新知書店。

新知書店是黨的文化事業(yè)，除了宣傳抗日外，更是黨的秘密轉運站。

朱楓利用善于理財?shù)膬?yōu)勢，在新知書店創(chuàng)辦的“珠江食品廠”里主管財務和后勤。

除此之外，她還在上海建華貿易公司、鼎元錢莊為革命事業(yè)理財，利用合法身份和社會關系為黨搜集情報，掩護革命同志。

1944年，上海新知書店因混進了汪偽特務，朱楓因身份暴露，被捕入獄。在朱曉光等人的周旋下出獄。

圖|朱楓與子女

一年后，朱楓正式入黨，又被調入香港合眾貿易有限公司繼續(xù)從事財務管理和秘密交通員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在香港的工作臨結束前，她還跟丈夫朱曉光寫信，說馬上要到上海團聚了，并回憶了兩人的甜蜜生活：常想起在霞浦路吃茹粥，嘉陵江畔月黑風高的晚上，你在安樂舊木橋邊等我···

朱曉光回信說：我們后半生該有快樂。

當她正興沖沖的準備與家人團聚時。因為有繼女阿菊在臺灣的關系，組織上派她去臺灣執(zhí)行秘密任務。

與家人團聚的愿望就這樣落空了。

走上了革命道路，便意味著與顛沛流離為伍，以信仰為帆。

04

她到臺灣的任務內容是：與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聯(lián)系，密取其提供的情報；另外就是與臺灣地下組織負責人蔡孝乾取得聯(lián)系。

她以探親的身份成功進入臺灣，與吳石將軍取得了聯(lián)系，并將臺灣戰(zhàn)區(qū)防御圖等重要情報送回了大陸。

她也與蔡孝乾取得了聯(lián)系，并將自己的聯(lián)系方式寫到了一張十元的鈔票上。

圖|朱楓寫給愛人的信，梅郎指朱曉光

在任務即將完成時，朱楓給家里寫信道：鳳將于月內返里。

意思她一個月內就可以回家團聚。

沒想到這短短7個字，竟然足足用了60年才得以實現(xiàn)。

1950年，隨著蔡孝乾的叛變，朱楓與吳石被出賣，而記有她聯(lián)系方式的那張十元鈔票，暴露了她的行蹤。

雖然吳石冒險為她開出了一張“特別通行證”，她已跑到了舟山，與家鄉(xiāng)鎮(zhèn)海隔海相望 ，但隨著舟山和大陸的交通被阻斷，朱楓隨即被抓。

圖|受審的朱楓、吳石、陳寶倉

朱楓不想在獄中被拷問，將藏在身上足足二兩多重的金飾，用牙齒咬碎，吞了下去。

吞金之痛，讓她昏迷。

因為她是重要線索人物，被看守發(fā)現(xiàn)后不敢怠慢，派飛機將她送至臺北醫(yī)院搶救。

4件金飾殘片在她的胃里存留了兩天后，被醫(yī)生以瀉藥排出。

就連審理朱楓案的國民黨少將谷正文，也驚訝她不惜犧牲個人生命的精神。

隨著吳石案的審訊結束，朱楓也被押送至臺灣馬場町刑場慘遭殺害，犧牲時身中6彈。

因為臺灣當局有文件規(guī)定，對吳石、朱楓、陳寶倉等人，“生要見人，死要見尸”，所以她的遺體得以保存下來。

雖然朱楓犧牲一年后，她被上海市追認為烈士。但她的遺體一直不能被迎回。

朱楓的女兒朱曉楓表示，在自己過世前，一定要迎回母親的遺體。

2000年12月，朱楓的女兒朱曉楓在臺灣作家徐宗懋的文章中，看到了母親朱楓在臺灣前受審的歷史老照片。

照片中的朱楓穿一件淡綠色的碎花旗袍，雙手依靠在法庭欄桿上，目光堅定，神態(tài)自若。

朱曉楓便通過各種渠道委托臺灣作家徐宗懋，幫助尋找母親朱楓的遺骸。

朱曉楓提供的線索是：當年為母親收尸的是臺北的姐夫王樸與姐姐阿菊。

徐宗懋拿著朱曉楓的委托書，向臺北市府申請尋人，雖然陸續(xù)找到了16個“王樸”，但經(jīng)溝通，都不是他要找的王樸。

經(jīng)過兩年的尋找，徐宗懋終于找到了朱楓繼女阿菊，當時85歲的阿菊在一個療養(yǎng)院里，她得知徐宗懋找她的原委后，很警覺地說：朱楓跟我沒關系，我們沒有處理朱楓的尸體。

就這樣，尋找朱楓遺骸又陷入了困難。

時間一晃就是七年，直到2010年，在上海的一位潘先生提供了一條線索稱：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區(qū)遷移的名冊中，看到了一個編號77的無主骨灰罐，署名為“朱湛文”，可能是將“湛之”誤寫成了“湛文”。

根據(jù)這一點線索，徐宗懋找到了用紅漆寫著“77”的“無主骨灰罐”。

經(jīng)過核查與比對，最后確定這個無主骨灰罐，就是朱諶之。

直到2010年12月9日，朱楓犧牲60年后，她的遺骸才兜兜轉轉回到故土。

我為什么要寫下這篇文章呢？

朱楓的犧牲，不是結束，而是信仰的永生。她用自己的身軀為盾，為身后的萬家燈火筑起了最后一道長城。她用行動告訴我們：有一種靈魂永不屈服，有一種火光能在至暗處點燃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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