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黑名單的誕生與反抗

作者：Noah Isenberg

譯者：Issac

校對：朱溥儀

來源：《新共和》

1947年10月，「你現在或曾經是共產黨員嗎？」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在一連串的審問中不停地問這個問題，這樣的審問持續了九天，期間鬧得滿城風云，媒體爭相報道。

聚光燈映照了整個大廳，一整排攝影師擠在大廳的一側，正如電影報業的某位匿名記者所說的那樣，這樣的氛圍比「好萊塢首映禮還要糟糕。」有十位「不友好」的證人拒絕合作，避開有關黨員身份的問題，他們也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好萊塢十君子」，最后被判決為藐視法庭并被迫入獄。

這一故事的基本情節線、參與人員的身份以及出席者之間的相互責難，到現在已經眾所皆知了。黨派的回憶錄和歷史資料也已經反復描述過他們的事跡了。但是，就像戰爭時期拍的電影后來很快就得到不同的解讀那樣，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對象中，有很多都隨著時間的流逝改變了，他們抱怨主流的有關正義與邪惡的敘事，并挑戰我們對那段時期的設想。

當時的每個人都做了看似高尚但又值得懷疑的決定，然而，比決定本身更為有趣的是這些人在做決定時所處的氛圍以及后來用以描述這些決定、帶有時代烙印的修辭。

電影學者托馬斯·多亨迪開始仔細研究這一時期，對其進行了專業的調查，最后寫了有趣的《審判故事：好萊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黑名單的誕生》一書，他借這一連串臭名昭著的審訊來觀察冷戰是如何影響好萊塢的。

作家麗蓮·海爾曼將這一整件事形容為「低級不堪的秀」。西裝筆挺的委員會主席是新澤西的共和黨人J·帕內爾·托馬斯，他卻將十月的這些審訊稱為「委員會有史以來最精彩的秀。」而《好萊塢報道》能辨是非的編輯則問道，「對于委員會的人來說，將他們的名字印在報紙上比起搜查顛覆整個電影業，到底要容易多少？」

多亨迪之前的書仔細研究了好萊塢與德國納粹混亂的關系，仔細描述了掌控審查大權的約瑟芬·布林，在十月審訊之前，多亨迪就已經向讀者介紹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好萊塢左翼及其敵手。在1933年1月希特勒掌權之后，由人民陣線成員及那些「對黨綱忠誠」的人所專門代表的那一部分電影業，成為了好萊塢反納粹聯盟。

1938年1月30日，為了紀念希特勒占領失地五周年，這個聲名遠播的組織——其中有A級演員約翰·加菲爾德、卡倫·莫利、愛德華·羅賓遜和蓋爾·桑德加德——在洛杉磯圣殿禮堂組織了規模浩大的反納粹集會。

「好萊塢反納粹聯盟誕生的那天我在，1936年它剛成立的時候只有七個人，」作家多蘿西·帕克對上千位聽眾說道。「現在，好萊塢反納粹聯盟的成員已經超過了五千人。這肯定說明了這個聯盟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這件事過去了還不到十年，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審訊的影響下，帕克就凄苦地譏諷說「法西斯不是還在路上——它就在這里！」）

哪怕是在那個時期，這樣的反法西斯立場都不足以讓這些活動家免遭政府調查——主要是因為當時美國為了避免包括與德國納粹在內的「外交糾纏」而盛行孤立主義。

1938年6月之前，德州議員馬丁·戴斯在美國國會里就已經組織了「調查美國非美活動及政治宣傳的特別委員會」。就像是繼它十年后重建的委員會一樣，其主要目標是共產黨人。

「除了米老鼠和白雪公主以外，好萊塢幾乎每一個人都在某一時刻加入了共產黨，」早期遞交給戴斯委員會的報告之一如是說道。

最初，主要是第五縱隊引起了恐慌，有人認為他們扎根在好萊塢。但是，危害性的排外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也擴大了人們的恐慌。人們越來越頻繁地在說到猶太人的時候也提及共產黨。國會及其他地方的孤立主義的聲音懷疑好萊塢的猶太富豪預謀籌劃戰爭以及希特勒戰敗關系到他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懷疑后者認為「民族-宗教上的團結勝過了他們對美國的熱愛與責任。」

在眾多1941年9月被召去審問的人中便有時任華納兄弟總裁的哈利·華納，1939年，他曾在好萊塢拍攝反納粹電影的熱潮中拍過《一個納粹間諜的自白》。

《一個納粹間諜的自白》（1939）

「說真的，」他自豪地對議員說道，「華納兄弟唯一做錯的事是在大銀幕上精準地記錄了這個世界現在的面貌或一直以來的樣子。」

幾周過后，日軍轟炸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國會中孤立主義陣營頓時失勢。既然戰時新聞處要求所有電影都要全力支持同盟國戰事，幾大電影公司在制作有關我們的盟友蘇聯的電影這方面也就沒什么顧忌了。

在多亨迪討論的眾多知名電影中有雷電華攝制、莉莉安·海爾曼編劇的《反攻洛血戰》（1943）和協同寫過《卡薩布蘭卡》的霍華德·科克編劇、華納兄弟攝制的《莫斯科使團》（1943）。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行事期間，除了約翰·埃德加·胡佛之外，沒人會批評第二部電影，他稱其為「歷史事件的媾和。」

《反攻洛血戰》（1943）

兩部電影都帶有同情的色彩并由俄國人出演——第一部由黨派成員出演；第二部則是斯大林親自出演——但是，在那一時刻，電影人、影評人都沒有認為這些電影具有煽動性、帶有政治宣傳色彩或者哪怕是失策的。

在冷戰早期的幾年里，公眾的態度發生了劇烈改變。多亨迪精彩的敘述中最令人震驚的可能是來源于觀眾、評論員和普通大眾的紅色恐慌。在一檔1947年洛杉磯愛樂大會堂里播出的名為《美國的城市會議》的廣播節目中，金杰·羅杰斯的媽媽蕾拉猛烈抨擊了之前人們所說的「到處都是這個黨派的威脅」，反之，她堅稱電影編劇協會中「都是這個黨派的人」。

與此相似，據說巔峰時刻擁有3500萬讀者的好萊塢具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赫達·霍珀也煽動了反共產主義的熱情。「我想要看到」她針對審訊寫的文章如是說道，「我所有對俄羅斯抱有熱情的粉絲都朝著那個方向行進。」

赫達·霍珀

后來，霍珀公開出版了一個匿名家庭婦女的一封信，這位婦女說自己在廚房墻上貼了一大張牛皮紙，并且會用紅色蠟筆把她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審訊中聽到的名字給寫在牛皮紙上；在去看電影之前，她會核對電影的編劇和導演，以此保證自己所看的電影「是非常健康的。」

這些觀點并非沒有受到挑戰。導演威廉·惠勒、約翰·休斯頓和比利·懷爾德以及編劇菲利普·鄧恩和全明星陣容——吉恩·凱利、麗塔·海華絲、艾娃·加德納、亨弗萊·鮑嘉和勞倫·白考爾等人組成了他們所說的「第一修正案委員會」，以此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審訊。

他們在奇森餐廳集會討論，有時候也會在鮑嘉和其他人的經紀人薩姆·杰夫的辦公室里。這群演員中很多人都錄了兩次時長三十分鐘、名為「好萊塢的反擊！」的廣播秀，節目封面是鮑嘉和白考爾的照片，他們中間站著保羅·亨雷德——亨雷德盯著照相機，看上去儼然一副底下政府的偉大領袖的模樣，與他五年前在《卡薩布蘭卡》中維克多·拉斯洛的扮相毫無二致。

保羅·亨雷德

盡管，這些電影人在被委員會堅定地判為有罪之后進行了強烈地抗議，不過還是有很多演員并不情愿被打上同情共產黨的牌子。鮑嘉在去華盛頓路過圣路易斯時，他見到了一群影迷，說「如果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黨員，那我也認不出來。」

然而，在他高調出現在美國國會而且照片被美國共產黨官方刊物《工人日報》放到首頁之后，他感覺到自己需要公開撇清與這個黨派的關系，他還在雜志《電影故事》（Photoplay）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我不是共產黨」的文章。

盡管這份黑名單完全影響了「好萊塢十君子」的職業生涯，如果真的有這回事的話，它讓一些人離開了這個產業，也讓其他人轉到了幕后，但是友善的證人還是努力地以可行的方式從這些審問中獲利。

「不留情面地從商業角度來講的話，」多亨迪冷靜客觀地說道，「這份黑名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他們仔細抹去電影公司所有的共產黨及其從眾之后，好萊塢大亨可以向華盛頓和觀眾們保證，他們內心是真正地愛國的。

忠誠的美國人，比如寫信給赫達·霍珀的那位家庭主婦，就可以清醒地去看電影了。對于大多數公司制片人和很大一部分編劇、導演和演員來說，想要損害一丁點他們所依賴的票房利益都是不可能的。

在《審判故事：好萊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黑名單的誕生》的最后一章中，多亨迪以高超的技巧和貫穿全書的公正態度記敘了約翰·加菲爾德的去世，他逝世于1952年5月，享年39歲，當時有一萬名忠實粉絲擠滿了河畔紀念教堂外的街道。

約翰·加菲爾德

加菲爾德多次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及小報記者維克多·里賽爾的調查，當時后者還一直威脅要曝光加菲爾德與好萊塢的一場巨大陰謀之間的關系。

5月21日，加菲爾德被發現死在其愛人女演員艾麗絲·惠特尼的德國公園公寓中。雖然加菲爾德和之前的鮑嘉一樣，都愿意扮演面對公眾的懺悔模樣，為《Look》雜志準備一篇名為「我是左翼分子的走狗」的文章，但是他那段時間肯定備受煎熬。他的密友演員克利福德·奧德茨念了悼詞，將加菲爾德的心臟病歸咎于「搜查他衣柜的女巫獵人。」

更為寬宏大量的是達爾頓·特朗勃1970年在編劇協會上發表的演講，「找出反派、英雄、圣人或惡魔都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存在；這里只有受害者。」（這對特朗勃來說是一個令人驚訝的轉折，他之前曾嚴厲批評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為「美國集中營的開端」。）

達爾頓·特朗勃

相比之下，多年后小瑞因·拉德納在寫給艾伯特·馬爾茨的信中對這件事的態度毫不含糊：「我們是在當英雄還是當十足的混球中做出選擇。」事情的真相肯定要比這復雜得多，而人們經常非黑即白地理解這個故事，但多亨迪新穎的解讀方法則給這一故事添加了幾分新的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