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媒體爆出的一則舊聞再次引發了廣泛討論:富豪圈里的特朗普與愛潑斯坦據傳曾打賭追求離婚后的戴安娜,看誰能與她“春風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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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極度炸裂的消息曝光后,輿論并未把矛頭引向始作俑者,反而再次偏向了已逝的戴安娜。不少人開始用“愚蠢”“天真”來定義她在這場風波中成為獵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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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近三十年后,戴安娜為何仍難逃“咎由自取”的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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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或許需要回到那些決定她命運的時刻,聽聽當時的人們究竟說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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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戴安娜在BBC那場著名的訪談中說出:“這段婚姻里有三個人,所以有點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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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三十年來,一直被人引用為她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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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場采訪本身,卻是在不公的前提下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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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一項獨立的調查證實,記者馬丁·巴希爾使用了“手段”才獲得了采訪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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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真相大白,王室尊嚴掃地,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隨后寫信,正式要求查爾斯與戴安娜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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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還是吃了沒文化的虧”“你看人家夏琳,同樣是老公出軌,為什么王后位置穩穩當當?”“是查爾斯和卡米拉的問題,他們一定會活在戴安娜的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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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兩極分化。
但查爾斯早前與卡米拉的私密錄音中被披露的態度,或許更能說明戴安娜在婚姻中的窒息感。查爾斯曾對卡米拉說:“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愛上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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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戴安娜在私人錄音中的自白則充滿了無助:“我只是一個被推到前臺的產品,他們希望我符合規格……我就像一個時代的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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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的這種所謂“天真”與不安全感,與她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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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回憶:“他們(父母親)從沒說過愛我,沒有擁抱,只有禮節性的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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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感匱乏在她嫁入王室后并未得到彌補,反而被放大。
她的形象設計師曾觀察到:“她就像一個渴望被愛的小女孩,但那個體系(王室)里沒有人懂得如何給予她所需要的那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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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查爾斯與卡米拉的關系成為公開的秘密,戴安娜也開始與不同領域的男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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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行為被一些人視為“不應該”,但她的支持者,包括她的傳記作者安德魯·莫頓則寫道:“她是在絕望地尋找一個能讓她感覺自己被看見、被珍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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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私人秘書帕特里克·杰弗森也曾公允地評價:“她犯過錯誤,但她情感上的渴望,根源在于她所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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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情感上的不設防,確實讓她成為了某些別有用心者的目標。關于“戴安娜與愛潑斯坦會面”的傳聞雖無實據,但愛潑斯坦確實曾試圖利用她的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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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朗普當年每天空運玫瑰到肯辛頓宮的舉動,被戴安娜私下向朋友形容為“極具壓迫感,令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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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些追求者,《每日郵報》的一位編輯當年點明了本質:“對他們那個圈子而言,戴安娜是終極獎杯。征服她意味著你在社交叢林中的地位達到了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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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的悲劇是一場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然而,在許多事后評論中,她的離世卻被簡單歸因為“愚蠢”和“戀愛腦”。
對此,曾深度采訪她的記者蒂娜·布朗曾一針見血地反駁:“他們總說戴安娜‘精神不穩定’,但把一個被逼入絕境的人的反應稱之為‘瘋狂’,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方便的推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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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學業不佳,不擅與學者對話的傳聞也許不假。但她從未放棄過自我提升的努力。在扮演王妃的那些年里,她多數時候是完全稱職的,且深受英國民眾愛戴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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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許應該承認,這世上本沒有完美的受害者。當戴安娜的每一個選擇都被放在放大鏡下審視,而某些男性的不當行為卻被輕描淡寫時,這種評判標準本身是否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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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自己或許給出了最好的回應,她曾說:“我希望成為一個人民的王妃,一個有著溫度的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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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確實這么做了,在探訪艾滋病人時,她勇敢地摘下手套與病人握手,用實際行動傳遞了同情。這份對“真實”與“愛”的執著追求,是她的力量之源,也可能是在復雜世道中讓她陷入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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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再執著于評判戴安娜的每一個選擇,而是去傾聽她的聲音,審視造就這場悲劇的更大環境時,或許才能更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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