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保理商擅自變更履行方式，擔保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

最高法院：保理商擅自變更了約定的履行方式，擔保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

保理商提前提供融資保理服務導致與應收賬款債權人之間的關系變更為一般借款合同債務關系，不符合擔保人明確約定的責任承擔前提，擔保人不應承擔責任。

閱讀提示：

實踐中的一種擔保情形是，無追索權的保理商要求擔保，后續保理商無法向應收賬款債務人追回款項后，與應收賬款債權人、擔保人產生爭議。此種情形下，擔保人主張保理商擅自變更主合同履行方式未經其同意，不應要求擔保人承擔責任，法院應當如何認定？李營營律師團隊長期專注研究與擔保有關業務的問題，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陸續發布。本期，我們以最高人民法院審結的一則涉借款合同糾紛的案件為例，與各位讀者分享最高人民法院的審理思路。

裁判要旨：

擔保人在合同中明確的責任承擔前提是保理商依約受讓應收賬款債權人的應收賬款，保理商提前提供融資保理服務導致與應收賬款債權人之間的關系變更為一般借款合同債務關系、擔保合同的基本內容發生根本變更，擔保人不應承擔責任。

案件簡介：

1.2018年12月17日，華某銀行（原告）與某設備公司（被告一）簽訂《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及補充協議、三份《銀行承兌協議》，約定被告一將對某科技公司的應收賬款轉讓給被告一，原告向被告一提供應收賬款管理、保理融資服務，融資形式為銀行承兌匯票，被告一應向原告提供《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自被告一提供該確認函之日起，涉案應收賬款轉讓。同日，原告就應收賬款轉讓辦理了動產權屬統一登記，向被告一承兌累計33張出票人為隆某公司、收款人為案外人甲公司的銀行承兌匯票，累計金額3.063億元。

2.2018年12月17日，原告和秋某集團（被告二）簽訂三份《質押合同》，約定被告二提供3張單位定期存單（總金額3億元），為涉案《銀行承兌協議》項下的債權提供擔保。

3.2019年12月16日，原告為被告一墊付銀行承兌匯票的款項，累計3.063億元。

4.隨后，因原告無法向某科技公司追回款項，各方產生爭議，原告華某銀行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和補充協議，被告一某設備公司返還保理融資款3.063億元并支付利息，被告二秋某集團以名下的存單對被告一的返還義務向原告承擔質押擔保責任，兩被告向原告支付債權實現的費用300萬元。

5.天津高院一審認為，原告訴訟請求成立，判決被告一承擔返還義務，被告二以名下存單對被告一返還義務承擔質押擔保責任。

6.被告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認為原告審查時存在明顯惡意，被告二不應承擔責任，要求撤銷一審判決中錯誤判項，改判駁回原告要求被告二以名下存單對被告一返還義務承擔質押擔保責任的訴訟請求。2020年12月24日，最高法院二審認為被告二上訴事由成立，維持了一審正確判項，撤銷了一審錯誤判項。

7.原告華某銀行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認為本案沒有加重被告二秋某集團的擔保責任風險、被告二系融資款的實際使用人知悉保理業務辦理的全過程，要求再審依法糾正。

8.2021年5月17日，最高法院再審裁定駁回華某銀行的再審申請。

案件爭議焦點：

秋某集團是否應當承擔擔保責任？

裁判要點：

一、原判決認定秋某集團簽訂《質押合同》的本意是對天津燕某科技有限公司未能按時付款所承擔的擔保責任具有證據支持。

最高法院認為，案涉三份《銀行承兌協議》第11.3條均約定：“本協議系編號為TJ3320120180010（保理）的《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項下融資合同，此協議項下所開立銀行承兌匯票用于受讓上述《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中甲方（某設備公司）轉讓給乙方（華某銀行）的應收賬款……”。此外，秋某集團與華某銀行簽訂的三份《質押合同》前言部分均約定“為保障乙方（華某銀行）與債務人（某設備公司）所簽訂的《銀行承兌協議》項下的債權，甲方（秋某集團）愿意為主合同項下的債權向乙方提供質押擔保，甲、乙雙方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及其他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經協商一致，訂立本合同。”第1.1條均約定“甲方所擔保的主債權為債務人在乙方辦理主合同項下約定業務所形成的債權，主合同項下約定業務的種類為無追索權國內保理（銀行承兌匯票）……”。從上述雙方當事人明確約定的內容不難看出，秋某集團系就《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承擔擔保責任，《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可以視為《質押合同》的主合同。原判決認定秋某集團作為出質人，其承擔擔保責任的本意是在華某銀行依照《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履行受讓某設備公司對天津燕某科技有限公司應收賬款的前提下，對天津燕某科技有限公司未能按時付款所承擔的擔保責任，不缺乏證據證明。

二、華某銀行在未依約取得《應收賬款確認函》時提前提供保理融資服務，與某設備公司成為了事實上的一般借款關系，未取得擔保人同意，擔保人秋某公司不應承擔擔保責任。

最高法院認為，按照雙方當事人《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第5.1.2、5.2、5.3.2、5.5條的明確約定，華某銀行向某設備公司提供保理融資服務是以受讓某設備公司應收賬款為前提的。

然而，華某銀行在實際履行《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的過程中，并未按照約定的內容履行，其在未收到《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及部分發票、證明的情況下，即為某設備公司開具銀行承兌匯票，提供了保理融資服務由于華某銀行未取得案涉應收賬款及相關權利，華某銀行與某設備公司之間不構成保理法律關系，華某銀行在履行過程中將保理合同事實上變成了一般借款合同，這一變更并沒有取得擔保人秋某集團的書面同意，故原判決認定秋某集團無須承擔擔保責任，華某銀行應就其提前提供保理融資服務所造成的后果自行承擔責任，適用法律并無不當。

三、華某銀行提交的各案外人公司的工商檔案、季度報告，不屬于足以推翻原判決的法定“新證據”。

最高法院認為，此外，華某銀行申請再審以天津華某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檔案、天津信某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檔案、頤某黃金制品有限公司工商檔案以及秋某集團2018年第三季度報告等多份證據作為“新證據”的主張，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一項的規定，不足以推翻原判決，最高法院不予支持。

綜上，最高法院認為華某銀行的主張不成立，裁定駁回其再審申請。

案例來源：

一般案例庫：《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哈爾濱秋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號：（2021）最高法民申2226號]

實戰指南：

一、建議類案中的保理商，提前調取基礎交易合同相關的材料作為證據備用，盡早在一審、二審階段提交。

本案中，華某銀行為證明應收賬款債權真實，在再審申請審查階段提交了案外人公司的系列工商檔案、季度報告等材料，但被認定為不屬于《民事訴訟法》規定中的、足以推翻原審判決的“新證據”。

在此，我們建議，類案中的保理商提前調取工商檔案等公開信息，固定證據并作為放款審查附件，由擔保人蓋章確認“已閱知”，涉訴時根據實際情況盡早提交。

二、建議類案中的保理商，針對擔保人“實際用款人”身份，要求書面披露并確認。

本案中，華某公司在再審申請事由中提及，秋某集團系實際用款人，知悉保理業務辦理的全過程，但是從其提交的證據來看，不足以證明其主張，否則，對于秋某集團擔保風險的認定，可能會有更多論證爭取的空間。

在此，我們建議，保理商在提供保理融資服務的過程中知悉的“擔保人系實際用款人”的消息，通過補充協議條款或者擔保人出具的書面說明“本公司確認，本次融資款項實際由本公司使用，本公司對融資用途、放款條件均充分知情，自愿承擔擔保責任，不以‘未參與業務’為由主張免責”來固定證據，減少自身涉訴風險。

三、建議類案中的擔保人，約定清楚擔保責任的前提條件，在涉訴之后全面、細致分析合同各條款之間的關系，尋找主債權已發生質變的論證空間。

本案中，秋某集團牢牢把握住自身承擔擔保責任的前提是華某銀行依約受讓了應收賬款，而以華某銀行“提前放款”“未依約受讓應收賬款”的行為實際上將保理關系變更成為了事實上的借款關系，由此論證其無須承擔擔保責任，最終取得了良好的訴訟效果。

在此，我們建議，類似案件的擔保人，在合同中清楚約定擔保責任的前提條件。分析約定的主債權性質，分析債權人是否通過事實上的履行將債權性質進行了變更，是否根本上影響自身承擔責任的前提，并在答辯狀、代理意見、上訴狀等文書中據理力爭，必要時應針對自身主張形成類案檢索報告，便于法庭參考。

專業背景介紹：李營營，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業務培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企業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商法碩士（公司法方向），專注于商業秘密刑事與民事、民商事訴訟與仲裁、保全與執行等實務領域，在最高人民法院、各省級高級人民法院成功辦理多起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在商業秘密、執行、擔保業務領域，李營營律師根據長期深入研究專項領域的積累成果，形成了近百篇專業研究文章，在交出版社陸續出版成書的同時在平臺上進行發布，希望讀者能夠更多了解商業秘密、執行、擔保與反擔保知識，避免使自己合法權益收到損害。同時，李營營律師辦理多件大額商業秘密、執行、合伙業務、擔保案件，并取得良好效果。截至目前，李營營律師在“法客帝國”“民商事裁判規則”“保全與執行”等公眾號發表與商業秘密、擔保實務、保全與執行等話題相關專業文章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轉載，廣受業內人士好評。2022年，李營營律師結合多年來辦理大量執行審查類相關業務的經驗，以真實案例為導向，對各種業務場景下的主要法律問題、典型裁判規則、風險應對策略和解決方案建議進行類型化匯總和歸納，合著出版《保全與執行：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實戰指南》。接下來，李營營律師團隊會陸續出版商業秘密訴訟實戰的相關書籍、執行擔保、執行和解、技術合同糾紛、擔保糾紛、合伙糾紛實戰相關書籍，以更好服務客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