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具有天然的縱容被告情結

理論上講，法官應該是居中裁判的，對起訴案件的原告，對應訴答辯的被告，應該一視同仁的適用法律規定，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和參照社會常識進行案件裁判。

常理上講，法官應該是匡扶正義、扶持糾紛中遭遇違法侵害者、懲治違法違規者，從而通過司法手段達到實現匡扶正義、揚善懲惡的訴訟結果。這也經常被人解讀為，司法、法官要同情弱者，為他們聲張正義。

但是，在司法現實中，有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法官對于遭遇被告違法違規侵害合法權益的原告訴訟請求，往往采取打折的方式，僅是判決被告承擔部分責任。

這樣的現象，在訴訟調解中，尤其突出，法官基本都是做工作，不是減免利息，就是本金打折，讓原告做出讓步，來實現訴訟調解協議的達成。到了判決中，則是對原告不用舉證但按照常識也知道的財產損失，基本都是能不支持就不支持，實在要支持也是動用自由裁量權，僅有限、部分的支持。

近日，媒體報道了一起《1萬多的衣服被老人9塊賣了，起訴索賠8千元，法院判賠8百元》（點擊藍色字體可閱讀）的法院案例，留言區里質疑頗多，紛紛不理解法官為何如此處理。

案情的大概是：一小區業主跟上門取件的快遞員商量好了，將需要退貨的、之前購買的價格1萬元多元的衣服裝包之后放在自家門前，自己有事也就外出了。

沒想到，衣服被同小區80多歲的一老人“拾荒”后以9塊錢的價格直接賣給了廢品回收站。等從回收站找回，衣服已經不同程度地受損。

老人的女兒同意賠償5500元，可業主嫌少，起訴老人等人要求賠償“賠償財物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誤工取證費等費用共計22530.9元”。

盡管業主提交了衣服的購買價格，可官司打下來，一審法院認定了老人具有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但“本院綜合衣物購買時間、使用情況、已追回物品數量及價值等因素，酌情認定張婆婆應賠償王東財物損失800元。”

這些新聞的留言區，網友的質疑主要來自兩點：一是老人的行為，是妥妥的盜竊行為，怎么能將僅按民事賠償處理；二是新衣服被人當廢品的走了一趟廢品收購站，怎么可能僅是造成損失800元？

首先，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民事訴訟中發現的違法犯罪線索，法官是有責任將違法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的。新聞報道中提到，公安機關對小區業主的報案，出具了《不立案通知書》，但據此是否能免除法官對老人行為法律性質的認定，以及認為違法犯罪線索的移送職責呢？

盜竊，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數額較大或是具有多次盜竊等情形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金額較少的，也是違反治安處罰的違法行為。

人們口中的“拾荒”，在法律上的定義是撿拾無主物，通常指行為人在公共場所、他人丟棄物品的區域等，收集可回收廢棄物品（如塑料瓶、舊報紙等），以變賣獲取少量收益的行為。

按照以上的法律標準，他人放在自己門口、包裝完好、內裝新衣服的包裹，怎么也不可能成為“拾荒”的對象。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時，按照先刑事后民事、先行政后民事的審判要求，不是應該首先對案件涉及的被告行為進行法律定性，認為僅是民事糾紛才進行民事責任的認定和審理嗎？

僅是按照民事責任確定被告的責任，等于減輕了被告的責任，或是將可能構成刑事、行政責任的行為，進行了降格處理，變相告訴大家，可以到別人家門口“拾荒”，只要不起訴就不用承擔責任。試想，哪天法官自己家門口放置的鞋子、鞋墊等被人“拾荒”走了，法官會作何感想？

其次，價格一萬多元的新衣服，別說還有“不同程度的破損”，就是經過幾波人之手的當成廢品處理，會對衣服造成多大的價值損失，以及為了找回衣服給業主造成的其他損失，豈是800元就能彌補的？

法官判案，特別是財產損失案件，經常在無法衡量價格、卻是實實在在損失的情況下，會用到“酌情認定”一詞。酌情，本質上就是自由裁量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是沒有標準、自己想怎么認定就怎么認定嗎？

且不說業主衣服丟失后找尋、交涉、訴訟造成的誤工損失，試想如果是法官買的新衣服，被人當廢品送到了廢品收購站，會不會要么是直接扔了，要么是需要反復的搓洗，之后就洗成了舊衣服。

由此造成的損失，何止800元？新聞中也提到，糾紛發生之后，老人的女兒曾主動提出賠償業主5500元。可見，衣服被丟造成的損失，連被告方都認為需要幾千元，可到了法官的理解中，僅是800元而已。

如何讓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符合基本的社會常識，不過是簡單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進行換位思考而已。這樣的同情和理解，并沒有體現到法官的判決中，卻讓判決被報道后，普遍的存在于留言區。法官判決公正與否的評價，不僅只有二審、再審，更在于案件當事人、社會大眾。

如此的裁判結果，等于變相支持了被告的“拾荒”行為，判決結果的推而廣之，不亞于告訴社會，到他人家門口撿拾物品，即便是上萬元的價值，只要能找回來，大不了賠償幾百元而已。至于那些不夠訴訟成本的物品，盡可以撿拾就行。

如此的根本不足以彌補原告損失、令被告都感到意外的“酌情認定”判決方式，并不是個例個案，而是普遍性的司法現象，往往不是法官受了某些影響，刻意的要求偏向被告，而是具有深層次的法官心理。文章篇幅有限，留待下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