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五章 家的藩籬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家的藩籬

外賣夫妻檔

進行這一章的寫作時，我正好在與不少媒體接觸，他們對女騎手十分感興趣。大部分媒體朋友開場的第一句話都會問她們為什么跑外賣。這是一個比較難回答的問題。根據調查問卷的分析來看，八成以上的人選擇跑外賣都有經濟收入方面的考量，這也可以說是他們加入外賣最根本的動因。很多在工地干過的騎手尤其表示，跑外賣從不會被拖欠工資，沒有討債的壓力，這讓他們很放心。如果具體到女性，她們跑外賣的基本動因也來自經濟層面，但具體到個人，尤其是作為女性的 “生活世界”，情況則更為復雜一些。

我將目前采訪到的其中 30 位女騎手的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大致歸納出她們進入外賣行業的五個動因（參見表 7）。這 30 位受訪女騎手年齡在 20-47 歲，平均年齡為 37 歲；27 位來自農村地區，3 位來自城市；主要在 “美團”“餓了么”“閃送” 等平臺工作，加入外賣的時長從 6 個月到 6 年不等；大部分人已婚，并育有 1-2 個小孩。另外有4人離異，4人w未婚。

超過 1/3 的女騎手表示，自己來到大城市是因為丈夫也在同一城市打工，他們需要一起攢錢，寄回家里，養老人和孩子。之所以選擇跑外賣，有的表示是因為 “找工作困難”，有的是覺得 “跑外賣賺錢”。有趣的是，11 位女性當中有 6 人表示自己的丈夫也在跑外賣。她們找工作的 “一般模式” 是，自己的丈夫先去大城市跑外賣，接觸一段時間后，感覺還可以，就介紹給自己妻子，妻子再加入。外賣 “夫妻檔” 是我們在訪談中發現的很有趣的現象。這樣的夫妻檔的生活背景也大致相似。他們往往來自農村，育有兩個娃娃，且多是男孩。來到大城市，他們的目標是 “快速攢錢”，用來贍養老人、給娃娃交學費、蓋房子、還債等，經濟條件稍微好一點的還會提到買車、在縣城買房等。由于孩子多留給祖輩照看，他們會比別的打工者更加頻繁地往返老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生計現實讓夫妻兩人在大城市租房、吃飯時十分節省。

來自河北的陳美，2020 年 5 月開始在北京跑外賣。2019 年她丈夫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北京跑外賣，覺得活兒不累，就介紹給她。陳美初中沒畢業，17 歲和丈夫結了婚，生了兩個娃。有了第一個娃之后，陳美來北京跟丈夫住在一起，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里帶娃。第一個娃三歲的時候，他們把孩子帶回老家，由婆婆幫忙帶著，兩口子開始一起在北京打工。跑外賣之前，陳美在小吃店烙過餅，在餐廳當過服務員。兩人在北京郊區昌平租了一間公寓，是三十多平米的一個大房間。他們用隔板把房間重新做了分隔，有了一個浴室、一個廚房。房租一個月七百，加上水電，共八百左右。陳美對租金價格很滿意。相比于住在城區附近的外賣員，他們的租金更便宜，房子空間也更大一點。陳美皮膚白皙，臉上有跑外賣曬出的斑點。她說話慢聲細語，有著年輕母親特有的溫和。問及兩人的收入，她低下頭，仔細地想了想，輕嘆了一口氣，開始盤算：

我們那邊是蓋房子，但是蓋房子也（需要）不少錢。孩子還要上學、娶媳婦…… 想想就頭疼。老大上小學，寄宿學校，一年大概一萬左右；老二跟著我父母，花不了啥錢。我想起來就給父母點錢，讓他們看孩子。兩個孩子自己玩，屬于散養，沒上興趣班。

他（丈夫）差不多一個月一萬，他掙得多點。我一個月七八千。租房子一個月八百，兩個摩托車油錢六百多，電話費兩百。忙的時候在外面吃，回家做飯很少，都是買著吃。不是點外賣，就是買點熟食、饅頭。兩個人（一個月）兩千五百多。其他的有個一兩千開銷。兩個人家務沒啥了，有洗衣機洗衣服。省下的錢攢著或者寄回家。

陳美一開始干的是美團眾包，后來發現自己搶單不占優勢，就開始干專送。專送以派單為主，有專門的站點管理，有固定工作時長。但是她并不為難，因為兩人不在家吃飯，租住的房子家務活很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她可以干全職專送。

另外一對夫婦，梁子和她的丈夫老高是地道北京人。疫情沖垮了老高所從事的境外游行業，梁子所在的華爾街英語也走向衰退，線下課開不起來，嚴重依靠提成的業務收入幾乎為零。兩人防控期間在家里待了三個月，沒有任何收入，眼看孩子要上小學，兩人心急如焚。老高最終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跑外賣。“因為外賣來錢快、進退無壓力。” 兩人之前是摩托車愛好者，便開始騎車送外賣。與陳美兩口子不同的是，梁子與老高騎一個摩托車，梁子負責拿餐、給老高看地圖指路、聯系顧客、送餐，老高負責專心騎車。“這樣他不至于分心，出事故的可能性就小。一個人上路太危險。” 剛開始的幾天，梁子并沒有參與，負責在家帶孩子，老高一個人跑單。但是干了幾天，老高發現騎車時分神的事情太多。梁子怕老高出事，就要求跟他一起跑。

由于梁子要照顧六歲的兒子，兩人不能出門太早。早上九點鐘，吃完早餐，兩口子把孩子交給父母，開始出門送餐。梁子坐在后座上，把手機固定在手上，時時盯著地圖，瞇著眼睛給老高指路。老高免去了邊騎車邊打電話、看地圖的煩惱，送餐效率高了不少。我問老高為什么不兩個人分開跑，多掙點錢，他說，“一個人等單無聊得很，兩個人可以說話。而且，她（指梁子）是個路癡，不敢讓她自己上路”。在大街上，兩口子騎著一個體型巨大且華麗霸氣的摩托車，看上去不像跑外賣的，更像旅游觀光者。

無論是陳美夫婦還是梁子夫婦，他們的生活都緊緊圍繞孩子和家庭展開。對于每一個女騎手來講，兼顧孩子和跑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性別研究學者卡倫?克里斯托弗（Karen Christopher）曾提出過 “延展母職”（ex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在與四十位有工作的母親進行訪談后，她發現已婚母親會將大量照料勞動轉給他人 “代理”，以此來保證自己的工作不受打擾，同時又兼顧了母職的需求。這樣的案例也曾經出現在學者對于臺灣地區新富家庭母職的研究中，對于臺灣年輕一代的母親來說，良好的家境使其可以憑借經濟上的優勢免于瑣碎的照料勞動，同時又能保證自己對家庭內部的掌控權。而在大陸地區城鎮化的語境中，流動人口或城市弱勢打工人口所展現出來的孩子教養方式與此并不相同。

外賣夫妻檔多采用 “亞洲型解決方式” 來處理家務勞動的問題，即將自己的孩子交給祖輩照看，讓上一代人成為孩子的 “全職保姆”，自己則全職跑外賣，拼命干活，一天的工作時間甚至超過 10 小時。代際的母職外包是女騎手經常采用的方法。來大城市跑外賣一定程度上幫助女性實現了再生產勞動的重新分配。由于租住空間狹小，夫妻二人從事社會生產的時間嚴重擠壓了社會再生產的時間，女騎手得以從 “家務勞動主要承擔者” 的角色中脫離出來，與自己的丈夫一樣忙于工作。但是這樣的脫離并不意味著完全的解脫，因為它是在家務的二次外包的基礎上實現的。家務勞動、照料勞動并沒有因為她們外出工作消失，而是被轉嫁給了遠在家鄉的上一輩女性，如孩子的奶奶或姥姥，由兩代人共同分擔母職。

破碎的家庭與離異的陣痛

女性受訪者中還有因為離異、家庭變故、破產等原因不得已外出跑外賣的，占到近三成（表 7 中的前兩項）。因為離異而跑外賣的女性在之前多是家庭主婦，與丈夫離婚后發現自己沒有工作經驗，無路可走，只好先跑外賣過渡。

36 歲的雪花就是一個例子。年近三十時她在東北老家認識了現任丈夫，家人覺得她年紀大，催她結婚。她受不了催促，與對象認識不到三個月就匆匆領了證。婚后，雪花發現丈夫有家暴傾向。“早就想離婚了，從生完孩子后就一直忍著，他打過我幾次，我們就這么一直僵著，好多年了。” 兒子兩三歲時，她發現丈夫在外面有了人，兩人關系更加冷淡，因為兒子才沒有離婚。在過去的幾年間，“湊合過” 一直是她家庭生活的常態。2020 年，兒子上小學六年級。雪花所在的公司倒閉了，待在家里，與丈夫三天兩頭吵架。沒有收入讓她變得憂心忡忡。

我得掙錢養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給我倆生活費。……家里水電費、燃氣費、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業把我們水停了，（但）出于人道主義沒停電，我特上火。兒子也哭了。最后我弟跟他（指丈夫）談了一下，從那以后他把房租交了，但買菜、水電、養兒子還是一分都不給。

2020年秋天，猶豫再三，雪花決定跑外賣。她之前上下班就騎電動車，所以感覺送餐并不太難。周末的時候，雪花把兒子一個人放在家里不放心，既怕他無聊，也怕他管不住自己一直打游戲。所以她帶著兒子一起出來跑“閃送”，兩人戲稱自己是“上陣母子兵”。

有一次，北京天氣突變，路上開始噼里啪啦下冰雹。小石子一般大的冰碴子打在雪花的餐箱上砰砰作響。雪花急忙騎著電動車帶著孩子跑到一個橋下，擠在一起躲避冰雹。雪花只帶了一件雨衣，兩人鉆進去取暖。兒子跟雪花說：“媽媽我太冷了。”雪花低頭看見兒子小腿和鞋子全濕了。冰雹下了一陣子變成雨，慢慢停了下來。雪花帶兒子去公共衛生間，用干手器把他的衣服吹干，又發現兩人的鞋子還是濕的。天氣不算冷，雪花索性就光著腳丫騎了半天車。

2021年，兒子上初中了，能管得住自己了。因為作業多，雪花讓他獨自在家，不再帶著他跑單。每逢下雨天，兒子都會叮囑：“媽媽小心點，注意安全。”沒有找到合適工作的雪花就這樣一直跑外賣。把孩子安頓好之后，她放下心來，更愿意走出家門。單子多的時候，會干到半夜甚至凌晨。盡管生活艱難，雪花對于自己無法兼顧孩子和工作還是耿耿于懷。這種不滿既來自自己，也來自雪花所想象的自己的父母。

兒子對我干 “閃送” 是有概念的。我現在都不帶他干了，帶他干的時候他還小，假期沒事干，就帶他一起了。現在放假他就自己在家，他怕火也不會做（飯），就吃點小零食。

我爸媽沒看過我家孩子，我說其實我在這個家里不是孤兒，勝似孤兒，沒有人真正地關心過我。沒離婚，但孩子什么的都是我一個人管，我比誰都累。我也沒跟人要過錢，這不要強呢嘛，要幫忙還幫不上。去年夏天我媽因為我說這句話就來幫我看孩子了。來了一段時間，我弟妹（就）把我媽叫過去給她做飯洗碗去了。

對于家庭主婦來說，家庭的破碎是可怕的。失去了經濟來源，她們需要面對經濟獨立的陣痛，想辦法養活自己，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種陣痛不會輕易消失。

曉敏離婚之前也是一個全職媽媽，與前夫育有一個兒子。當時她丈夫在甘肅做一些擺攤的小生意，曉敏負責打下手，但是他不許曉敏管錢。曉敏大大咧咧，并不計較。后來，兩人因為一些瑣事發生爭執，曉敏傷了心，想要離婚。但是丈夫不愿意，并威脅她。為了讓他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她許諾丈夫自己可以凈身出戶。這起了作用，前夫拿走了房子和商攤，并帶走了兒子。“我什么都沒有，就是凈身出戶。”

離婚之后，曉敏回到老家，父母面露難色。因為自己離婚，父母覺得在村里抬不起頭來。曉敏只好趕緊找工作，她在附近的工廠找了份服裝加工的活，迅速離開父母家，搬進了工廠宿舍，正式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半年后，工廠倒閉，曉敏在朋友的接應下，只身來到北京，被朋友介紹跑外賣。她住在南六環一間沒有衛生間的小平房里，只有十平米左右，每月房租四百塊。曉敏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為了多送單，她很少吃午飯，會帶上在拼多多上買的餅干、饃片。

曉敏有攢錢的習慣。一個月七八千的收入，一大半都留給兒子。前夫與她離婚之后又成了家，把兒子帶去新的家庭，不允許她經常見兒子。曉敏與兒子是微信好友，社交媒體成為母子二人維系關系的重要橋梁。兒子正上初中，既喜歡打電子游戲，也喜歡買零食。曉敏怕兒子與自己疏遠，只能用錢維護兩人的關系。

兒子嘛，我要是跟別人結婚就等于把我兒子放棄了，舍不得。……他也在手機上買東西、打游戲，都需要錢。他從來不跟后媽要錢，跟他爸要不出來，就找我要。十塊，二十，有時候五十，我都給他。

曉敏最大的心愿也緊緊地與兒子綁在一起。她想掙錢買一輛貨車，把廚房和淋浴室裝在車里，改造成房車。這樣，她既可以開著車“去送單，也可以去看兒子”。曉敏說，每次去前夫那里看兒子都要住旅館，貴。有了房車，娘倆就可以住在車上，省下住宿費。談到兒子考第一名的時候，曉敏掩飾不住自豪之情。她每周都給兒子打視頻電話，“淡季的話就多打兩次”。

“已經四十幾大了，也跑不了多久了。等買了房子，我就回老家干個安穩的活。”一個人在北京生活不易。打工的這幾年，曉敏說自己也遇到過中意之人，但每次想到自己的兒子，就覺得不能這么早結婚。在她的想法中，自己再婚就意味著“與兒子斷親”。曉敏也沒有放棄要在老家買房的想法。她以前在服裝廠做過裁縫，所以想攢些錢回老家做一個服裝品牌，開個網店。“董明珠能做到世界五百強，我們為啥不能努把力呢！”我問她為什么如此有想法時，曉敏笑著說。

小城母職

在女性選擇跑外賣的諸多原因中，有一類最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為了照顧孩子和家庭選擇做兼職騎手。在我的調查中，這類女騎手占到兩成左右。她們不像前文提到的夫妻檔或者離異媽媽那樣干全職，而是奔走于家庭和工作之間，希望能夠靠“打零工”賺取一些零花錢。她們一般選擇跑眾包，因為需要接孩子上下學、準備晚飯、輔導孩子作業等。這樣的女騎手年齡多在三十上下，處于育兒任務繁重的階段。她們的身影一般出現在小城市或者鄉鎮上，大城市鮮有。

根據觀察，這類女性屬于典型的“城鄉兩棲人”。一方面，她們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其中大部分有中專、大專學歷，作為年輕一代，她們對于現代化的育兒知識、家庭認知并不排斥，甚至有些喜歡追隨；另一方面，她們又因為在地化就業、身處小城或鄉鎮之中，被沿襲傳統女性角色的諸多期待所包圍。在這樣雜糅的情況下，這群女性受到城鄉文化的雙重影響，其認知出現了有趣的“文化調試”：一方面，她們變得更加在意自身的母職實踐，強調對于孩子的陪伴、輔導等精細化管理；另一方面，她們也十分在意自己作為傳統家庭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定位和預期，例如要按時做飯、照顧好家庭，盡到自己的責任。她們的母職實踐雖然不屬于大城市中精英媽媽們所展現出來的“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但也確實受到了這類主流話語的影響和沖擊。

蘇秀琴來自陜西渭南，是“餓了么”的一名老員工。2023年春節剛過，我在渭南最大的超市華潤萬家的后門見到了她。雖然已是春天，但是氣溫并不高，她穿著厚厚的衣服，戴著頭盔、口罩和圍脖，只露出兩只眼睛，坐在電動車上刷手機。我走近才發現這是一名女性。我們閑聊起來，旁邊的一個男騎手，也好奇地加入聊天。聽到秀琴正在給我介紹外賣，他忍不住說：“你問她就對了。這是我們這里的‘女單王’！”秀琴有兩個孩子，一個在渭南師范學院讀大二，漢語言文學專業；另外一個才七歲，剛上二年級。三十多歲的她，皮膚白嫩，略略發黃，很難看出來已經有一個上大學的孩子。而且她性格外向，言語利索，顯然與周邊的騎手已經熟絡。

之前我在杭州打工，一個電子廠，那一天干十四五個小時呢。有人看著你，中午的時候只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外賣自由多了，干這個就是靈活嘛，早上一起（床），做上飯，就出來（跑單），早班。沒單的時候來這兒等。大家聊天。這里要求干夠九個半小時。我就六點出門，中間的時候，沒有單，把娃一送（去幼兒園）。到下午四點半，我把娃一接，回家了，不出來了。（站長）不會為難，入職的時候跟他說好。有娃娃，不會為難你。

秀琴的特別之處在于，她在只有全職外賣的站點找到了一份兼職工作。根據她的說法，站長是當地人，知道寶媽帶孩子不容易，所以也會 “混雜經營”，找一些做兼職的寶媽來跑單，緩解一下人效壓力，并不會在工作時長上為難她們。雖然秀琴的工作時間相對靈活，但是也非常自律。她算過，早上六點到下午四點半正好是九個半小時，這樣的工作時間既不耽誤送娃，也保證了她能夠與其他全職騎手一樣干足工作量。我問秀琴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她開心地打開支付寶賬單，用手不停地滑動著手機屏幕上的收入流水，仔細地算。

11 月份五千多，12 月份四千多，中間疫情，大家都陽了，在家休息了一個多周。春節時候跑得多，單子多還有獎勵，我春節掙了六千九百多，還有個全勤獎兩百，沒發，發了就七千多了！…… 這錢還是不少，是吧？

在被問及這個工作苦不苦時，秀琴想了想，笑著說：“苦，也不苦，只要你肯吃苦。” 在渭南這個小城里，與秀琴一起跑單的女騎手并不罕見。通過詢問和觀察，我發現這里的 “寶媽” 群體能夠占到兩三成，遠遠高于在大城市中的比例。零工經濟在這些年有一個顯著的市場 “下沉”，確實促進了女性的在地化就業。原本被困家中的媽媽群體，在這些年開始頻繁進出于電商、直播、快遞、外賣等行業。一位與秀琴一起等單的男騎手這樣說：

說句實在話，女的，能出來跑單的，都是娃兒他媽！懂嗎，都是有孩子的，閑著沒事，出來掙點零花錢。姑娘家，沒人干。你去問問，（她們）都是當地人，熟悉交通，也認識人。到點下班，晚上回去帶娃。

與外賣夫妻檔、離異女騎手不同的是，小城女騎手更多地是出于 “打零工掙點零花錢、補貼家用” 的目的加入外賣。秀琴的丈夫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工作相對穩定，額外的收入讓她感覺手頭寬裕很多。當然，不同的家庭狀況對于小城媽媽們的影響是非常不同的。有些女性覺得自己是在 “打下手”、“掙點小錢”，這份工作并非長久之計；也有一些女性面對家庭的經濟危機十分困擾，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奔波，疲憊不堪。

芳利是湖南湘陰的一名兼職騎手。她的丈夫在老家開彩票站，不怎么賺錢。兩人有一個上初中的兒子。為了攢夠給孩子的學費，芳利 2021 年開始跑外賣。為了多掙點錢，芳利的工作時間與全職騎手并無兩樣，每天都在十小時以上。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對她進行了遠程訪談。由于疫情的沖擊，芳利不得不奔波于家庭和工作之間：

他干彩票站，沒事在那玩牌賭錢，賠得不行，輸了很多錢。他讓我接著干，他做別的生意去。我說你都把錢賠沒了才說，早怎么沒有說讓我干。之前他看店，我天天送孩子，回家（還）給他做飯，特別累。到下午，趕上賣彩票，四五點鐘我還得回來接孩子、做飯，可累得不行。

芳利讀過大專，畢業后結了婚，很快有了孩子。生活似乎并沒有朝著她期望的方向在走，相反，養育任務和家務勞動繁重，丈夫賭博、開店賠錢讓她無可奈何。芳利同時面臨 “喪偶式育兒”①和工作糊口的雙重壓力。孩子與工作成了她心頭的兩座大山，兩者都難以割舍，卻又找不到解決辦法。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 2022 年我們線下采訪她的時候。芳利到了晚上經常難以入睡：

就是憂慮。你看快四十歲的人，干這行并沒有給自己帶來特別特別多的收入，其實它就是（保障）一個基本生活。然后工作經驗沒有增加，也沒有時間陪自己的孩子。干這一行就覺得，影響最大的就是對自己的小孩。想多掙點，（就）不能過星期天，每天必須都得跑，沒有休息。你一跑可能半天過去了。沒有一個周六日。有的時候（比如）孩子吃飯的時候、放學的時候，剛好是送外賣最高峰的時候，你就沒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給他點外賣。作業的話，你不會很耐心地去管，就很潦草地看一眼就得了。…… 我感覺就是這樣，有的時候外賣有的人跑得好，可能經濟上稍微好一點。說實話，外賣行業雖然不分高低貴賤，但是它并沒有高貴到什么程度，我們在外面受人欺負的時候，會帶到家里邊發泄，對孩子就不好。

如果說秀琴是小城女性靈活就業的成功案例，那么芳利就是小城母語境下在生活和工作間疲于奔命的例證。在城鎮化不斷加速的今天，現代與傳統同時影響著縣城、鄉鎮里諸多媽媽群體，履行母職責任的認知一方面變得更加牢不可破，另一方面又因為其不斷加劇的精細化程度而讓諸多女性

感到疲憊。其中一個核心原因依舊在于家務勞動的不可見性。女性在母職、養育、家務勞動層面的付出無法得到認可，便會出現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間的 “第二輪班” 母親。對于小城的女騎手而言，家庭的藩籬很大程度上來自對家務勞動的無視與忽視。正如上野千鶴子所言：“在‘家務勞動是勞動’的認識之下，家庭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黑匣子’被強行公之于眾，‘愛的共同體’神話被打破，而其中的不平等也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