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真正的敵人在「內」，創作者得「憤怒」起來 | 金雞中期路演現場觀察

在技術發展和社會變遷對整個文化消費格局的重塑中，比外部競爭更為棘手的是電影“自說自話”式的脫節。此時真正的創作迭代，需要創作者敢于擺脫慣性，甚至對既有的狀態產生“不滿甚至憤怒”，重新找回電影創作獨特的觀察視角、思考深度和表達勇氣。

作者：小杜????????????????????????????????????????????????????????????????????????????????????????????????????????????????????????????????????????????????????????????????????????????????????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今天我不是來指點迷津的，我們都在迷津中。”

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秘書長、監制與編劇王紅衛，在金雞創投中期路演及特訓學院的講臺上，用一句話為眾人在此的匯集互動定下了基調。

中國電影正駛入一片未知的洋流，那些曾經被奉為行業定律的檔期邏輯、類型配方、宣發節奏漸漸疲軟。電影，這個不斷變化的藝術形態，正在被迫，但也主動地重新定義它與世界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金雞創投的中期路演常以相對小規模的內部形態進行，今年這一環節正式落地廈門，發出常態化的信號；同時金雞創投也整合“樣片實驗室”“學子計劃”等核心板塊，正式升級為特訓學院。

這種升級讓那些仍在打磨中的項目，得以在中途被及時看見、被更早引導方向。創作者不再獨自摸索，而能在制片人、投資方、導師、顧問的多維反饋中，檢驗作品的完成度與成長潛力。這種機制的意義不只在于發現項目，更在于陪伴項目走完更長的創作周期。借由中期路演與特訓學院的優化，金雞創投建立起“提案—孵化—反饋—再生長”的閉環，讓創投更深度地成為創作者的后盾。

我們在現場感受，電影人們真的想要挖透當下的痛點，但傳遞出的情緒并不陷于焦慮，更是一種確切的務實。年輕導演不斷追問當下觀眾的真實需要，資方在權衡可持續創作的平衡，制片人則探尋著非拍不可背后的內核。隨著這些問題被擺上臺面，我們不禁發問，行業迷津的出口究竟在哪？是該等待，還是主動尋找新的航路？在這樣的語境下，迷津不再只是一個比喻，它既關乎產業的方向，也關乎創作的自我認知。

冷淡的觀眾，擁擠的創作

這場迷惘里最顯性的癥狀，最先在觀眾身上反饋。“不看不討論不耐煩”，王紅衛透過自身觀察，提出了描繪當下觀眾狀態的“三不主義”。這種觀眾端的疏離，并非空穴來風。來自英皇電影的資深制片人梁琳，分享了她近期來的切身體會。有些被寄予厚望的作品，從主創沉浸式的感動到路演后的市場遇冷，往往只有一步之遙。“我們覺得它單拎出來都特別好……走到觀眾那兒，在放路演的時候，看到卻是我們在試圖自我催眠。”

在創作端，則呈現出另一種癥狀，主題的窄化與創作的同質化。王紅衛提出，當下的頭部項目和主流作品，似乎都一股腦地涌向了有限的幾條賽道，共識（愛國/民族）、牛馬（職場/階層）、議題（性別）。大家試圖在不確定的市場中，抓住一些確定的流量密碼，創新和驚喜也由此變得稀缺。但從側面來看，這既是對創作者能力的一場公平考驗，也是其作者性和分眾策略能發揮價值的缺口，縱觀一年來的市場，《南京照相館》《浪浪山小妖怪》《好東西》則各自在這三條賽道收獲頗豐。

這種跟隨在新的職場電影賽道尤為明顯。以中期路演項目《萬死不辭職》為例，其編劇張君一、趙亦驥坦言，大熱的《年會不能停》確實給了他們信心，讓他們看到“職場這個題材是可以做的”。但他們的創作初衷則更為個人化——兩位主創的愛人都是“打工人”，他們身處職場糟心事的漩渦，所以有了這樣的創作欲望。這正印證了熱門賽道的帶動作用——頭部作品的市場成功和創作者強烈的個人體驗共同催生。

梁琳從制片人的角度，印證了一些扎堆現象的普遍，她提到自己在公司內部，會有意識地避開同質化嚴重的選題，因為相似的切入點太多，難以做出新意。而攝影指導何山則提出了“藝術終歸還是產品”的靈魂拷問，這一說法觸及了這種現象背后的底層心態。同質化的泛濫，某種程度上正是在于創作者未能建立起差異化的產品思維，僅僅在藝術的象牙塔里重復著看似安全、實則擁擠的創作套路。這些表象的加碼，讓電影行業的體溫不斷下降。但所有的癥狀背后，往往藏著更深的結構性病根。

于是問題變得更尖銳：到底是誰動了電影的奶酪？

我們面對的真敵人，真的只是短劇與算法嗎？

究竟是誰動了電影的奶酪？

診斷諸多后，就有必要進一步探尋病根，電影產業如今面臨的困境，深層原因究竟何在？如果把矛頭簡單指向短劇的興起，或許過于表面化。王紅衛就認為這可能忽略了更宏觀的背景。他指出，當前電影所面臨的挑戰，并非僅僅源于來自短劇的競爭，而是“互聯網世界經過這兩代到兩代半人形成之后，造成的信息的過載和分散”。這一觀點將問題的核心指向了更為深刻的時代變革。

從歷史的維度看，媒介形式的更迭與競爭并非新鮮事。王紅衛提及，“100年前的人看待電影，就像我們今天看短劇一樣”，電影在其誕生之初，也曾被視為通俗甚至“低俗”的娛樂形式。這種歷史的相似性提醒我們，將當前的困境簡單歸咎于短劇，可能忽視了技術發展和社會變遷對整個文化消費格局的重塑。工業時代以長內容和沉浸體驗為特征的媒介邏輯，在數字時代以微短內容和即時滿足為主導的生態下，正面臨嚴峻的適應性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制片人梁琳提出的“你的一句話故事是什么？”這一問題，顯得尤為關鍵。在選擇極大豐富的當下，電影憑什么能夠脫穎而出，說服觀眾付出時間與金錢成本？這個“非看不可”的吸引力，創作者是否清晰地意識并有效地傳達了？

現實情況是，許多電影項目在這一點上仍略顯模糊。當一部電影無法凝練出精準有力、能夠穿透信息噪音的核心賣點，無法與目標觀眾建立有效的對話時，創作者的自我表達就很容易淪為自說自話。這種脫節，或許才是比外部競爭更為棘手的內部癥結。

最后，當我們意識到困境的根源不在對手，而在時代自身，悲觀與清醒便同時涌上心頭。可迷津并不等于絕境。正是在這些看似無解的拐點上，新的路徑才可能被摸索出來。來自電影人們反復提及的完成度與專業，背后都在指向同一個方向——電影要活下去，也要活得有尊嚴。

從作者性到生存力，創作的兩種勇氣

在過去的反復試驗中，金雞創投的中期路演，也正在拿出一套更具操作性的反饋機制。它更強調項目的階段性可評估指標，包括劇本成熟度、視聽風格的穩定性、資金架構合理性、目標觀眾定位的清晰度等。這些強針對性的打分標準，在現場被反復提及，成為評審與創作者之間最高頻的關鍵詞。

一些項目在反饋中被直接指出“劇本邏輯略有缺憾”“成本結構與題材量級不匹配”。也有項目因創作視角獨特、題材新穎而獲得投資方的持續關注。這樣的交流，讓創投不再只是一次展演，而是在檢驗一個導演是否能在問題被拋出后，快速自我修正。

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中期路演現場，不僅有新創作者的初試啼聲，也出現了不少來自成熟影視項目的熟面孔。他們的加入，形成更多元的創作者結構，讓創投的現場氣質更豐富，既有青年導演的創作沖動，也有經驗創作者的成熟視角。例如，《漫長的季節》《隱秘的角落》編劇陳驥帶來了導演首作《豬腸碌你吃過沒》；《我和我的家鄉》《外太空的莫扎特》編劇全麗璇拿出首執導筒的《嚕什兒》；曾參與《動物管理局》《回廊亭》的李雅弢則攜作品《老同學》進入其中。

在經過對項目的幾輪剖析后，嘉賓們也從各自的經驗出發，給出了可能的破局路徑。既然同質化與創作心態是重要的病灶，那么破局之道，便直指創作的本源。

王紅衛的答案是，創作者別再“乖”下去了，重提作者性刻不容緩。這里的作者性，并非狹隘地指向藝術電影范疇的個人表達，而是在同質化浪潮中，重新找回創作者獨特的觀察視角、思考深度和表達勇氣。

他進一步指出，真正的創作迭代，是需要創作者敢于擺脫慣性，甚至對既有的電影產生“不滿甚至憤怒”。回溯電影史，幾乎每一次重要的新浪潮都孕育于對舊有范式的挑戰與顛覆。這意味著，創作者需要重新審視自己與時代的關系，不再滿足于安全區內的重復勞動，而是要去觸碰那些更復雜、更具爭議性、也更能激發思考與討論的議題。當創作不再僅僅是為了迎合預設的觀眾或市場，而是源于創作者內心深處的表達沖動時，作者性的光芒才有可能煥發新生。

當然，宏觀方向的調整固然重要，但對于身處其中的每一位創作者，尤其是資源有限的新導演而言，如何在具體的實踐中先生存下來、再圖發展，則是一套更為務實的生存之道。攝影指導何山反復強調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非常現實。在預算緊張、資源匱乏的現實條件下，過度追求完美很可能導致項目最終無法面世。只有先拿出一部完整的作品，哪怕它尚有瑕疵，但有機會被看到，才有可能獲得下一張入場券。

這種務實的生存之道，在一些路演項目的新創作者們身上也不斷涌現。典型如《地府有限公司》的導演王志剛，為了支撐自己的創作理想，他選擇同時做短視頻編導曲線救國。而他這部融合了奇幻、喜劇和個人情感的影片，更是死磕了八年，劇本修改了四五十個版本，這種現實的經歷，或許是當下許多創作者必須直面的生存考驗。

與此同時，梁琳也提醒創作者要警惕創投場合中可能存在的無效社交，并將重心放在打磨項目本身。“項目本身才是硬通貨”，她積極通過自身經驗，強調了制片的必要性和專業性，如預算需嚴格從劇本反推而來，不要過分寄托于人脈資源，最大程度保證項目安全的完成度。

在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后，如何在同質化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梁琳發出靈魂拷問：“你真的知道自己想拍什么嗎？”她認為，一個項目必須有一個“非拍不可”的理由，這個理由往往源于創作者內心深處最獨特、最堅定的創作母題。她以旗下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為例，這部影片聚焦了一個兒童對周遭事物的奇思妙想，在FIRST青年電影展打開影迷口碑后，選擇在兒童節檔期鎖定受眾圈層，最后在自己獨特的敘事中，保留了相對穩定的成績。

這說明在一個追求安全的時代，真正稀缺和有價值的，反而是那些無法被輕易復制的、帶有鮮明創作者印記的作品。《朱同》也正是在導演王子川話劇背景的加持下，影片才得以擁有扎實的敘事結構和穩健的美術體驗。專業能力，永遠是連接創作理念與最終成片的核心橋梁。

回到開頭，迷津并不只是困局的代名詞，它也意味著重新出發的起點。互聯網重塑了注意力結構，也改變了觀眾與內容之間的關系，電影失去的或許從來不是市場，而是那種被集體等待的意義。每個時代的電影人，都會在屬于自己的霧中前行。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市場的回暖，更是創作的信念與文化的自信。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