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總監姜妍：走過二十載文化報道路｜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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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總監姜妍：走過二十載文化報道路

?整理：易悠揚 孫旺琪

編輯：胡世鑫

姜妍

界面新聞文化組總監。曾于2005年—2016年，在新京報書評周刊工作十一年，歷任記者、編輯、統籌編輯、副主編（主管新京報書評微信公眾號）。于2016年7月加盟界面文化至今。

代表作品：

《王朔專訪｜“痞子就痞子吧，問題是你們了解我嗎？”》

姜妍（左）２０１０年和唐諾在香港的合影，攝影：朱天心

這是一位入行20年的資深文化記者的職業生涯回顧。

從都市報鼎盛時的理想激蕩，到門戶網站崛起時的千帆競發，再到社交媒體興起時的挑戰與沖擊，一直在日更媒體工作的姜妍，深刻體驗了媒介載體的每一次更迭——如何在最初沒有固定條線的窘境中野蠻生長？如何采取有效方法突破不同類型的采訪對象？如何帶領團隊在新媒體時代重塑文化報道的風格？以及如何面對當下流量競逐與內容打磨的權衡？

她懷念那個可以有“十多個人做文化報道”的“奢侈”年代，也坦然面對當下文化報道空間劇烈收縮的現實，并盡最大努力為新一代寫作者們創造自由生長的空間。在一切都迅疾發展的當下，她仍有著博大而包容的目光，宛如一座沉靜的燈塔，在文化的一隅烏托邦守望、遠眺。狂風肆虐，洪流滾滾，她依然懷抱著行業的初心，摩挲著紙張的余溫，寫下屬于文化記者的堅守與答案。

以下是姜妍于深度訓練營的講座分享整理，希望她的自述能給有志于文化領域的年輕人以啟發與感悟。

我是2005年7月開始在《新京報》文化副刊部實習，9月正式入職，成為一名文化記者。彼時媒體的大環境正處于都市報最鼎盛的時期。全國各地有眾多都市報，北京這邊可以說是“諸侯割據”。

當時新聞系的學生畢業以后，通常會認為在都市報工作是一個非常好的職業選擇。《新京報》進入北京的都市報市場相對較晚，但它的到來，不僅對北京，甚至對全國的都市報都帶來非常大的震撼。它是《光明日報》和南方報業集團聯合創辦的，擁有優質的資源條件。南方報業的媒體同行在做新聞時非常規范，他們把這種職業規范帶給了我們那一代《新京報》的記者，讓我們受到系統的訓練。與現在相比，那個時代的文化報道環境是非常奢侈的。你很難想象在一個作為主流媒體的都市報里，可以有十多個人專注于文化報道，并且有很多細分的條線。當時《新京報》聚集了許多有理想主義情懷的記者，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可以改變世界的，是可以影響到他者的。我們部門里有一個同事從德國留學回來，在飛機上看到《新京報》的創刊詞，下了飛機直接拎著行李箱就去報社應聘。他也是《新京報》社歌的詞作者之一。這首歌的演唱、錄制、制作，全部都是由當時的《新京報》員工一起完成的。它的歌詞很振奮人心，但它描述的情境與今天的媒體環境相比，又好像有一種割裂感，仿佛那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時代。

新京報社歌歌詞

進入《新京報》工作時，我是被特招留下來的。在沒有人離職的情況下，領導為我爭取到了一個名額。所以那時我面臨的現實問題是——沒有固定條線。因此我在前兩三年過得非常“辛苦”，盡量不去碰別人的條線，自己能做的大都是動態性的爭議性報道，或者是跑口記者跑不過來的一些選題，所以那段時間我的工作內容很雜。

那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能有一個條線，隨便什么都可以。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又覺得那兩三年特別鍛煉人。因為這種“雜”，讓我的工作范圍幾乎覆蓋了文化報道的每一個領域，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算是比較勤快的記者，編輯派的題，其他記者跑不過來的事情我都去做，不挑活兒，回過頭看這些積累會變成一種財富。

當時《新京報》有兩個很強的團隊，一個是攝影團隊，一個是設計團隊。大家的工作分工也很清晰明確，在和這兩個團隊合作的過程里，我從這些同事身上也學習到了很多東西。比如一起外出采訪的時候，我會觀察攝影記者是如何用圖片進行內容表達，是怎么進行作品構思的。和美術編輯一起做版的時候，我也會學習他們的版面思路，比如如何取色，如何安置版面等。

SND獲獎作品封面

在紙媒時代，我們采寫完成后，大致的出刊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攝影記者要進行選圖和修片；之后圖片編輯會根據文字編輯的要求協助進行版面配圖的選擇；接下來文字編輯會把編輯好的文字和備選圖片上傳，組版員會進行組版工作，把稿件和圖片擺進版式框架；之后美術編輯進行版式設計。報社里還有專門的插畫師，如果需要插畫配圖，我們也會提前和插畫師溝通繪制。美編設計好之后，我們會打印校樣，同時給部門領導、值班編委以及校對進行審核，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校對在完成三校后，還需要最后提供給校對的總負責老師進行終審，這三個路徑的負責人都在版面上簽字了，這個版才能定版。我們打磨一個版面的過程是這樣，我們打磨一篇稿子的過程也很費時，今天已經很難想象可以這樣去磨一個稿子了。在這樣的精細化分工下，也誕生了很多很棒的精品。

制圖漫畫插畫獎金獎：辛亥風云版畫插圖圖選

但在新媒體時代，有些東西漸漸消失了。在某種程度上，網絡時代讓文字的精煉性變差了。我們做版的時候真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去摳，因為版面能容納的字數有限。那個時候記者的提問也非常精簡，如果能用八個字說明白，就不會用九個字。可能在現場會進行更多闡述，但放到版面上，只要讀者明白我們在問什么就行。

中國話劇百年經典版面

2007年，雖然都市報還處在鼎盛時期，但門戶網站背靠資本開始漸漸崛起。那一年，我給王朔做了一次專訪，盡管從訪問技巧上來說，這篇稿件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但這篇稿子對我來說還是很特別。就像我說的，此前我一直沒有固定線口，而這篇報道在社內拿獎之后，確實讓我從邊緣向中心邁進了一些。

當時王朔已經很久不在公眾面前出現了，因為王子文的官司出來發聲，幾乎所有的文化媒體都想約他的采訪。我記得他去了新浪讀書的直播間參加了一場活動，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去現場“逮”到他。我那天心里其實挺膽怯的，因為當天的主持人很多提問都被王朔懟回去了。但去了現場我肯定要試一下，所以活動結束我就找到他，問他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訪，不出意外他拒絕了。我就塞給他了一份《新京報》的書評周刊，還塞了我的名片，我跟他說：“這是我們的報紙，您要是有空可以看一看，假如您有時間，愿意的話，可以隨時給我打電話。”我塞給他的那份報紙，是書評周刊做的一個和城市寫作有關的選題，里面有一段是邱華棟批評了王朔。

后來應該是一個周六中午，我手機顯示有一個不認識的電話打過來，我接起電話，那頭說：“我是王朔，你現在來我家。”于是我在毫無準備，沒有任何采訪提綱，也幾乎沒有時間準備的情況下，往他家里趕。我只能在去他家的路上去想要怎么辦，我當時的領導也不太放心我自己做，就讓我問王朔能不能再帶個記者去，王朔回我短信說，“不，就你一人。”

王朔家在順義，我那時候剛學會開車，路況也不熟，所以就開過了高速的出口，王朔覺得我耗時太久了，還短信問我到哪兒了，我就跟他說，我剛開始開車，手潮。“手潮”是個比較典型的北京話，后來我一見到他，他第一句話就問我說：“你是北京人吧？”我說：“對。”后來我們又聊到我也是軍隊大院長大的，他就對我特別好，像對自家侄女似的，離開的時候還說“問你爸好！”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做記者，不是只有采訪寫稿，能磕下采訪對象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組成。我覺得是人都有突破空間，關鍵是你從哪里突破。讓我印象很深的還有我對臺灣詩人夏宇的采訪。夏宇是我非常喜歡的詩人，2009年我第一次去臺北，最后一晚被朋友帶著參加了一個有很多文人的聚會，夏宇也在其中，然后朋友就遙遙把夏宇指給我。我很害羞，也沒好意思上前跟她打招呼，就那么遠遠看著她。

時間一晃到了2018年，我去成都方所書店參加活動，發現夏宇也在嘉賓名單上。我就請朋友安排了一個對她的專訪。采訪是在她參加的活動結束后，我們移動到酒館的路上，在叫的車子里完成的。她當時讓我在刊發之前把稿件給她看一眼，我整理好后發了郵件給她，然后就沒有然后了。我并沒有她的其他聯系方式，郵件斷聯后，這篇稿子就一直壓在我的電腦里面，但我有這么個心念，時不時拿出來看看這篇稿子，希望有一天它有機會被更多人看到。

接著時間到了2023年底，夏宇終于出了一套簡體版的詩集。我覺得這似乎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可以重新讓采訪見刊。我又給夏宇發了郵件，詢問是否可以在之前采訪的基礎上進行補充修訂，借著新書出版刊發。結果依然沒有回音。我就找到了詩集的出版方“新行思”的工作人員菲比，我把稿件也一同發給了菲比，她和同事看完都覺得訪談做得很好，愿意幫我試試看一起說服夏宇。我當時和菲比說，“請告訴她，我等了她五年”。在今天這樣一個什么都要求快速高效的時代，我覺得是這句話把夏宇打動了。之后我開始收到她回復的郵件。在郵件里她也解釋了原因：覺得自己當天狀態不好，回答得也不滿意，所以就一直想“逃避”。我們往來了許多封郵件，形成了最后刊發的定稿。我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個采訪到她的記者。

夏宇報道刊出后，姜妍發的朋友圈

所以你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采訪對象，你需要去觀察他的狀態和他的思維模式是怎樣的，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形里去突破他。當然也要尊重他，要在過程中做到這樣的平衡。

2008年對我來說也是職業生涯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當時我工作了差不多三年，去參加一些新書發布會時，我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困惑。那個時代的話語權還是在很多所謂的文學評論家手里，這些人去參加活動的時候，表達上我覺得更多是場面話，非常空洞無趣。如果作為記者只是記錄這些內容的話，我會覺得，那我不就變成了一個傳聲筒，也成為某種利益鏈條上的一環了嗎？我急于想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同樣的情境，這促成了我決定去參加那一年的香港書展。但是去香港書展的話，報社并不會給我出錢，我就跟我當時的領導說：“你只要放我去就行，錢我自己出，我可以往回寫報道。”他就同意了。

我覺得那七天對我來說影響非常大。雖然今天的香港書展已經變了很多，但在當時，它處于兩岸三地重要的文化樞紐位置，海內外很多重要的華語創作者都會在那一周聚集到香港。2008年那一屆我見到了很多人，有朱天文老師、張大春老師、鐘曉陽老師、王德威老師、哈金老師等等，當時我在北京是見不到他們的，但我居然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密集地見了那么多人。那七天除了睡覺和偶爾出去吃個飯，我基本上都是泡在展場里聽講座，給老師們做采訪。

2009年，我又自費去了臺北書展，那次臺北書展剛好開在春節期間，我就是那次在臺北第一次見到了夏宇，還見到了非常多其他的文人。從2009年開始，我連續十幾年每年都會去臺灣，在那邊認識了一些生命里很重要的朋友，迅速擴展了自己的視野。在這個過程中，我自己也會去思考，原來文化報道不只是一個傳聲筒，它還可以做更多東西，我再把這些思考得出的東西帶回來。

門戶網站在這個時期發展得更繁榮，他們背后有資本，所以會很自然地進入到傳統媒體里挖人。當時《新京報》有不少人跳去了幾大門戶網站。資本必然會帶來一些人的流動，很多時候介質在發生變化，作為做內容的人需要不斷去思考怎么適應這些變化，但同時又不能改變內容傳播的核心。

說回到內容的部分，《新京報》前前后后做過很多系列報道，其中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叫“重訪文化老人”的系列。因為在創刊初期，書評周刊做過不同領域文化老人的口述史，過了一些年頭以后又重新去訪問他們，看他們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這個系列里面的稿子大部分是我寫的，這也給了我一個很特別地觀察老年生活的視角。

我寫過文學翻譯家傅惟慈老師的稿子。我采訪他的時候，他已經90歲了，但還是耳聰目明。傅惟慈老師住在北京趙登禹路的一個四合院里，那個小院非常可愛，有各種綠植，他很喜歡邀請我們這些年輕人去家里玩。我做完傅老師的采訪，他就拉著我參觀他的木質房間，最后他帶著我在一張照片前站定，那張照片是德國的一個集中營。他說照片里面的意境當然是不好的，但是照片最上面這句話是一句德語，他就讀了出來，翻譯過來就是——各得其所。他說人的一生，就是各得其所。

我還采訪過出版家沈公也讓我印象深刻，他是個很有趣的老頭，每天都很開心。我記得那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他當時還送了我因是子的書，我也不太明白為什么要送那本書給我，可是前幾年我重新拿起來看，卻很受益，但他已經不在了。很多事很多人的相遇，當時只道是尋常，但又好像種下一粒種子，等到時機成熟時就會生根發芽。

大概是在2012年的時候，微信公眾號開始出現。我當時的部門領導還挺敏銳的，他招了專門的人進來做“新京報書評周刊”的公眾號。當時的調性可能更注重趣味性，因為做得早，初期粉絲積累還蠻快的。

彼時很多紙媒出身的傳統媒體人對新媒體更多的是排斥的態度。雖然我們那個時候做報道也辛苦也累，但工作和休息的時間劃分還是有的。但是一旦進入到新媒體，進入到那樣一個節奏里，時間安排是完全被打亂的。所以在我們最初做公號的同事離開后，大約2013、2014年的時候，部門里的同事都不愿意去接這攤活兒，我就把這個事也接了過來。

也在這個時候，我發現文化報道的從業者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批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20世紀90年代初的記者從國外學成歸來，他們很多研究生專業學的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社會學等，有比較好的知識理論框架，然后又可以把這個體系帶入文化評論中，去分析一些現實問題。

我們當時做公號的團隊是四個人，兩個內容編輯加上一個運營編輯，再加上我。兩位內容編輯是伍勤和黃月，運營編輯是馬培杰，伍勤從英國留學回來，理論框架比較強，黃月曾經是報社的圖片編輯，我看了她微博覺得文字非常有特點，就問她想不想轉來做文字編輯，培杰是現在新京報書評的主編。現在回想我們當時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因為公號一年到頭也不停更，兩個編輯一人一周負責三天內容，周末有一天的內容是培杰負責，但不是說隔天就可以休息，還要繼續備稿想選題。有時候為了一個標題，我們會討論好久。我們全年無休地去做這樣一件事，也一起打下了后來書評公號的調性。

其實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我們這些人參與到了文化報道的轉型變化中，我只是會去想，在發生一個社會議題時，他們有這樣一種新的解讀角度，也挺好的。客觀地講，一些比較好的切入角度也帶來了較高的流量。我今天回過頭看才明白，原來當時我們是在一種共同參與的狀態里，產生了一種共創性的，甚至是某種文化報道結構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在今天依然在發揮作用，這還挺有意思的。但相對來說比較遺憾的是，我們的報道空間確實不如當年了，我們的表達方式、表達觀點也不可能再像當時那么尖銳了。

書評公眾號在我們手里做到大概50多萬的粉絲后，出現了一些我沒有辦法選擇的事情。于是我在2016年離開了《新京報》，這個我工作了11年的地方，也是我無比感激的地方，我在這里受到了非常系統的行業訓練。

我離開《新京報》的時候，界面只是我的選擇之一。我有機會去當時很流行的知識付費領域，也有頭部出版公司想找我做品牌宣傳，而且待遇都比機構媒體要好。但我最后還是選擇了留在機構媒體里面。培養一個文化領域的成熟記者和編輯是需要挺久的時間的，我內心也多少有點割舍不下吧。另外我也想試試看，有沒有可能把一個事情從零到一給做起來。

當時黃月跟我一起去了界面文化，伍勤選擇了澎湃思想市場，培杰留在了《新京報》，我們四個人就拆開了，但回想起來大家一起鉚足勁做事情的那段時光是非常珍貴的。

界面文化在北京和上海都有組員，當然當時還不叫界面文化，是我們決定做公號以后才定的名字，找朋友專門設計了logo。我和黃月剛來就自費去了上海，跟上海的組員面對面聊了一次。當時上海有三個人，林子人、董子琪和程衍樑。子人算是跨組，最早編制還不在文化這邊。北京這邊是有劉溜和武靖雅，然后我覺得社科這邊還需要補個人進來，張之琪剛好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前又在新京報實習過，我就非常懇切地希望她可以來，當時給她發了很長的一段邀請，她最終被打動了，這大概是界面文化最早的一個初始團隊。在這之前界面新聞也有文化組，但沒有合力去打造一個品牌。

為了建立品牌知名度，我們開始策劃系列性的報道。我們做過一個系列叫“野生作家”，還比較有影響力，后來出了書。這個概念是我想出來的，指的是不在體制內拿錢，需要一邊寫作一邊在現實生活里做一些其他工作供養自己寫作的書寫者。還有“90年代”系列是我們策劃的所有系列里最難寫的一個，可以說推行得非常艱難，需要大量的采訪和翻閱資料，但這個系列里有幾篇稿子讓我印象深刻，比如趙蘊嫻寫的下崗潮，林子人寫的商品房。

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要把界面文化做成一個什么樣子的東西。現在回過頭看，我會覺得它其實是自然生長出來的。我盡量去尊重每一個記者的性格和感興趣的領域，我很在意“他到底在關注什么”。肯定是基于興趣，才能一直往下走，才能做出好的稿件。我想要給大家創造這樣一個空間。

但同時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文化報道的整體收縮，這兩三年疫情以后的經濟下行期尤其明顯。首先文化是一個比較難產生直接效益的報道領域，其次做媒體不可能不去考慮傳播這件事，所以只是去做每個人興趣范圍內的稿件是很難的。人生很多時候是找尋一種平衡，我既要考慮到平臺需求，也要考慮到記者個體需求，還有讀者的需求。

還有一個變化是，在紙媒時代，你離讀者是沒有那么近的，那時讀者畫像還沒那么清晰，具有模糊性。我們那個時代的記者很多報道線索是源自報社的爆料熱線。所以早期我們是需要去找讀者的，比如《新京報》有幾年要求所有采編人員上報亭賣報紙，讓我們感受和建立讀者畫像。現在是反過來了，公號后臺數據好精確，包括年齡、性別、地域等等。而且現在的即時反饋好快啊，那么迅猛，有時候我都想保持、拉開一點距離。

模糊性的好處在于，你離流量沒有那么近，有一些你覺得真正好的東西、你想傳遞的價值，可以夾在里面去做出來，不用去想假如流量不好怎么辦。因為一份報紙賣得好的時候，你可能也說不清到底是里面哪些報道帶來了銷量。

另外，那時的書評編輯有時候是可以反向影響行業的。好的書評編輯每周都會去逛書店，不只是被出版社“投喂”，也會自己去找什么書是值得做的。比如說《斯通納》這本書，本來并不是出版方的重點書，但我的前同事涂志剛看完非常喜歡，我們專門做了這本書的專題，把這本書的銷量帶得還蠻高的。

現在好像是一個好東西在不斷消逝的年代。你看似有很多選擇權，其實沒有，我們經常處在被營銷的狀態。我們可以反思一下，很多時候我們對書的了解是來自“投喂”呢，還是自己在書店里面發現了這本書是真的好、值得做呢。

最近有一本賣得很好的書，是劉楚昕的《泥潭》。因為他在漓江文學獎上說自己初戀女友去世的那個視頻出圈了。有網站看到了這個熱點，就跟漓江出版社簽了獨家合作，買了非常多流量去推這個視頻，不斷地讓它被看到。現在很多書賣得好是因為它喂到了你嘴邊，你也就張開嘴把它吃下去了。這和我們當年很多時候是自主選擇地去看書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而好的文化記者的養成，其實需要更豐富的營養。不管是你接觸到的好的老師對你的善待和言傳身教，還是一些好的選題，甚至有的時候不是因為流量，而是因為這個東西本身就是有趣的。我記得有段時間我對古村落保護很感興趣，當時我就去采訪了清華鄉建所的學者，比如陳志華老師、李秋香老師、樓慶西老師等等。而今天好像很難給記者像這樣的空間去養成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做文化報道這些年，我很幸運見過很多很好的人。很多上一代的人，他們非常有趣、很有風骨。像葉嘉瑩老師、齊邦媛老師、痖弦老師、西西老師等等，我都采訪過，他們現在也都已經過世了。就像孟子講的“集義養氣”，因為這些人的存在，形成了一個場域，進而滋養了更多的人，帶動了一個星光熠熠的時代。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朱天文老師、朱天心老師和唐諾老師，我很幸運有十幾年的時間每年去臺北跟在他們身邊，極大地打開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德行的培養和建立。

姜妍（右）與朱天心在臺北

我身邊有一些朋友有時候會調侃我說，“文化記者很有文化。”我也會用阿城的話調侃回去。阿老以前說過，什么叫文化呢？文化對應的是武化，是人們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這不在于你讀了多少書，很多人讀了很多書，不代表有文化，還是停留在名相概念里面，面對實際問題的時候、面對他者的時候依然尖酸刻薄，依然沒辦法理解他者；可能一個居委會的阿姨沒讀過多少書，但人家解決問題是妥帖的是柔和的，人家就是有文化的。

回望這二十年的從業經歷，我會覺得進入文化報道這個領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偶然進入這個領域，是生活選擇了我，我隨順了生活，但一路風景還蠻好的。并不是說所有人都要去做文化領域的報道，這一路一直有人加入也有人離開，我都能理解每個人的選擇。回過頭我覺得能一路一直在這個領域也是一件蠻奢侈的事情，需要很多條件具足。我想說的是，不管大家未來做什么，或者是不是從事這個行業，都希望每個人努力去成為一個善良、溫暖的人。希望我們都能各得其所。

Q ：你采寫過很多公眾人物，他們也可能接受了不少其他媒體的采訪，那你一般會怎么找新的切入點？

A ：這是我們記者經常會思考的問題。有時候你確實會想要去規避一些常見的問題，但這種規避也是一種積累，關鍵在于你對采訪對象的熟悉程度。你能不能看出來作者背后到底想說的是什么，能不能把真正的核心給拎出來，這需要你見人之所未見。如果你一直很實打實地只在文本層面去問，就很難進入到更深的東西。這需要你在實踐中慢慢去思考、去尋找。

我一開始做采訪的時候還會看采訪提綱，但到后面就完全脫離提綱了。我會把采訪提綱的內容都裝在腦子里，不一定要把提綱上的問題都問完，而是看我能不能把其中兩三個我覺得有意思的點問透。我覺得只有這樣，稿子才會好看。但每個采訪對象都不一樣，比如文化類的采訪對象相對來說表達欲會強一點，但像網球選手李娜這樣的采訪對象，她的回答可能比你的提問還短。這種情況下，更多時候要調動你的思考去快速匹配，不能讓中間有留白。面對不同采訪對象，需要調動的東西可能又不一樣，這也是要在實踐中自己去摸索的。

我還有一個經驗：如果一個作家來中國，一天內給他安排了好幾個專訪，我的建議是，作為記者，盡量去爭取第一個。越靠前，你可能得到的東西會越多。

Q ：你提到說在行業中做久了會形成自己獨特的判斷，而不只是聚焦于文本本身。能否請你舉個例子？

A ：我主要講的是在尋找切入點這一方面。比如我去年給薛茗寫的《77街的神龕》這本書的評論 。這本書的核心講的是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也包括博物館行業的狀態。但我覺得這些東西只是一個載體，薛茗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人類與萬物的相處之道，即我們要時刻保持謹慎、自省和謙卑。這是字里行間一直在透露，但沒有在明面上提到的。我在文章里把這條暗線拎成了一條明線，直接寫出來了。后來我們倆也因為這本書成了朋友，前陣子見面時，她也說其實我拎出來的就是她真實要表達的。

Q ：我在閱讀文化報道過程中會遇到一些深奧的點無法理解，應該如何處理這種情況？

A ：臺灣作家唐諾老師以前講過一個問題，就是你怎么樣去看待、理解你不理解的東西。因為很容易出現一種情況：如果他寫的東西是我理解不了的，會不會是他寫得不夠好呢？比如說我覺得朱天文老師的《巫言》是一本非常棒的小說，但它因為難理解，所以得到的評價并不高。我剛開始也有點讀不懂，后來有一天重讀時，突然覺得寫得真好。所以如果當下讀不懂的話，那可能只是還沒到能理解的水平，你可以選擇先放一放，后面再去重讀。重讀其實很重要，我自己每年都會有重讀的書。

唐諾老師也講過，有些作家在某個時期的作品會被認為是失敗之作，尤其是在他們晚年的作品，比如托爾斯泰的《復活》。但有沒有可能不是他的創作不好，而是我們跟不上他的步伐呢？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謙卑的思考狀態，考慮事物的復雜性。在這個過程中，你總會進步的。認真生活、認真閱讀的人，一定會一直往前走的，你對所有東西的理解也肯定會越來越開闊。

千萬不要總是想著去提煉知識點。很多東西不是點對點的，而是感受型的。建立這種感受的過程也是建立鑒賞力的過程，是沒有辦法高效達成的。它是和你的生命經驗、閱讀和體驗捆綁在一起的，所以順其自然吧。如果你想要高效、實用的東西，那它就不是文化層面的。文化最后給你帶來的其實是一種慢慢積累起來的鑒賞力。

Q ：如果遇到自己不感興趣的書，或是不認同其書中觀念的作者，對工作進度和心態會有什么影響嗎？有什么調整的方法嗎？

A ：現在，如果遇到自己不感興趣的書，我可以選擇不做，我也不太會去寫自己興趣不大的書了，但還是要有一個比較包容的心態。我不會天然地認為自己的判斷都是對的，遇到不理解的情況也會習慣性先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哪里不懂。

其實年齡越大，見過的東西越多，就會有更復雜的思維和思考，不太會輕易地下判斷，尤其是不會下那種單因單果的判斷。比如，不能認為某些流行文化就是不對的，它的存在必然是有它的原因和背景的。我們以前在《新京報》也會去分析《狼圖騰》這本書為什么會賣得這么好，或者《甄嬛傳》為什么大家都喜歡看，盡可能不去產生高低評判。我很喜歡唐諾老師在《我播種黃金》里的一段話——“相信自己是正確的，卻得在這個正確轉向真理時，硬生生在最后一刻剎住如驚醒，一次又一次這樣，直到這成為一個信念、一種習慣；回想起自己生而為人的種種限制，回到難以窮盡的廣闊現實世界。”

但是，書確實有好壞之分，不過那種判斷是基于你的鑒賞力得到了提升以后。比如我做了很多年的文學記者，也有了一定的對書的鑒賞力，覺得實在寫得不好就不做了。

Q ：你提到可能現在記者寫某本書，是出版社的營銷編輯聯系才去寫的。作為讀者，有時候也會觀察到某一時期對某本書的報道出現得特別多，會感到疲憊。好奇老師們會對做這樣的現象感到疲憊嗎？

A ：現在出版行業整體下滑非常厲害，一些頭部的出版公司可能也都要下滑30%左右，我們媒體有時候也很難。記者報題時，我可能會建議要想想可以怎么跟現在的熱點結合。現在單純做一本書的空間已經越來越窄，做長期的靜態選題都很難。現在我的思考邏輯都是怎么讓這個報道更出圈。

我理想中的好的報道，是可以像《巴黎評論》那樣，一次花兩三個小時去采訪文學領域的人，通過反復的采訪，呈現他最好的面貌，把報道做深做透。但現實不是這樣的，在經濟下行期，我必須做這種平衡，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所以我才說文化報道是很奢侈的。但倒也不是說營銷編輯推薦的書就不好，記者需要有一定的辨識度和鑒賞力，看能不能在他們推薦的書里面發現值得做的選題。我會覺得今天的記者也比較辛苦的地方在于，他們已經要做那么多動態性的東西了，怎么還能給他們壓力，讓他們再去挖掘呢，我也會于心不忍。

Q ：你在媒體工作這么久，前面也提到如今媒體環境變化太快，為什么還想要留在這里？

A ：因為我不會做別的事。我剛工作的時候，采訪過吳曉波老師。我記得他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如果你能夠堅持做一件事20年，你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所以我今天能夠稍微有一點底氣地站出來說話，真的是因為我已經做滿20年了。當然，在媒體行業這種現象很奢侈，尤其是做文化報道。人生就是“求仁得仁”吧，你要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要的是名利場上的東西，那一直做文化報道可能會有難度。但如果你想要精神富足感，文化報道還是可以給你的。所以得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反正我還好，我過日子比較簡單，一簞食一瓢飲也能過。

Q ：對于做文化報道的記者，你會看重他們身上的哪些特質呢？如果想要做文化報道或成為文化記者，需要做哪些準備和積累呢？

A ：我最看重的是一個人的“愿”。佛教里有個概念叫“信愿行”：你相信，你愿意去做，最后落到你的行為上。這三個東西最后構成的核心就是你的生命走向。所以我其實會綜合地看他有多想做這個事情。通常我會收到很多實習或應聘的郵件，我會比較看重他們的自薦信。自薦信里能看出很多東西，包括這個人的文本能力、做一件事的認真程度、愿景等等。我每次選記者時，不一定選知識積累最高的，但我可能會選最想去做這個事情的人。

我當年是在沒有任何準備和積累的情況下去做文化報道的，是被反向選擇的。我其實學的是商業新聞，后來想做體育報道，完全沒有打算做文化報道，所以我的積累真的是來自工作。我給你的建議是，假如你有文化領域的知識積累，會有非常好的輔助作用，但不管你做什么領域的新聞，除了要有行業積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新聞屬性。

為什么我在沒有文化領域知識積累的情況下被我的領導留下，就是因為我的新聞屬性非常強，這是我在做其他報道領域實習時積累下來的能力。當時正式的文化記者搞不定的采訪對象，我作為實習生搞定了好幾個。如果我現在部門里有一個實習生沒有文化領域的知識積累，但他的突破能力特別強，他能夠搞定很多特別難搞的采訪對象，我也會想留他。

Q ：你會建議想要進入文化報道領域的年輕人們怎么積累自己的文化敏感度，比如說建立認知框架，在日常生活中發掘能夠寫的文化議題呢？

A ：我覺得在這些方面，我們這一代記者是不如新一代的。當前媒體記者的知識儲備水平發生了非常大的提升。我們這一代大部分讀完新聞本科就出來工作了，很多東西都是在工作后才搭建起來的。現在的記者學歷普遍比較高，他們在讀書過程中的訓練就已經在搭建思維框架了。我是很羨慕這些年輕一代的記者能有這么好的文化理論基礎的。

但后來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第一個是，很多理論不能解釋中國的現實問題。第二個是，有時候理論和實踐也不完全對稱。當我們實打實地實踐以后才發現，實踐和經驗是很珍貴的，有些理論和實踐是脫節和有差別的，只有理論有時候會出現空對空的狀況。所以我經常會鼓勵記者還是要多做一些采訪，去跟真正了解這個事情的人打交道。我還是覺得實習很重要，而且如果你能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對你比較沒有保留的實習導師，同時你自己的悟性也比較好的話，你學習和領悟到的東西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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