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調查送到萬歷龍案上，皇上心態直接崩了

撰文|趙立波

“在遺忘中不舍醉醒交錯 ，青春大概如你所說，在花落時結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這樣過……這首歌詞很多人用來深切懷念張居正這位歷史重要人物，代入感很強，孤獨的身影走在大雪紛飛的宮墻，很多人用極端孤獨向他致敬，然而我也想說，萬歷皇帝的青春也同樣值得同情。

雪中張居正網絡圖

張居正有青春，萬歷朱翊鈞同樣也有青春，只是大明的宮墻之內，青春的記錄總是一帶而過，花期太短，又被不斷摧殘身心，此后剩下的便是無聊的彼此糾纏，耗費了大好人生光陰。

當年明穆宗朱載垕在宮中騎馬狂奔，正馳騁在興頭時，突然聽到一個孩子對他喊：“您一個人騎馬狂奔，就不怕摔下來嗎？”原話是：“陛下天下主，獨騎而騁，寧無銜橛憂！”聽到稚氣未脫的童聲，明穆宗不是生氣，卻忽然感到一股溫暖，立即下馬來到這個孩子的身旁，撫摸著他的腦袋，那一刻他才體會到做父親的幸福。《明穆宗實錄》

萬歷和祖父嘉靖影視畫像

這個孩子就是他的兒子朱翊鈞，即未來的萬歷皇帝明神宗。這段話完全可以用父慈子孝來形容，也可以單獨用在朱翊鈞天資聰穎的身上。然而對于這個孩子來說，這個畫面只能是一次，因他的皇父只是在位一年便撒手人寰，讓他過早的失去了父愛，從這一個角度來講，“原生家庭“給他帶來的感受實在是殘酷的。尤其是比這個更艱難的是他生長在帝王之家，他的所有成長環境都離不開各種爭斗，這怎么能讓他體會到另外的人生美好？

明穆宗臨終前，一面囑托高拱 “以天下之事相累先生”，且 “凡事需與馮保商議后再行”，一面在給十歲萬歷的遺詔中叮囑：“朕身體不適，此后皇帝你做。所有禮儀自有相關部門擬定奏請后施行，你要依靠三位輔政大臣及司禮監輔導，致力于學業、修養品德，任用賢能之人，不可因無事而懈怠荒廢，務必守護好祖宗留下的帝業。”

這份遺詔既確立了萬歷初期的輔政格局，也讓年幼卻言行周全的他，早早陷入 “被監督” 的成長環境 ，尤其在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后，小皇帝對這位輔臣的敬重更顯具體：張居正為父修建陵墓后，小皇帝特意說道：“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 繼而又強調 “國家事重，先生只在閣調理，不必給假”；待張居正謝恩后，他仍不放心，反復叮囑 “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末了還補充一句 “先生忠臣”。雖僅十歲，他卻深諳這位 “身材碩長，眉目秀美，長須至腹”的長者是明朝真正的主宰，唯有真心肯定、全力依靠，方能維系朝局。此后但凡張居正建言，他必應聲 “先生說的是”，那份謙卑與溫順，透過史料仍清晰可見，而他也在張居正的 “管教” 中逐漸參感受到了宮廷生活的壓抑。

張居正畫像

萬歷六年（1578）九月，高拱病逝后，其夫人上疏請求為丈夫擬定身后評價。小皇帝初讀奏疏時怒氣沖沖，直言 “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他妻還來乞恩，不該準他！” 最終在張居正的勸勉下才妥協準奏，這一事件也顯露出他在權力決策中的被動，仍需依賴張居正的引導。這時候的小皇帝才年滿10歲。

內閣首輔高拱以 “顧命大臣” 自居，常對朝政 “專斷獨行”，甚至在朝堂上直言 “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這句話，成了張居正扳倒他的關鍵把柄。張居正時任內閣次輔，久受制于高拱，遂暗中聯合司禮監太監馮保：馮保因與高拱有舊怨，正需外廷支持；而張居正則需借助馮保的內廷權力，打通兩宮太后的關節。

據談遷在《國榷》一說中記載，張居正與馮保密擬奏疏，歷數高拱 “擅政專制、輕視幼主” 等罪，連夜呈給神宗生母李貴妃與仁圣皇太后。兩宮太后本就對高拱的 “跋扈” 心存忌憚，當即同意罷黜高拱。萬歷帝即位僅 7 天，一道融合 “皇帝圣旨、太后懿旨、貴妃令旨” 的諭令便傳遍朝堂：“今高拱擅政，專制朝廷，我母子驚懼不寧，高拱即回籍閑住，不得遲留。” 當白發蒼蒼的高拱接到諭令時，當場 “伏地痛哭”，最終在錦衣衛的 “護送” 下，狼狽離開京城 ，這場權力更迭，以張居正的完勝告終，同時也開啟了他 “宮府一體” 的執政時代，而張居正也被后世冠以大明最厲害的人物。

此后，張居正主導內閣，馮保掌控司禮監，兩宮太后全力支持：仁圣皇太后居中調和，李貴妃則對萬歷帝嚴加管教，形成 “外有張居正輔政，內有馮保護持” 的格局。萬歷帝對張居正的依賴，近乎本能 ，張居正身材高大、長須及胸，每次給萬歷講課時，少年天子都需仰起頭才能看清他的面容；朝堂大事，萬歷從不自作主張，總是問 “張先生以為如何”；下發的御札中，從不直呼其名，只以 “元輔” 代稱。這種依賴背后，卻藏著難以察覺的壓抑：張居正的 “嚴”，早已超出 “師道” 的范疇，但是張居正很多對小皇帝的管教一點點形成了巨大的陰影。，也為后來的人生叛逆性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萬歷皇帝畫像

張居正對萬歷帝的教育，嚴苛到近乎 “不近人情”。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記載，一次小皇帝讀《論語》，將 “色勃如也” 的 “勃” 字誤讀為 “背” 音，話音剛落，張居正便厲聲糾正：“當作勃字！” 那聲音 “如雷鳴貫耳”，嚇得萬歷帝 “悚然而驚”，手中的書簡險些掉落；在場的內閣大臣申時行、呂調陽等人，也無不 “屏息變色”。這種突如其來的訓斥，并非個例 ， 張居正要求萬歷每日凌晨起身讀書，若稍有懈怠，便會當面斥責；每月的經筵講學，他更是 “字字較真，絲毫不容錯漏”。

張居正作為一名合格的老師沒任何問題，但是他的這種教育風格完全不適合帝師，這一點晚清兩代帝師的翁同龢做的就比較好，皇帝不愛學習，規勸無效后也不會聲色俱厲嚴加約束，而是哭泣著感動同治小皇帝和后來的光緒小皇帝，所以他們師生感情一直很好。而張居正不僅嚴厲，毫無情面，而且有時還要把小皇帝最害怕的李貴妃拉過來一起施壓。

李貴妃為讓萬歷 “聽話”，常把 “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辦” 掛在嘴邊；若萬歷貪玩不讀書，她便命人將其 “召至面前長跪”，直到萬歷認錯才肯罷休（《張文忠公全集）。司禮監太監馮保作為萬歷的 “大伴兒”，更是被李貴妃賦予 “監督之權”明史?馮保傳》記載，馮保 “倚太后勢，數挾持帝”，萬歷帝哪怕只是與小太監玩鬧，只要見馮保進來，便會 “立刻正襟危坐”，低聲說 “大伴來矣”。在四個人的共同高壓的教育監督下，小皇帝萬歷的成長心境可想而知。

萬歷八年（1580 年）的 “酗酒事件”，成了萬歷帝心理轉變的關鍵。這年，18 歲的萬歷在乾清宮太監孫海、客用的誘導下，偷偷飲酒作樂，甚至拔劍劃傷了太監的臉。此事被馮保連夜報告給李貴妃，太后震怒，當即召來萬歷，揚言 “要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廢黜你，另立潞王為帝”。據《萬歷邸鈔》記載，小皇帝萬歷 “撲通跪地，痛哭不止，直至聲嘶力竭”，李貴妃才在張居正的勸說下作罷。最終，孫海、客用被發配南京，萬歷身邊的親信太監幾乎被一掃而空 ——經此一事，萬歷帝對馮保的 “畏懼” 轉為 “怨恨”，而這份怨恨，也悄悄牽連到了張居正：他深知，馮保的底氣，全來自張居正的支持。

萬歷書法

盡管在權力上被動，萬歷在學業上卻顯露出驚人天賦與努力。面對枯燥的四書五經，他學得極為認真：一次見到張居正，他主動提及 “昨日經筵講《大學》的講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漸懼”。張居正為講官辯解 “講官密邇天威，小有差錯，伏望圣慈包容”，并勸誡 “人有罪過，若出于無心之失，雖大，亦可寬容”，他當即點頭認同。學習更讓他打開了精神境界與人生格局，他曾對輔臣們說 “今宮中宮女、內官，俱令讀書”，自父喪后便處于他人掌控下的他，雖缺乏自信，卻將學習打造成了自身亮點，愈發勤勉。一日講讀結束后，宦官持書走到輔臣面前，指著書中黃紙條說：“上于宮中讀書，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須精熟乃矣。” 輔臣們聽罷贊嘆不已，連聲感慨 “上好學如此，儒生家所不及也”。（《明神宗實錄》）

然而，他仍渴望得到張居正的高度認可，為此勤練書法以求提升素養。他特意對張居正說：“朕欲賜先生等及九卿掌印官并日講官，各大書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先生可于二月十五日來看朕寫。” 可當他完成書寫后，張居正僅表面贊揚幾句，隨即便訓誡道：“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者。” 還列舉梁元帝、陳后主、隋煬帝、宋徽宗等亡國之君的事例，直言 “若果寫字這事，就算跟王羲之寫的一樣好又有什么用？” 這番潑冷水的訓誡，讓他剛萌芽的自信瞬間消散，如冷水潑頭。從帝師角度而言，張居正的教育顯然不成功 ，他從未變通 “帝師” 思維。

現代教育證明，小孩子沒有自信的時候需要鼓勵而非更多的批判和訓教。即便到了大婚之前，他對張居正依舊心存敬畏，還曾試圖展現自身節儉：他特意撩起身上龍袍問張居正 “此袍何色？”，在張居正答 “青色” 后，急忙糾正 “不是青色是紫色，因為穿久了褪色成這樣”。本以為能獲贊揚，卻不料張居正反說 “既然此色易褪色，請少做幾件”。類似事例不勝枚舉，正如《萬歷十五年》所言：“他從小就沒有體會到自由的意義，也不是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得臣下的尊敬。” 這些經歷，也悄然塑造了他幼小心路歷程的畸形與坎坷。

也是這一年，張居正陷入歸政的矛盾：他深知 “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于三月二十二日提出 “祈休”，卻又因 “騎虎之勢自難中下” 憂心 ，他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提及霍光、宇文護權臣失勢的典故，更因《漢書?霍光傳》中 “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與驂乘” 的字句心生恐慌。可惜這份警惕未能改變結局，他死后被萬歷鞭尸清算，尤其抄家發現其巨額家產時，萬歷才驚覺張居正對自己與對他人始終用著兩把標尺，積壓多年的逆反與怨恨終得宣泄，這或許正是早年嚴苛教育埋下的隱患。

萬歷十年（1582 年）的夏天，張居正病逝，萬歷皇帝給予了明代文臣罕見的最高規格褒獎：贈官與謚號：神宗下詔輟朝一日，追贈張居正為上柱國謚文忠并加封太師。葬禮規格：特派司禮監太監張誠主持喪儀，賜銀 500 兩及大量綢緞、香燭等物，命四品京卿、錦衣衛堂官、司禮太監護送靈柩歸葬江陵。京城設祭壇十六座供官民吊唁，沿途地方官郊迎跪送，藩王亦打破慣例出府相迎。神宗在諭旨中稱其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并承諾 “先生功在社稷，朕不敢忘”，將其塑造為匡扶社稷的 “救時宰相” 形象。

僅僅幾個月，萬歷朝的氣溫突然驟降，北京已飄起零星碎雪，朝堂上卻醞釀著一場比寒冬更刺骨的風暴。陜西道御史楊四知懷揣著一份彈劾疏，怒氣沖沖地踏入紫禁城，這份疏奏歷數前內閣首輔張居正十四條大罪，從 “擅權專制” 到 “貪腐營私”，字字直指這位剛去世半年的大明內閣首輔。

經過調查，張居正生活糜爛，作風敗壞，涉嫌巨額貪腐。看到這些呈遞上來的報告后，萬歷的心里震撼可想而知，因為自己做一套龍袍都被張居正認為奢侈，而他卻突破規制盡顯奢靡：萬歷六年歸鄉葬父時，他乘坐 32 人抬的豪華大轎，轎內分設臥室與客室，配兩名僮仆隨身伺候，遠超明代 “文武官乘轎不得過四人” 的制度，沿途地方官郊迎跪送，藩王亦打破慣例出府相迎；飲食上，他每餐菜肴過百品仍 “以為無下箸處”。私生活方面，他坐擁七位姨太太及眾多姬妾，一些官員為討好他曾為其重金購置藝伎與鹿茸、鹿心血等滋補之物，他更長期飲用海狗腎煲制的湯品，以致藥性燥熱，寒冬時節無需戴帽，成為京城官員效仿的笑談。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稱張居正有 “七位姨太太及眾多姬妾”，下屬還贈送兩名波斯美女。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亦記載其 “姬妾盈堂”，甚至描述其冬日宴客時以寵姬發髻銀壺溫酒的奢靡場景。抄家時，彈章指控其 “養妓三十人”。萬歷十二年他死后被抄家時，除查獲巨額金銀外，還搜出名琴 7 張、夜明珠 9 顆及大量珍玩，更暴露他曾向馮保行賄的史實，這種 “對人嚴苛對己放縱” 的雙重標準，也成為萬歷皇帝清算他的重要誘因。

但是說句公道話，張居正實際掌握大明經濟大權十年，尤其是退出許多重要改良措施，勢必觸發利益集團的反彈，因此我們對張居正的一些罪證也不能完全取信。但是看到這些確鑿財物后，這時候的萬歷心態肯定是還是崩了。萬歷知道張居正對自己雙標一定有，但沒想到這樣會是嚴重。他的人設徹底塌方。

張居正故居

短短數月后，在萬歷的親自批示下，張居正不僅被剝奪所有封號，家產遭抄沒，其子孫更陷入絕境 。 十余人因抄家后被圈禁，最終餓死；長子張敬修不堪刑訊逼供，自縊身亡。抄家清單上，黃金一萬兩、白金十萬兩的數字，成了萬歷皇帝判定張居正 “貪腐” 的 “鐵證”。張居正不算好人，也不算壞人，然而正是因為無法判斷的一些模糊的角色，讓歷史的煙霧愈加濃重，看不到許多的真相。

張居正去世后，二十一歲的萬歷正式執掌大明，開啟了屬于自己的執政時代。此時明朝經濟已漸成世界主導，外國傳教士來華推動西學東漸，萬歷甚至開始使用西方自鳴鐘，可見其思想并非固守落后。他不僅恢復了中斷近百年的 “輔臣召對之典”，更在用人上展現出魄力：萬歷十一年四月，內閣首輔張四維因守孝辭職，他任命申時行接任，隨后否決吏部按資排輩的提議 ：吏部擬升邊鎮有功的鄭洛任京營閑職、調任職未久的孫光裕任南京大理寺卿，萬歷直言 “洛在邊鎮節省錢糧，邊上該用他”“光裕在任未久，如何又推升”，并定下 “今后要緊事不必以資格歷俸為則，必推堪任者用” 的原則。（《明神宗實錄》）

此后平臺議事時，他又針對山西巡按御史的奏折提出獨到見解：當申時行未能記全奏折第三條內容時，萬歷補充 “其三是說方面官也”，并反駁 “邊事重大，撫鎮不親歷地方，專委小官，豈不誤事”，盡顯對邊防實務的通透。不僅如此，天旱時他親往南郊求雨，儀式后告誡百官 “天下有司貪贓壞法致上干天和，今后該部慎選官員”，歸途中拒絕乘轎，徒步二十里亦不覺累，足見其勤政誠心。（《明神宗實錄》）

萬歷十三年，兵部擬從朝中推薦武官守邊防，他再次提出異議：“將才甚難，非經過戰陣，何緣識別？” 主張從地方總督、巡撫中選拔 “異才”。面對官員質疑 “事非出于皇上宸斷”，他怒言 “如今用人哪一個不是朕主張”，并要求加重對狂妄官員的處罰，彰顯執政自主性。（《明史》）三年后經筵結束，他還通過太監向閣臣詢問對魏征的看法，當閣臣贊魏征 “犯言直諫” 時，他卻提出新見：“魏征先事李密，后從李建成，最后跟太宗，是忘君事仇之人，固非賢者”，其不盲從定論的思考令人驚嘆。

正是這份務實與主見，支撐他打出 “萬歷三大征” 的戰果，印證了壯年執政的能力。可惜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后期他因身體病重與性格逆反，長期不見大臣，導致諸多國事誤判，留下后世爭議。但縱觀其四十八年執政，從幼年受教到壯年理政，既有被約束的壓抑，也有親政的作為，絕非 “庸君” 二字可簡單概括。

教育上的失敗，張居正負有重要責任，也給他自己留下了悲劇的清算，即便如此處置，萬歷仍不滿意。他下旨剝奪張居正 “上柱國”“文忠公” 等封號，將其罪狀 “布告天下”，甚至一度想 “開棺戮尸”，只因內閣首輔申時行勸諫 “恐傷先帝（穆宗）之靈” 才作罷。在給張居正的 “罪詔” 中，萬歷帝寫道：“張居正罔上負恩，謀國不忠，雖死，猶當追奪官爵，籍沒家產，以儆效尤。” 那個曾稱張居正 “先生” 的少年天子，此刻滿眼都痛恨，甚至是惡心。

清算張居正后，20 歲的萬歷帝終于實現了 “事事由朕獨斷” 的愿望。他親政初期，確實展現出 “勵精圖治” 的姿態：萬歷十三年（1585 年），京師大旱，萬歷帝 “步行至南郊祈雨”，當著群臣的面說：“天旱由朕無德，亦由官吏貪婪，害民傷和，今后當慎選官吏。” 據《明通鑒》記載，當時萬歷帝 “身著素服，大汗淋漓，群臣皆感動落淚”；萬歷十五年（1587 年），他下旨整頓 “奢侈之風”，規定 “官員冠禮、婚喪、車馬、衣服，不得逾制”；同年江南洪水、江北蝗災，他又下令 “免除各地稅糧不等，命地方官賑濟災民”這些舉措，都透著一股 “擺脫張居正影響，證明自身能力” 的意味。

萬歷皇帝戎裝畫像

但萬歷帝終究沒能擺脫張居正的 “影子”。張居正推行的 “一條鞭法”“考成法”，雖在清算中被部分廢除，卻因 “利國利民”，最終被萬歷帝悄悄保留；甚至在張居正去世五周年時，萬歷帝還特意降諭工部，詢問 “張居正京中住宅沒收后，是賣掉還是租出，租給何人”（黃仁宇《萬歷十五年》） 這份看似 “無關緊要” 的追問，暴露了他復雜的心態：他恨張居正的 “專權”，卻又無法否認張居正的 “功績”；他想徹底抹去張居正的痕跡，卻發現自己的執政風格、對朝政的認知，早已深深打上了張居正的烙印。

萬歷帝的悲劇在于，他用殘酷的清算宣泄了對 “少年被欺辱” 地位的不滿，卻沒能找到比張居正更好的治國路徑。親政后期，他因 立太子問題與群臣對立，逐漸 “怠政”，甚至三十年不上朝；張居正留下的改革成果，也在他的 “怠政” 中逐漸荒廢，最終導致大明王朝 “內憂外患” 加劇， 或許，當萬歷帝晚年躺在病榻上，回憶起那個 “長須及胸” 的 “張先生” 時，心中除了怨恨，還有一絲難以言說的復雜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