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還有這么邪性的人物

萬歷二十年（1592）八月二十九日，平壤城外的乾伏山上劍光如雪、刀戟森列。一位白發長髯的使者僅帶家丁數人，走入陣中，臉上無半點懼色。

這年四月，日軍在釜山登陸，入侵朝鮮，一路高歌猛進，六月就攻破了平壤。七月，明軍援朝，結果在平壤慘敗。正當朝鮮國王陷入絕望時，明朝又來了一位“游擊將軍”。此人名叫沈惟敬，雖是武職，但隨從寥寥；看起來年老體弱，但口若懸河、膽氣過人。

他對朝鮮國王說，明廷決定調發大軍來救，先頭部隊已出關外，“非但恢復爾國，而直欲蕩覆日本巢穴”。接著，他就馬不停蹄趕往平壤，要一探倭人虛實。

沈惟敬來到平壤城下，派遣家丁沈嘉旺騎馬入城，以明神宗的圣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于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日軍不敢怠慢，相約于八月二十九日會面議事。

沈惟敬氣定神閑地走入刀光之中，他的對面，正是讓明軍吃了敗仗的日軍將領小西行長。

小西行長解釋日本出兵的原因說，日本想要向大明朝貢，為朝鮮所阻，不得不興兵。沈惟敬說道：“平壤以西，則中國地方，以東則朝鮮地，我不得管矣。”言下之意，日本侵略一事，暫不追究，但日軍不可再進一步。

小西行長并不是好糊弄的人，他指著地圖質問，這明明是朝鮮的土地。沈惟敬回答，朝鮮常在這里迎接圣旨，才建了許多宮殿，雖是朝鮮地，但歸屬于明朝。至此，雙方的試探結束。

小西行長說要回去稟報，沈惟敬相約停戰五十日。

此番交涉，沈惟敬以奮不顧身的勇氣得到了朝鮮人的贊美。說動小西行長五十日不出城池，更是驚天壯舉。在他回程途中，沿途的百姓千百成群，爭相圍觀這位大英雄，感嘆“何狀男子，做如此事業”。

小西行長在面見沈惟敬的次日，專門寫信稱贊道：“大人白刃中容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沈惟敬志得意滿地回復道：“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耶？”古有郭子儀單騎退回紇，今有沈惟敬一人止兵戈。何其豪邁！

沈惟敬拖著五十六歲的身體，跋涉于異國的險山峻水，日行不過五十里。山高路遠，道阻且長，但他知道，命運的轉機已經到來。

五十六歲，怎么不是建功立業的好年紀呢？

▲沈惟敬。圖源：影視劇照

在任游擊將軍之前，沈惟敬從未當過官，就是一介平民。出身嘉興，混跡市井，熬到暮年才混出頭。這樣一個“無賴”式的人物，是如何登上莊嚴的外交舞臺的呢？

朝鮮人申欽在《象村稿》中記有一段沈惟敬的自述：“嘉靖年間，在浙直總督胡宗憲標下，用間諜鴆殺倭眾。因此備諳倭國事情，上書于兵部，請往諭倭奴。”也就是說，沈惟敬早年從軍抗倭，在胡宗憲部下立了戰功，對日本事務頗為熟悉——憑著這份經驗，他才獲授以“游擊將軍”之名前往朝鮮“偵探敵情”。

天啟《平湖縣志》記載得更為詳細。當地富豪沈坤，從武不從文，當過征銀的小吏，荒年曾散盡公財賑濟災民，因而入獄。嘉靖年間，倭寇入境，沈坤帶著兒子沈惟敬投身胡宗憲麾下。父子二人設計，滿載有毒的藥酒，假裝要去犒勞明軍，經過倭營，見到敵人立馬棄酒而走。倭寇得酒大喜，開懷暢飲，死者無數。

日本東洋文庫藏有一部《清溪沈氏六修家乘》，是晚清官員沈應奎修纂的族譜。據其記載，沈氏為平湖望族，第8世代活躍在嘉靖年間，其中剛好有一人名叫沈坤。清溪沈氏生活在一個動蕩的年代，他們自擁兵甲，把持鄉里，估計也做些走私生意，與倭寇關系不淺。后來，胡宗憲誘使倭寇據守沈莊，準備一舉殲之，也不知怎么泄了密，倭寇遁走。胡宗憲斷定是沈氏泄密，大興牢獄，沈氏族人四散，彼此不能相通。這個版本有別于天啟《平湖縣志》的記載，沈氏族人到底是抗倭英雄還是泄密內奸，或者兩重身份兼而有之，難以辨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沈惟敬身上背負著濃厚的抗倭記憶。嘉靖御倭與萬歷朝鮮之役，于他人而言，或許是兩場不相干的戰爭，但對沈惟敬來說，就是命運的延續。

嘉靖倭亂之后，沈惟敬流落京城。在那里，他認識了兩個重要的人。第一個是沈嘉旺，幼年被倭寇擄去，成年后逃到京城，以賣水為生，后又投靠了沈惟敬。沈嘉旺之得名，就是出自沈惟敬之手。在沈嘉旺的幫助下，沈惟敬更加了解日本人。

第二個是袁某，當時兵部尚書石星的妾父。日本突襲朝鮮時，沈惟敬已經在京城摸爬滾打了三十多年，他是不合法的流民，雖然生活無憂，但前途看不見一點希望。正是歷史的一大變故，讓沈惟敬有了往上爬的機會。經過袁某的引見，石星知曉了民間有一個熟知日本，還抗過倭的能人。與日本人打交道，必定需要這樣的人才。

個體的命運會偶然分岔，但其背后，歷史總是揮舞著必然之手。

嘉靖之后，明朝的危機已經越來越深。簡單來說，朱元璋設計的祖制已經無法適應一個越來越商業化的社會。東南沿海的倭亂便是明證。朝廷無視民間力量的活躍，厲行海禁，使得海盜坐大。朝中人才濟濟，卻沒幾個會干“臟活累活”。遏制走私、招撫海盜，需要熟悉商業規律，因勢利導；對抗倭寇，需要收集海外情報，重視海防。這些技能，是一般科舉出身者很難具備的。

當然，明朝的調整也不算太遲。胡宗憲的幕府創作了《籌海圖編》一書，可作為一種積極的應對。該書的誕生，離不開內閣首輔嚴嵩的支持，離不開以軍費為名的中央金援。一個是正在膨脹、集權的顧問機構，一個是特殊的財政支出。這些都可算作繞過“祖制”、適應現實的改革。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有經驗的平民擔負外交使命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浩浩蕩蕩的浪潮席卷而來，有人旁觀，有人卷入其中，命運最公平之處就在于，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先化作灰燼。

▲胡宗憲畫像。圖源：網絡

沈惟敬在萬歷二十年（1592）六月二十九日就抵達了鴨綠江南岸的義州。當時，兵部派出了許多間諜，任務包括偵察敵情、對日交涉，沈惟敬就是其中一員。“游擊將軍”只是一個假號，實際上，他干的是探子的活。

與小西行長達成的停戰協議，其實是緩兵之計。會面之后，沈惟敬一邊囑咐朝鮮積極備戰，等待明軍到來再奪回平壤；另一邊，他繼續與小西行長保持聯系，探明日本人的底線。日方透露的信息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日本想要從朝鮮借道朝貢；第二，日方愿退出平壤，但以大同江為界瓜分朝鮮；第三，朝鮮要向日本朝貢。

九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帶著這些情報回到北京。朝廷組織了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出具了一份《兵部帖》，對日方作出回應：要朝貢，不必從朝鮮借道，若有誠意，日本先得接受明朝冊封，再來互市。另外，日本要罷兵回巢，歸還平壤、漢城。

沈惟敬因為“探倭”之功，得以實授“游擊將軍”。十一月底，他帶著《兵部帖》再入日營，假裝交涉，麻痹日軍。實際上，皇帝已經向經略宋應昌下了命令：“相機剿除，以絕后患。”沈惟敬還準備了數萬頂帽子，賜給日本士兵，從而得知了日軍人數，上報給朝廷。

萬歷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人多勢眾的明軍突然出現在平壤城下，數百門火炮同時而發，天崩地裂，僅用了三天就攻克平壤。然而，明將李如松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率輕騎奔赴碧蹄館，結果遭致大敗。雙方進入軍事相持階段。

戰場上形勢稍一變化，就不知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原本情緒高昂的明軍士兵，逐漸變得無心戀戰，肉食者們也必須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日本人不好對付，還有必要在朝鮮耗盡國力嗎？有沒有一種和平的辦法，能讓日本退兵？

▲李如松畫像。圖源：網絡

于是，議和的聲音回蕩在前線與朝堂之間，那個白發長髯的身影又變得顯眼起來。

三月初，小西行長給沈惟敬寫信，“懇求封貢東歸”，一封求和的信同樣來到了宋應昌的帳前。這月，宋應昌為沈惟敬請功，稱其“數入倭巢，建功屬國”，建議升為參將。四月，沈惟敬再度被起用，準備第三次入日本軍營。

臨行前，宋應昌對他說：“此間和議，汝既專主，我不當欺朝鮮，亦不敢誣朝廷，你須率策士五人，領倭眾歸日本，受關白降書以來。”也就是說，沈惟敬可以便宜行事，但任務非常艱巨：一是讓日本撤軍，二是讓豐臣秀吉上表謝罪。

在此之前，沈惟敬憑借著三寸不爛之舌和一顆豹子膽，游走于三國之間，名為講和，實為間諜，結果明朝滿意、日本敬重、朝鮮感激，不可謂不成功。他本就干過“鴆殺倭眾”之事，密探一事自然是信手拈來，然而，命運卻給了他一個騎虎難下的新角色——外交使臣。

▲小西行長畫像。圖源：網絡

沈惟敬的外交之旅一開始進行得相當順利，日軍歸還了平壤和漢城，撤兵至釜山一帶，朝鮮迎來了久違的和平。但很快，議和就陷入了死局。

明朝的態度是：日本想要和談，必須進入東亞體系中來——作為“天下秩序”的固有規則，“冊封”就像入場券一樣，是和談的前提。進場之后，與朝鮮同為屬國，就不能隨意侵犯了。搞“小中華秩序”不行，搞“一國之下，萬國之上”也不行。

豐臣秀吉議和的條件主要有六條：一是和親，即迎娶明朝公主；二是恢復貢市；三是明日通好；四是割取朝鮮慶尚、全羅、忠清、江原四道；五是朝鮮王子、大臣入質日本；六是朝鮮權臣宣誓效順日本。

明朝從未有過和親的先例，如果日本通過“和親”成為明朝唯一的子婿國，無疑可以大大提升其國際地位，使其凌駕于明朝其他藩屬國之上。

割取朝鮮四道，其實是想以領土引誘明朝一起瓜分朝鮮。然而，豐臣秀吉可能無法理解，明軍援救朝鮮，并不是為了占有土地，而是出于天朝上國對藩屬國的庇護之責，以及維護邊疆安全的需要。

朝鮮王子、大臣入質日本，也就是承認朝鮮為日本藩屬。

這三條在明朝主導的東亞體系中是不可想象的，就連放在奏章里給皇帝看的資格都不可能有。可以看出，日本一直游離于天下秩序之外，并試圖挑戰這一規則，他們對于天子沒有敬畏，對于上國沒有認同。

萬歷二十一年（1593）六月，豐臣秀吉將他開出的條件用漢文抄寫交給小西行長等四人帶回釜山。同時，還有一封寫給沈惟敬的信，信里夸贊“（沈）將軍勇赴敵營，實猛將也”。豐臣秀吉的意思很明顯，小西行長等人可全權代表我進行談判，用漢文書寫就是告訴沈惟敬日方的最大要價。

擺在沈惟敬面前的，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他很快找到了解題的關鍵。對明朝而言，天下秩序是不可動搖的，但在實際的運作中卻留有非常多的余地。日本只要擺出投降的姿態請求朝貢，尊奉明朝為上國，這樣，即便背后搞點小動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與小西行長交涉之后，沈惟敬便從釜山帶著使者內藤如安前往北京請求封貢，可惜降表寫的太差，雖然請求封貢，但言語狂悖，不合規矩。于是，沈惟敬又去了一趟釜山，帶來了新的降表。在這份降表中，日本先是將戰爭責任全推給朝鮮，是狡詐的朝鮮居中離間，讓日本不得朝貢，才導致了這場戰爭。接著請求冊封，請求朝貢互市，日本對明朝愿意“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

當沈惟敬焦頭爛額地與日方不斷交涉之時，明朝中央也陷入了長時間的黨爭。主戰派與主和派相互攻擊，朝廷反復討論要不要冊封，要不要互市，仿佛朝鮮局勢已經完全安定下來了。最終，還是朝鮮國王無法忍受臥榻之側的日軍，親自出面為日本題請冊封，明朝才決定冊封豐臣秀吉。

▲朝鮮宣祖畫像（據傳）。圖源：網絡

萬歷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內藤如安等了一年多，終于來到了北京。他指天為誓，與明朝訂下了“三事”之約，即“釜山倭眾盡數退歸”，“一封之外，不許別求貢市”，“修好朝鮮，共為屬國”。讓人不禁懷疑，猖狂的日本人怎么突然變得這么好說話了？

一般認為，沈惟敬與小西行長為了達成和議，欺騙各自君主，分別向上報告對方答應了全部條件。

實際上，沈惟敬的和談還是頗有進展的。他雖有欺騙之舉，卻并無出賣明朝利益的行為。

萬歷二十三年（1595）四月下旬，沈惟敬再至釜山，宣讀明神宗冊封敕諭。小西行長迅速回日本向豐臣秀吉匯報，并帶回豐臣秀吉頒發的最新命令，里面說只要朝鮮王子入質，日本占領之地可以歸還，日本的軍事據點可以毀掉。

朝鮮后來并未向日方遣送王子，但日方仍然廢毀了大部分倭城。

誰能想到，不可能的任務近乎完成了。雖然，沈惟敬向明朝隱瞞了朝鮮王子入貢的條件，小西行長則在“恢復貢市”上對豐臣秀吉有所回避。但這已經是一個使臣智力和能力的極限了，換成任何一個人，也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一個奔波于前線的使者，即便能便宜行事，又能決定什么。他的上面是經略、提督，經略、提督上面是兵部尚書石星，石星上面是內閣，內閣上面還有一個喜怒無常的皇帝。

當明、日兩方快要達成和議時，朝鮮的利益卻被有意忽略了。在朝鮮看來，日本“陵暴我國，焚燒我宗廟，屠戮我赤子，挖掘我陵墓，系擄我王子”，是不共戴天之仇，議和等同于放任朝鮮陷入亡國之境。然而，朝鮮不可能向天朝發脾氣，只能將不滿都撒在了沈惟敬身上——他們宣稱，明朝皇帝并不想議和，而是被沈惟敬這樣的主和派蒙蔽了。于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轉瞬就變為人人唾棄的“奸賊”。

沈惟敬曾給朝鮮大臣柳成龍寫過一封信，里面說，冰道難行，馬匹羸弱，朝鮮的陪臣樣貌佝僂，也無才干，這樣如何與日方交涉呢？他考慮過寫給國王，但覺得不妥，于是向柳成龍求助，希望他從中斡旋，勸說國王從大局出發，給予幫助。可見，朝鮮故意阻撓和議進行。

山高路遠，道阻且長，沈惟敬好不容易才找到出路，又如何會在意一個藩屬國的怨恨呢？

萬歷二十四年（1596）八月，明朝使團與朝鮮通信正副使一道前往日本，準備冊封豐臣秀吉。本來朝鮮不想派人，但拗不過明、日兩國外交集團的堅持，只能不情不愿地派出一個小使團。

在冊封典禮上，豐臣秀吉發現自己只得到一個日本國王的空頭銜，其他什么也沒得到，于是面紅耳赤地罵道：“大明封我為日本國王，豈有此理！我自然是日本王，何由明之來許！”盛怒之下，他決定再度興兵攻伐朝鮮。——這段敘述來自日本江戶時代學者的記錄，而日本學者又參考了明代史家諸葛元聲的《兩朝平攘錄》。但事實上，這些記載多有不實之處。

明朝使者在冊封之后向兵部提交報告（這份報告見于朝鮮的《宣祖實錄》），里面說豐臣秀吉高高興興地完成了冊封儀式，還宴請各位使者。沈惟敬勸其趕緊撤兵，豐臣秀吉卻說朝鮮不夠真誠，希望明朝能處分朝鮮。

朝鮮使者黃慎在日記中記載，豐臣秀吉本想讓他們參加冊封典禮，由于他們不配合，于是動火，拒絕他們參加典禮，并且說朝鮮無禮至此，不可講和。

一個西方傳教士弗洛伊斯在《日本報告書》里說，豐臣秀吉認為萬歷皇帝給了他很大的面子，所以他對沈惟敬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可是，他對朝鮮人卻很生氣，不讓他們參加冊封儀式。沈惟敬想要調停，給豐臣秀吉寫信道：“他們或許應該受到懲罰，但是，即使懲罰了他們，您也不能從中得到好處啊。”豐臣秀吉讀信之時，“內心好似被一個惡魔的軍團給占據了，他大聲叱罵，汗出如涌，頭上好似冒起一股蒸氣”。

可見，豐臣秀吉暴怒的真正原因是朝鮮不敬。

關于豐臣秀吉為何要發動侵朝戰爭，存在許多說法，但他本人的說法應該最為重要。豐臣秀吉從不曾掩飾自己的目標：“直以其軍進沖朝鮮，席卷明四百余州以為皇國之版圖。”他還為自己造勢：“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無不照臨。”日照萬物，說白了就是盡有天下，取中國而代之。

戰爭之前，豐臣秀吉就計劃瓜分明朝了，他與部將約定，如果攻下明朝，將賜予加藤清正“明土二十國”。當豐臣秀吉得知占領漢城的消息后，很快就發布了“明征服二十五條計劃”。其中第十八、十九條說：“恭迎天皇行幸北京，奉京城周圍十國之地以為畿內；以秀次（即豐臣秀次，豐臣秀吉養子）為大唐關白，與之百國之地等等。”

只不過，明朝軍隊的出動，讓豐臣秀吉對外擴張的偉業受挫。于是，坐下來談判議和，接受東亞世界的規則，就成為他“退而求其次”的權宜之計，也是唯一選擇。日本似乎總是請求朝貢互市，其實是在偽裝自己的野心，擴張領土和成為朝鮮的宗主國才是其真實的目的。為此，日本一退再退，直到最后，朝鮮依然不臣服，這才有了豐臣秀吉的暴怒。

日本不可能放棄挑戰東亞體系，朝鮮不可能屈服于日本，明朝不可能讓日本在東亞體系中凌駕于朝鮮之上。這是一個“不可能三角”，朝鮮戰場只能再現戰火。

得知豐臣秀吉暴怒的那一刻，沈惟敬應該知道自己的努力已經付諸東流，或者說，他的所有努力從一開始就是虛妄的。他雖然理解了“天下”的本質，卻無法猜透東亞體系中的異類——日本的想法，就連朝鮮人的反抗他也估計不足。

當然，哪怕他都能搞懂，也注定會失敗。最佳的處境，就是不要擔任議和代表，可惜的是，這不是他能決定的。

▲豐臣秀吉畫像。圖源：網絡

萬歷二十五年（1597）正月中旬，加藤清正率部7000余人登陸朝鮮南部口岸機張、西生浦，擺開再侵朝鮮的架勢，以武力向朝方施壓。半個月后，消息傳到北京，此時主戰派占據上風，主和派失去支持，明朝不再寄希望于和談，決定出兵。

這樣一來，如何處置主和派，成為朝廷需要考慮的一件大事。

和議進行之時，就有不少流言蜚語。有人說主和派允諾和親，有辱國威，實際上這個條件在一開始就被否決了。沈惟敬作為對日和談首席代表，也身陷“和親”傳聞，一度遭到褫官處分。對此，兵部尚書石星為其叫屈，說是主戰派故意陷害，建議對沈惟敬不賞不罰。相比于朝鮮前線，北京這一戰場更加令人恐怖。

六月，日方堅持朝鮮王子必須入質，回復明朝不會撤兵。于是，朝廷馬上逮捕身在前線的沈惟敬，械送入京，兩個月后，又抓了石星。最后，沈惟敬被以“潛通外國”“欺君”“謀叛”之罪論處。

萬歷二十七年（1599）九月深秋的一個凌晨，石星在刑部的監獄中病死。幾天以后，沈惟敬人頭落地。

沈惟敬入獄之后，朝鮮人倒是很內疚。甚至有人上疏請求國王相救：“沈大人為小邦而來，累年于斯，將陷重罪，小邦君臣，皆懷冤悶，不知所喻。何策可以申救？”然而，朝鮮畢竟要依仗明軍擊退倭寇，自然不可能觸皇帝的霉頭，此事最終不了了之。后來，還有人懷念沈惟敬，“其人亦斷斷為我，無他心腸也”，并指責“我國坐視石、沈兩人之禍，不肯走一介伸救，是可忍耶？”功過是非已經很難厘清了。

萬歷三十七年（1609），萬歷朝鮮戰爭結束十年后，日本入侵琉球王國，成為琉球的宗主國。明朝得知消息，只是將琉球二年一貢改為十年一貢，以示懲罰。琉球同時向明、日兩邊朝貢似乎預示著，東亞體系已經開始解體了，不守規矩的挑戰者并未放棄過擴張的幻想。等到女真人奪得天下，東亞各國就越發離心離德了。

豐臣秀吉雖然早就死了，卻像個幽靈一樣飄蕩在島國上方。近代以來，日本不斷發動戰爭。它可以令人動容地倡導“東亞解放”和“共存共榮”，卻毫無愧色地侵人疆土、殺人父兄、毀人宗廟；它又可以向西方學習，“脫亞入歐”，卻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拋棄國際秩序。

從這一點看，它既不是東亞世界的代表，也不是近代國家的一員。它是困在十六世紀的一個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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