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犧牲后，骨灰60年無人問津，直至2010年才被接回并歸葬故里

2010年12月9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一個身穿黑色西服，胸前捧著一個白色圓桶狀旅行袋緩緩走進了機場貴賓廳。

在貴賓廳里等候的人一見他進來，立馬起身迎接，大家都沉默著，沒說一句話。

一個中年婦女從這個身穿黑西服的人手中接過旅行袋，而他的丈夫則小心翼翼的上前扶住她，兩人很久在分開。

圖|2010年12月9日朱楓骨灰被護送回大陸

這時眾人發現，這名中年婦女早已經紅了眼睛，她雙手扶著旅行袋，從里面取出來一個淡黃色的骨灰罐，這個骨灰罐上面的蓋子已經有些破損，罐子上面寫著三個字：

”朱諶之“

對這個名字，在當時而言，很多人還不知道，隨著15年后，一部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的熱播，朱諶之的大名也將為世人熟知。

要說起來，”朱諶之“這名字是烈士的原名，而她的化名”朱楓“更為人所知。

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最高當局授命組織的“特別軍事法庭”最后宣判，判處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死刑，此案在臺轟動一時，而朱楓是四人之中唯一的女性。

此次機場迎接回來的，就是朱楓的骨灰，而此時距離她犧牲已經過去了50年，在機場迎接的人中，那名哭泣的中年婦女，就是朱楓的外孫女徐云初，扶住她的是他的丈夫李揚。

1

五十年代初，隨著中共臺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后，其中受牽連被捕者達到了1800余人，這其中有1100余人被殺害。

由于海峽阻隔，這些遇難者在死后，其遺體均沒有得到很好的收殮。

這其中就包括吳石案遇害的四名烈士。

其實這四名烈士中，陳寶倉的骨灰是最先回到大陸的。

1950年6月10日，陳寶倉在臺北馬場町被國民黨處決后，遺體因高溫迅速腐爛且無人敢認領。其妻師文通在香港委托在臺友人陳克敏和唐輝麟冒險領回遺體，二人憑陳寶倉右眼失明的特征在刑場辨認遺體，并支付費用火化。之后通過陳寶倉女兒的同學、時年僅17歲的殷曉霞冒險偷渡運回香港的。1953年，陳寶倉烈士骨灰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吳石將軍的骨灰是經小女兒吳學成1994年從臺灣帶回大陸，并與夫人王碧奎的骨灰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有關聶曦的骨灰是如何運回的，各方面資料記載都不一樣，但比較一致的說法是通過其表妹楊韻清（受聶曦妻子高秀娟委托）收殮，并最終帶回的。

圖|上世紀四十年代朱楓的照片

之后就是朱楓。

應該指出的是，朱楓在犧牲以后，她的骨灰很長時間都無人問津。

盡管朱楓在犧牲后不久，就被追認為是革命烈士，海內外均知曉這個消息，可當時有關方面認為，在臺灣尚未回歸的情況下，公開紀念朱楓是不適宜的。

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朱楓的女兒朱曉楓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還被人誣陷過，有人曾稱在臺北的大街上看到過朱楓，并稱她已經叛變。

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朱曉楓致信有關部門，希望能給出一個說法。

1983年，中共中央調查部下發了《關于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才又重新明確了朱楓是革命烈士。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有關部門在內部還專門召開了一次紀念朱楓的座談會。

隨著吳石將軍的骨灰歸葬祖國后，有關尋找朱楓烈士骨灰的事兒才引起了有關方面高度關注。

根據朱曉楓的女婿、女兒徐云初的丈夫李揚回憶，真正讓家里人動了找朱楓骨灰念頭的是源于一個很偶然的事情，他們在2001年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發現了一篇署名秦風的文章《戰爭后的戰爭》，其中提到了吳石案，并配了一張朱楓犧牲時的照片。照片上朱楓大義凜然，讓人動容。

有鑒于此，朱曉楓立即給山東畫報出版社寫信：

“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圖|朱楓懷抱年幼的朱曉楓

朱曉楓立刻通過《老照片》，聯系到了這篇文章的作者秦風，即臺灣作家、新聞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

2003年春，朱曉楓夫婦在《朱楓傳》作者馮亦同的陪同下，還專程到了上海，見了徐宗懋一面，徐宗懋本人又是一個極其熱心腸的人，鑒于各方面都想找到烈士的遺骸，他很爽快就答應下來。

不過，時隔幾十年，想要找到朱楓的骨灰，并不是那么容易。

2

徐宗懋并不是當年那些事情的親歷者，根據后來對他的采訪，他之所以能得到這些照片，是源于1999年在一家老報社相片柜子底部找到的。

對于這些照片，徐宗懋后來在接受采訪時說：

“我只知道是戒嚴時期殺害中共特工的照片，對具體情況并不了解，但每個照片都有明確的人名。”

2000年，徐宗懋在征得批準以后，將這批照片以“文化局”的名義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公布。

展出僅一個月，就創下了‘二二八紀念館’開放至今人流量最高紀錄。

根據朱曉楓提供的線索，朱楓在犧牲以后，她的遺物以及遺骸是由在臺北的養女陳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陳蓮芳，下文均稱陳蓮芳）、丈夫王樸（又名王昌誠）收斂的。

圖|臺灣作家徐宗懋（筆名秦風）

在徐宗懋看來，只要找到陳志毅、王樸，就能找到朱楓的骨灰。

不過，想要找到一個幾十年前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徐宗懋作為一個新聞記者，幾乎動用了他能夠動用的任何方式，包括在電視臺、報社刊登尋人啟事，但找了幾年，一點消息也沒有。

徐宗懋拿著朱曉楓的委托書向臺北市政府尋求幫助，差不多兩周后，承辦人打電話通知他，在濾掉了一批同名同姓的人后，有一個符合要求，但徐宗懋興沖沖的上門去，只聊了兩句，他就發現，這個人并不是他們想找的那個人。

就在徐宗懋灰心喪氣的時候，他忽然想到以前在臺北當過“民政局長”的林正修，這個人不僅從事過戶籍管理的工作，還舉辦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活動。

徐宗懋這次找人，算是找對了，因為沒過多久，林正修就給他打電話：

“王昌誠（王樸）已經過世，王妻、朱諶之的繼女陳蓮芳還活著，他找到了！”

有了朱楓養女的消息，徐宗懋頓時有種撥開云霧見青天的感覺，可當他真正見到陳蓮芳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把這件事情想簡單了。

朱楓49年去臺灣，就是因為養女陳蓮芳剛生孩子，這才寫信給母親來臺灣小住，順便照料，當時陳蓮芳的丈夫王樸是國民黨臺灣警務局電訊處的處長，所以很輕松就能弄到入口證（臺灣從1949年5月進入戒嚴時期）。

圖|朱楓與兒子朱明以及侄子朱輝離在香港合影

2005年3月，徐宗懋在友人林正修的陪同下，前往陳蓮芳所在的老人健康療養院。當時，陳蓮芳已經85歲，老態龍鐘，但身體還算健康。

一見面，徐宗懋就問：

“我受您妹妹朱曉楓的委托來看您！”

不料陳蓮芳一聽這個名字，立刻神情激動起來：

“妹妹，我沒有妹妹！”

徐宗懋隨后提及朱諶之的名字，老太太的反應更加激烈：

“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系，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

整個溝通的過程十分不順利，徐宗懋十分無奈，只好試探著問：

“朱諶之被槍決后，是你丈夫收尸的嗎？”

老人連連搖頭：

“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尸體是政府處理的。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徐宗懋很無奈，只好離開，后來在接受采訪時，他談起了這次和陳蓮芳的見面。

事實上，從當年遺留下來的檔案可以得知，在朱諶之槍決后，曾向當局申請領回母親的遺骸和遺物，當時“軍法局”還同意了她的申請，但陳蓮芳事后并沒有去領。

圖|81歲的朱曉楓懷抱母親的照片

徐宗懋事后給朱曉楓打了電話通知此事，電話那頭朱曉楓對陳蓮芳有此反應也表示了理解。朱曉楓雖然幼年時見過陳蓮芳，但彼此關系并不親近，思來想去，她在電話里告訴徐宗懋：

“北京的陳蘭芳是她親姐姐，已經88歲了（2005年），很想她，很希望能見她一面。”

也就是在當天下午，徐宗懋再次到療養院找到了陳蓮芳，這一次他拿出了朱曉楓之前提供的一張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

陳蓮芳看了這張照片，臉上的神情才緩和下來，她先是疑惑，繼而眼神迷離。

“你怎么有這個……”

徐宗懋告訴她：

“你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是還有姐姐在，她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見你一面。”

陳蓮芳精神緩和以后，話也漸漸多了起來，徐宗懋從她的態度上，感覺到她已經沒把自己當成外人，只是對于是否與在大陸的姐姐聯系，陳蓮芳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陳蓮芳的女兒在臺政府工作），讓我再考慮一下。”

不過，當時陳蓮芳的一句話，卻讓徐宗懋恍然大悟。

“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圖|朱曉楓與朱明合影

原來陳蓮芳當年竟然是在為保密局工作，徐宗懋一下子想起來，難怪從戶籍查不到陳蓮芳夫婦，因為他們壓根是故意躲著不讓任何人找到，也是故意不與在大陸的親屬聯系。

徐宗懋后來進一步查到，1950年6月10日，朱楓在臺犧牲后，陳蓮芳曾向當局申請拿回母親的遺骸以及遺物，“軍法局”還批準了他們的申請，但是陳蓮芳后來卻沒有去。

陳蓮芳之所以一開始對徐宗懋態度冷淡，且拒不承認朱楓，主要是因為他把徐宗懋當成了上門調查的特務。

3

不過，即便是找到了陳蓮芳，有關朱楓骨灰的下落依然不清楚。

陳蓮芳當年并沒有去給母親收尸，這也就意味著，當年朱楓犧牲后，她的遺體和遺物都無人認，應該是被當局按照規定處理了。

當年，吳石，聶曦犧牲后都親屬認領其遺體，陳寶倉雖然無親屬認領，但他在大陸的親屬通過關系將他的骨灰送回了大陸，唯獨只有朱楓形單影只。

每思至此，我心中不免有些難過。

徐宗懋找朱楓遺骸找了兩年多，始終沒什么消息，朱曉楓始終都很淡定，并對他十分感謝：

“秦風（徐宗懋筆名）先生真的是完全出于好心幫忙，他從沒收過一分錢，我覺得能做的也已經做了，真的不能再為難人家。”

當時，朱曉楓以及全家人幾乎都不怎么抱希望了。

圖|1950年6月10日，被押赴刑場的朱楓

2005年10月，朱曉楓回到老家浙江鎮海，在鎮海區政府的幫助下舉行了一個公開悼念活動——紀念朱楓誕辰100周年，國務院副秘書長、戰爭年代情報工作負責人羅青長聽說后，還特意派了兒子羅援來參加。朱家都把這次紀念活動看成是一個告別儀式，特別是朱曉楓，畢竟她年事已高，如果此次找不到母親的遺骸，再往后就很難找到。

可偏偏關鍵突破就出現在這時。

2009年12月，臺灣舉行“2009秋祭”，這個“秋祭”活動其實從1993年就開始舉辦，是為了紀念五十年代因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

當時，在臺灣調查“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冢和遺骸的潘蓁也受邀參加了秋祭，本來是為了尋找在戒嚴時期失蹤的父親，但在在辛亥第二殯儀館提供的一份名冊中，意外發現了“朱湛文”的名字。

潘蓁曾看過秦風（徐宗懋）在《老照片》上發表的文章，里面記載了朱諶之的事跡，他認為，“朱湛文“與朱諶之只差一個字，很有可能是在抄錄過程中出現的失誤。

在了解事情以后，潘蓁給當時在南京的馮亦同發了一封郵件征詢

馮亦同大喜之余，立刻又聯系到了朱家，然后迅速到上海聯系到了徐宗懋，盡管話里話外談的都是“疑似”朱楓骨灰，但這一消息還是引起了眾人激動。

根據潘蓁提供的消息，那本冊子為《政治受難者墓區整建工程納骨塔骨罐遷移名冊》，名冊上編號77的無主骨灰罐署名為“朱湛文”。

2010年1月10日，徐宗懋聯系到了他的大學同窗、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義向臺北市“民政局”殯葬管理處提出呈請，查詢相關資料。

朱浤源以研究近代史的名義，調取了這部分資料，但很遺憾，除了名冊上面的編號以及名字外，其他任何消息都沒有得到，至于有沒有這個骨灰談，在哪里，并不清楚。

出于人道善良以及歷史的尊重，朱浤源在后來的幾個月時間里，連續出入了幾個可能放著這一類骨灰壇的公墓。

當時，正值二三月間，臺灣陰雨綿綿，天氣十分寒冷，朱浤源不顧寒冷，親自走訪，付出了很大的辛勞，朱曉楓的女婿李揚后來談及此事，心中仍然感激。

2010年3月4日，朱浤源前往富德公墓，在第11墓區的納骨室內終于找到了標號“77”、外套白色編織袋的“無主骨灰罐”。

就在眾人歡欣鼓舞之際，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打開包裹著編織袋子后，朱浤源注意到這個無主的骨灰壇除了編號能對得上外，袋子外面寫的名字與里面壇子上的名字根本對不上。

顯然這是管理上的失誤。

朱浤源立刻向公墓管理處反映了這件事，并出示了朱曉楓的委托文件，公墓管理處也非常重視這件事，下令在一個月掃墓期過去后，將納骨室數百個錯置的骨灰壇進行全面的整理。

朱浤源與朋友也參與了骨灰壇的整理工作，因為正值陰雨天，加上墓地陰氣極重，朱浤源與他的朋友在之后三天身體上均出現了不適

不過那時大家干勁都很高，也一直都期盼著能找到朱楓的骨灰。

功夫不負有心人。

2010年5月6日，經過公墓工作人員和朱浤源數小時對每個骨灰袋的翻檢，終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著“朱諶之”名字的骨灰壇。

“骨灰壇上的朱諶之幾個字，‘諶’和‘之’都是有些連筆，是容易連著寫的，所以才會被登記人員誤寫成‘湛文’。”

盡管朱楓的骨灰已經被找到，但如何拿出來并送回大陸卻又成了難題。當時大陸與臺灣雖然已經“三通”，但處理此類事件尚屬于首次。

朱家一開始考慮是讓朱浤源把這個骨灰領出來，但朱浤源教授后來被單位要求，不許再參與此事。

本著俠義精神，朱浤源教授后來又去了海基會詢問此事，得到的回答是：

“此系特案，走不通。”

也許是因為此案特殊性，當時臺當局開出了相當繁瑣的手續條件，根據李揚后來回憶：

“要公證她是誰，公證你是誰，公證所有關系，一層層地做，都是從未有過的先例，事情繁瑣到幾乎荒謬的程度。”

本來朱家人考慮在朱楓犧牲的祭日（6月10日），將她的骨灰帶回家鄉，但因為手續過于繁瑣，竟然導致烈士歸期一拖再拖。

盡管海協會在8月4日就此事致函海基會，但海基會仍然就朱家人赴臺一事開出了極為繁瑣的手續條件。

當時大陸人在臺灣去世，已經有了專門移靈的方式，李揚后來考慮，還是以民間的名義來做這件事，因為朱楓身份很特殊，當時國內相關各部門也都大開綠燈，為迎接烈士做準備。

2010年11月底，李揚辦好了全部的手續，殯葬協會請臺灣殯葬協會的會員生命公司來承擔這次送回遺骨的任務，時任臺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親自護送骨灰飛赴北京。

也許是因為年紀大的緣故，朱曉楓沒有在北京機場出現，而是由朱楓的外孫女徐云初接骨灰。

2011年7月2日，朱楓的骨灰在其外孫女徐云初的護送下飛往寧波，朱楓的女兒朱曉楓、兒子朱明均已經在機場等候，此后在有關部門協助下，朱楓烈士骨灰被葬在了浙江寧波鎮海區招寶山街道的鎮海革命烈士陵園內。

十幾年后，隨著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熱播，許多民眾自發的到朱楓墓前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