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收縮：數十年數據揭示美國學術博士教育九大特征

2025年8月28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下屬的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NCSES）發布了《美國博士學位獲得者調查(SED)報告》。該調查是一項年度普查，旨在全面收集美國認證機構在每個學年授予研究型博士學位[相當于我國學術博士，要求(1)完成一項以學位論文或同等性質的終期項目（例如，音樂作品）形式呈現的原創性智力貢獻，并且（2）其主要目的并非作為從事某種職業的資格。最常見的研究博士學位是哲學博士（PhD）。諸如醫學博士（MD）、牙科外科博士（DDS）、獸醫學博士（DVM）、法學博士（JD）、藥學博士（DPharm）、神學博士（DMin）和心理博士（PsyD）等專業博士學位獲得者，不包含在博士學位獲得者調查（SED）中]的所有個人的數據。調查結果揭示了美國研究型博士群體的基本特征、博士教育的結構及其演變趨勢?；?024年數據及歷史對比，主要結論如下。

一、研究型博士授予總量達歷史峰值，近十年增長進入平穩期

2024年，美國大學共授予58131個研究型博士學位，同比增長0.6%，為1958年以來的最高值。從歷史趨勢看，美國研究型博士數量在二戰后至1970年代初經歷快速增長（如1970年增長率達14.6%）后，進入一個約三十年的平臺期。

自2000年起恢復穩定增長，尤其在2006-2010年間出現一波小高峰（2006年增幅5.2%）。近十年（2014-2024）來，年均增長率約為0.7%，表明美國研究型博士教育體系已進入一個規模龐大且發展穩定的階段。

二、研究型博士培養高度集中于研究型大學，形成精英化格局

美國的研究型博士培養呈現出高度的機構集中性。2024年，R1級（極高研究活動）博士大學授予了47251個博士學位，占總數的81.3%；R2級（高研究活動）博士大學授予了6361個，占比10.9%。兩者合計超過九成。

在科學與工程（S&E，包括自然科學、工程、社會科學、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健康科學等）領域，這一集中性更為突出，R1大學的貢獻度高達82.9%（38061人）。2014-2024年的數據表明，這一精英化培養格局長期保持穩定。

三、學科結構持續向科學與工程領域傾斜，人文社科占比收縮

過去三十年間，美國研究型博士學科的構成發生了顯著變化。1994-2014年，科學與工程（S&E）領域的份額從66.6%大幅提升至75.4%，確立了主導地位。此后的十年間（2014-2024），這一趨勢得以延續，2024年S&E領域份額進一步增長至79.0%。增長主要驅動力來自生物與生物科學（1994年13.1% VS 2024年16.7%）、計算機與信息科學（1994年2.2% VS 2024年5.1%）、健康科學（1994年2.6% VS 2024年4.3%）、工程（1994年14.2% VS 2024年19.2%）等。

與此同時，非科學與工程領域份額普遍收縮，其中教育領域從1994年的16.4%降至2024年的7.8%，人文學科與藝術從1994年的11.4%降至2024年的7.7%。這表明美國研究型博士教育資源持續向科學與工程領域匯聚。

四、性別結構整體趨于均衡，但學科差異依然顯著

數據顯示，美國研究型博士群體的總體性別比例持續優化，男性占比從1994年的61.1%下降至2024年的51.4%，接近均衡。然而，不同學科領域存在鮮明反差。在部分傳統上男性占優的S&E領域，份額雖已顯著下降，但主導地位依然明顯，特別是計算機與信息科學（男性從1994年的84.4%降至2024年的73.3%）、工程（從1994年的88.5%降至2024年的72.5%）和物理科學（從1994年的78.6%降至2024年的65.6%）。

與之相對，在健康科學、心理學、教育等領域，女性的優勢地位則進一步鞏固，2024年占比分別達到69.9%、74.1%和73.0%。

五、學科內部結構快速演變，新興交叉領域增長迅猛
過去十年（2014-2024），美國研究型博士培養的學科布局在微觀層面經歷了深刻調整。增長極高度集中于非傳統領域，可能為新興、交叉與應用性方向。

例如，在S&E領域內，“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其他”方向的授予數量激增142.9%，“數學與統計學-其他”方向大幅增長156.5%。在非S&E領域，“教育-其他”和“非科學與工程-其他”方向也分別增長72.5%和67.0%。這些無法被傳統分類涵蓋的“其他”類別，共同指示了學科前沿的新增長點。此外，生物與生物醫學（普通）、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這些熱門領域也增長明顯，分別增長94.1%%和99.3%；

與此同時，部分經典基礎學科方向出現顯著收縮，如“細胞與發育生物學及解剖學”授予數量下降63.8%，“數學（純數學）”方向下降64.3%。這一“此消彼長”的格局，反映了美國研究型博士培養體系對科技發展前沿和國家需求的高度響應。

六、超七成畢業生有明確去向，選擇博士后訓練的比例持續上升

2024年，70.3%的研究型博士畢業生在獲得學位時已落實明確的就業或博士后職位。

縱觀三十年（1994-2024），畢業去向的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選擇進入博士后訓練的比例從1994年的29.4%上升至2024年的39.6%，反映出科研工作的深化與學術生涯路徑的延長；而選擇直接就業的比例則相應地從70.6%下降至60.4%。這種變化在生物與生物醫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尤為突出。

七、形成以科研資助為核心的多元化經費體系，戰略領域尤為突出

美國研究型博士培養建立了以“助研金”為核心，“助教金”與“獎學金”為重要補充的多元化資助體系。2024年，全體研究型博士畢業生的主要資金來源分布為：助研金（36.1%）、獎學金或助學金（24.2%）、助教金（20.4%），個人資源占比為15.0%。

在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工程等關鍵戰略領域，此模式更為突出，其助研金占比分別高達57.7%和60.6%，而個人資源占比則低至7.5%和5.3%。這表明，美國在核心科技領域通過充沛的科研項目經費，有效承擔了研究型博士培養成本。

八、研究型博士教育高度精英化，頂尖大學是人才培養的核心引擎

美國研究型博士教育體系呈現出高度的集中化特征。從1973年至2024年，每所博士學位授予機構的平均年產出（均值）顯著增長，近十年來穩定在約125人的高水平。然而，均值長期顯著高于中位數（約44），前者約為后者的2.8倍，這從數理分布上印證了研究型博士培養資源高度集中于頭部機構。

2024年，年度授予研究型博士學位數量排名前50的大學（約占全美博士授予機構的10.9%），其授予的學位總數高達28250個，占全美當年研究型博士授予總量的48.6%。其中，排名首位的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一年便授予了936個博士學位，排名第二的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授予了831個，遠超平均值。這表明，美國研究型博士教育的擴張和效率提升，主要由一個規模極小但實力極強的頂尖大學聯盟所驅動。

九、國際生源高度集中，中國是最大生源國且高度聚焦科學與工程

美國研究型博士國際生生源結構高度集中。中國（內地及香港）是其最大的研究型博士研究生來源地，2024年共有6756名中國籍學生獲得研究型博士學位，占全美國際研究型博士總數（19371人）的34.9%，在十大生源經濟體中占據絕對優勢（第二大來源地印度為2649人）。

過去十年（2014-2024），中國籍研究型博士數量從4892人增長至6756人，增幅達38.1%。從培養結構看，中國籍研究型博士的學位專業高度集中于科學與工程領域，2024年該比例高達90.5%（共6116人）。這反映出美國研究型大學體系，特別是在科技領域，對中國高層次人才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

參考資料：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NCSES). 2025.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 Universities: 2024 Data Tables. NSF 25-349. Alexandria, VA: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vailable at https://ncses.nsf.gov/surveys/earned-doctorates/2024.

[本文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承擔的教育部高校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2024年度課題研究成果]

本文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比較教育研究所張永軍副研究員執筆，編輯劉強。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下載原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