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檢文苑 | 谷秀秀：三起“盜母棺槨案”，斷決為何完全不同？

古案鉤沉

三起“盜母棺槨案”

斷決為何完全不同？

宋代的獄訟案例匯編《折獄龜鑒》里記載了三則“盜母棺槨案”，這三起案件案情基本相同——都是子女為父母合葬而盜走改嫁后的母親棺柩，然而斷決卻大相徑庭，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緣由呢？

先從北宋年間的一起案例說起：一男子父親去世，母親不久后改嫁他人。幾年后，他聽人說母親也去世了，并已下葬。為了能讓自己的父母合葬，他竟偷偷跑到母親墓地，將其母棺柩盜掘出來，帶回去合葬于其父墓穴中。盜墓一事很快被人發覺，告到了官府。

宋朝嚴懲盜墓行為，《宋刑統》卷十九《賊盜律》有關于“發冢”的詳細規定：“諸發冢者，加役流；發徹即坐，招魂而葬，亦是。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其冢先穿及未殯，而盜尸柩者，徒二年半；盜衣服者，減一等；器物、磚、版者，以凡盜論。”

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這個案子屬于“已開棺槨者”的情形，當處絞刑。但當案件呈送到大理寺復議時，時任大理寺詳斷官的蘇采有了不同的意見。他指出：“子盜母柩，納于父墓，豈與發冢取財者比？”他認為，這名男子的犯罪動機是出于父母合葬的孝心，不能與一般的盜墓行為相提并論。于是他奏請皇帝，請求減免了這名男子的死罪。

十多年以后，河中府發生了一起與蘇采所斷盜棺案類似的案件：有人為了讓父親與改嫁后的母親合葬，盜發墳冢取出了母親的棺木。當時，少卿侯瑾正提點陜西刑獄，他便援引當年蘇采所斷案例，請求從輕處置案犯。

但最終這個案件卻以“減死罪一等論處”（相當于流放），在處罰上明顯重于蘇采所斷案例。這是什么原因呢？

原來，案犯所挖墳墓中，還有其母后夫的尸體。盜掘棺木讓尸身見諸光天化日之下，這樣的行為，是傳統宗法社會不容許的。墳墓是凝聚宗族文化情感的標志，“守先人墳墓，于吾之分足矣”是世代孝子賢孫的職責。該男子只顧自己的孝道，卻破壞了別人的墳墓，不僅觸犯了法律，同時也違背了社會倫理，是當時社會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個案例發生在宋仁宗時期。陜州有一人母親改嫁后去世，其父親死后下葬時，兒子遺憾父母不能合葬，十分痛心，于是就盜竊母親遺體，與父親埋葬于一個墓穴中。

不過，這個案子與前兩個案子存在細微的差異：“蓋后夫尚在，而母死未葬，獨盜其喪以歸，非發冢取棺，則法亦輕也。”原來，當時其母的后夫仍在世，而且其母死后還沒有下葬，兒子只是盜取他母親的遺體以歸葬，并非發掘墓冢盜取棺木，情節是比較輕微的。

根據這一事實，應當按照“其冢先穿及未殯，而盜尸柩者，徒二年半”的法律條款，判處他二年半徒刑。但當時代理知府公事的陜州通判張唐卿同時考慮到盡孝的人倫情感，“遂釋之以聞”，就把他無罪釋放了。張唐卿將此案處理結果奏報朝廷，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說案

SHUO AN

同樣都是 “盜母棺槨案”，宋朝的三位司法官在斷案時有不同的考量，因此作出了不同的判罰，這正是“原情定罪”的體現。

所謂“原情定罪”，古人有過一段闡釋，即“法一定而不易，情萬變而不同，設法防奸，原情定罪，必欲當其實而已?！?/p>

這里的“情”，既包含案件事實、情節，也包含動機、主觀心態、人倫情感。“原情定罪”就是通過考察、探究具體案情，綜合考量主觀動機、人倫關系等來確定是否有罪、罪過大小以及具體刑罰。

01

從人倫情感上來說

三起“盜母棺槨案”中最大的情理是“孝”。認識到這一主觀情感和動機，就不能機械地適用冰冷的法律條文，“論法雖無可恕，衡情究有可原”，不論是蘇采、侯瑾還是張唐卿，都沒有死守法條，而是靈活運用法條以外的情理因素。

02

從案情上來說

“原情定罪”的目的是“罪當其實”。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個案子中，并非簡單援引套用了蘇采的判例，而是注意到了案情的變化，作出“減死罪一等”的處理。

宋朝三位司法官“原情定罪”的做法依然啟示著今天的司法者：

一是斷案須推究實情，關注不同案件之間的差異，回歸個案的具體情節，以此為基礎準確適用法律；

二是在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不造成司法擅斷的前提下，積極考量犯罪動機、犯罪手段、危害后果、被害人過錯、行為人犯罪后的表現等酌定情節，將情、理、法融合在每個案件的處理決定中，及時回應社會公眾關于“天理”與“人情”的呼聲，體現社會普遍正義。

作者簡介

谷秀秀，南京高淳人，南京師范大學訴訟法學碩士，2016年從事檢察工作，現為廣陵區檢察院普通與重大刑事犯罪檢察部副主任、四級檢察官助理。

來源 / 清風苑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