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親密無間到反目成仇：楊振寧李政道的背后真相！

2025年10月18日，楊振寧先生在北京逝世。社會各界都深切緬懷這位偉大的科學家。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另一個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兩人曾經志同道合親如兄弟，為什么會后來突然決裂呢？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一個名門望族，父母皆為文化大儒，族親全是知識精英。濃到窒息的學術氛圍，賦予李正道出類拔萃的學習天賦的同時，也讓他養成克制講理、與世無爭的性格。

1943年，他剛踏進浙江大學的校門，便被中國雷達之父束星北，以及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王淦昌爭著教授，搶著培養，后又在西南聯大被多位未來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集中培訓。1946年他更是得到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的親自推薦，遠赴大洋彼岸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說是深造，其實就是在芝加哥當個沒地位的試讀生。李政道能力超群，才旁聽一年便在期末考試中力壓一眾歐美學霸，位列年級第一，直接把芝大美國現代理論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與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恩利克·費米。愛惜人才的導師立刻幫他搞定轉正、免學費、發獎學金的福利三件套，還把他招致門下，將畢生所學傾囊相授。李政道名聲鵲起，并很快傳到中國學生楊振寧的耳中，楊振寧很快與李政道取得聯系。

兩位同宗同源，又有共同的愛好和追求，沒多久成為親兄弟一般，天天泡在一起學習。沒過多久，兩人卻突然大吵一架，陷入冷戰，起因是他倆要聯合署名發表兩篇含金量極高的論文。

按照國際慣例，應該是姓氏首字母更靠前的李政道名字排在楊振寧前面，可楊振寧非以自己比李政道大4歲為由，讓李政道的名字排后面。好說話的李政道同意在第一篇論文上把楊振寧的名字排在前，楊振寧卻非要兩篇都排在前。李政道覺得這樣做會惹來外界非議，不愿退步，兩人第一次鬧翻。即便如此，李政道還是無法割舍與楊振寧的老鄉情誼，幾年后主動邀請楊振寧共同研究學術，一起努力拿下了中國首個諾貝爾物理學獎。

然而僅僅3年后，這兩人便徹底鬧翻，從此老死不相往來，而導致決裂原因還是因為署名順序和宇稱理論首次發現的問題。

從最核心的爭論是“當年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的突破性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恒這一思想的突破，是誰第一個提出來的？”

楊振寧的版本，這個突破思想是他在 1956 年五月初和李政道會面時提出來的，在《楊振寧傳》中，他是這樣描述的：“4 月底或 5 月初的一天，我驅車前往哥倫比亞作每周例行的拜訪。我把李政道從他的辦公室接出來，上了車。…………于是我們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館，在那里繼續討論。稍后，我們在‘上海餐館’（據我回憶，是這間餐館，但李政道說他記得是‘天津餐館’）吃午飯。我們的討論集中在 θ-τ 之謎上面?！?/p>

“在一個節骨眼上，我想到了，應該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離開來。于是，如果人們假設宇稱只在強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則不然，那么，θ 和 τ 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稱為 0-（這一點是由強作用推斷出的）的結論就不會遇到困難。這種分離對反應鏈（1）、（2）有特別的意義。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因為這種想法可以通過（1）、（2）兩個反應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對稱性而加以檢驗，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而李政道給出的版本是，這個突破思想是 1956 年四月初，他在和同事斯坦伯格的談話中忽生靈感產生的。在答記者問里，他是這樣描述楊振寧提到的那個場景。“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楊振寧所說的 4 月底和 5 月初的一天，楊振寧來我辦公室。…………因為那時候是早晨十一時，飯店尚未開門。我們就在天津飯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館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關于宇稱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議所做的新實驗結果，統統告訴了楊振寧。楊振寧激烈反對。他說前兩天剛聽了斯坦伯格的報告。斯坦伯格測量的是‘二面角’，對這方面，他曾經研究過，絕對不會出任何宇稱不守恒的新結果。在我們辯論時，隔壁的天津飯店開門了。

我是天津飯店的老顧客，就向服務員借了紙和筆。我寫下方程式，畫了圖，再次向楊振寧全部重新解釋。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 Φ，不是楊振寧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贗標量。二面角是標量，只能從 0 到 π，當然是宇稱守恒的。這新的 Φ 角度是贗標量，可以從 0 到 π，然后也可以從 π 到 2π。當 Φ 在 0 到 π 的區域時，Φ 和二面角一樣，可是在 π 到 2π 的區域就完全不一樣。用了這樣新的贗標量 Φ，通過 Λ0 和 Σ0的衰變過程，如果這二個 Φ 區域的事例數不同，那就是明確的宇稱不守恒的證明，據此就可以去測量 θ-τ 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稱不守恒。這是以前別人沒有想到的。這就是我的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p>

然后，我又重復在紙上寫下，剛才在咖啡館口述的斯坦伯格實驗組的初步分析細節。楊振寧慢慢地不再反對了。午飯后，我們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我的辦公室時，楊振寧已被完全說服了。他也很興奮。

在我的辦公桌上，他看見我正在寫的關于在 θ-τ、Λ0、Σ0 和其他奇異粒子的衰變中，宇稱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訴他，這篇文章將與斯坦伯格的實驗文章同時發表。我也告訴他我正開始預備將這種分析應用推廣到β衰變的領域。楊振寧說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時，他勸我不要先發表我已差不多寫完的奇異粒子宇稱不守恒的文章。他說，這是非常熱門的突破，應該用最快的速度，將整個弱作用領域一下子都占領下來，這樣可以更加完整。

楊振寧具有高度批評性的眼光，他是一位優秀的物理學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稱不守恒將涉及物理學的各個領域。我認為楊的參加無疑會使最后的成果更加豐碩。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歡迎。”

以上，兩個人對于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回憶卻完全不同。兩個說法在時間上相差了約三個星期，地點和情況也完全不一樣。對于同一個場景，李的回憶是他先提出來，楊先是激烈反對，慢慢被說服，而楊的版本恰好完全相反，是楊先提出來，而李一開始是反對的，被他說服后同意了他的意見。

1962 年《紐約客》刊出《宇稱的問題》是導致兩個人分手的直接原因。兩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的五年后，物理學家伯恩斯坦撰文記錄兩個人的合作和友誼，以及獲諾貝爾的經歷。文章發表前伯恩斯坦給兩個都看了初稿，李覺得沒有問題，但楊不滿意，提出標題和宣布諾貝爾獎時都要把他的名字寫在前面，甚至他太太名字也要寫在李的夫人名字前面，因為他年長一歲。李政道認為很無聊，加上1952 年合作的裂痕和頒獎典禮楊的過分要求，便決定不再合作。當時楊振寧情緒激動，當時哭泣并表示很想和李繼續合作。李政道和他長談了許久，但是兩個人從此不再合作。

隨著楊振寧的病逝，李政道和楊振寧的恩怨也終于畫上句號。他們曾是世界物理學當之無愧的雙子星，卻因種種糾紛走上決裂之路，令人可惜，又令人嘆惋！但他們留下的學術遺產與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著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