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逝世：“我知道已經有人為我寫好訃告”

記者丨汪東亞

編輯丨曉波

編者按：

2025年10月18日，楊振寧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103歲。至此，我們失去了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物理學家。

人們很難用一個詞概括楊振寧的生平，他是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

早在一天前，關于楊振寧去世的消息就曾登上熱搜，他的多位友人和同事緊急辟謠。幾乎沒有人愿意相信這位長壽老人離世的消息，但這次我們卻不得不信了。

楊振寧生前曾接受《鳳凰周刊》專訪，是次訪談中，他正面回答了關于自己的兩大爭議：

一個是諾獎爭執；

另一個則是他和妻子翁帆的忘年情戀。

值得一提的是，采訪結束時，時年89歲的楊振寧曾對《鳳凰周刊》說：

“我知道，他們已經有人為我寫好了相當長的訃告。”

在海峽兩岸，楊振寧都是廣為人知的名字。國共兩黨高層無不愿意親近這位首獲諾貝爾獎的華人。

2011年6月21日下午，在北京一家書店的二樓，楊振寧接受了《鳳凰周刊》記者的專訪。

前一天，在天津南開大學，眾多物理界學者和南開的師生為楊振寧準備了一人多高的大蛋糕，慶祝他89歲生日。楊振寧與侍伴一旁的翁帆手牽手，共同切下了第一刀。他們相差54歲的忘年戀，曾為一時之談。

新近始在大陸出版發行的《規范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特別加了這段情事的章節。為這段文字，來自中國臺灣地區的作者江才健曾頗費苦心。這本書9年前已有繁體字版，不過因為政府對于書中提及楊振寧和同獲諾貝爾獎的合作者李政道的爭執有所避諱，未準允出版。

〓攝影 商華鴿

與李政道交惡始末

即使現在，與李政道交惡也是楊振寧不愿深談的話題，只有少數親友聽他當面談起過。

楊振寧從1946年和李政道見面認識，1957年因共同締造了“宇稱不守恒理論”同獲諾貝爾物理獎。不過，他們的友誼隨著分享榮譽份額大小開始出現裂痕，表現之一是論文的署名究竟應該是“楊和李”還是“李和楊”，分歧越來越多。

矛盾不斷累積，1962年，楊振寧和李政道有一次長談，積累的情緒得到集中宣泄，兩個人都哭了。幾個月后，他們正式決裂，不再來往。

楊振寧上世紀70年代一次回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設宴招待。席間，周恩來突然問起：“楊教授，聽說你和李政道教授不合，有沒有這回事？”楊振寧答：“有。”周恩來又問：“和你們兩位夫人有沒有關系？”楊振寧想了一下說：“沒有關系。”聰明的周笑了一下，沒有再說下去，也再沒有當面提起過。當時有學者間因為彼此夫人不合導致關系破裂的現象。

“楊李組合”的終結成為科學界憾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官方都持避諱態度，“最希望這件事根本就沒有，能和好如初，如果不能夠沒有，就不去碰這件事。”（楊振寧語）

《鳳凰周刊》記者專訪中，楊振寧首次披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從中可窺中國政府的良苦用心。

1980年，中國政府分別問詢楊振寧和李政道，要不要組織一下海內外物理學家舉行一個粒子物理學術會議，兩人分別說好。會址選定廣東從化的一個溫泉度假旅游區，楊振寧抵達時，較早到達的李政道、錢三強等一批與會者自然出門相迎。楊振寧與他們一一握手。到與李政道握手時，靜候已久的攝影記者突然上前猛拍。會后，官方對外宣傳，楊振寧和李政道兩人共同倡議發起了此次學術交流，報道配發了兩人握手照片。

如今談及此事，楊振寧笑著擺手，說：“政府良苦用心，好像這就形成了和解，他們就覺得你們是典范，不應該鬧矛盾，這是非常中國式的想法，歐美國家不會去管你兩個人怎么樣，解決的方法也是中國方式，逼著握手，其實這根本沒有用。”

《規范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繁體版于2002年11月在臺北出版發行。書中內容惹怒了李政道，他購買了相當數量，附信函分送中國政界及學界人士，表示該書扭曲事實。江才健本來已與大陸清華、復旦兩家出版社談妥聯合出版計劃，但無法拿到出版審查許可，意外夭折。

楊振寧對《鳳凰周刊》記者說：“我猜想，書當時沒能在大陸出，原因就是書中有我和李政道的爭執，中國政府已經定有原則性的政策，不去觸碰我們的矛盾，聽說一個最高層的領導就說，這樣的典范人物，不要去炒他們的矛盾，當作不知道最好。”

李政道后多次在大陸媒體公開“披露與楊振寧合作細節”，2004年在大陸出版《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2009年再出版《諾貝爾中華風云—李政道傳》。楊振寧也有在大陸媒體回應其言論，一來二去，紛爭不休。

親友猜度楊振寧其意，已再無和李政道和好如初可能。

國共高層爭取對象

2003年從紐約搬到北京清華大學特別修建的二層小樓定居后，楊振寧常得中共領導人節日探望。已經退休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常到清華大學去，幾乎每次都見楊振寧。理科出身的江會談很多科技話題，兩人交談甚歡。

據楊振寧回憶，中共歷任政要都與之有過接觸，尤其改革開放初期和之前，高層亦希望從楊振寧那里探聽外界科技前沿知識和辦法。

楊振寧生長于一個有著濃郁家國情懷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第一個獲得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去世前一直在大陸執教。1960年、1962年父子兩次在美國團聚，父親兩次轉達中國政府勸楊振寧回國的建議。

楊振寧的岳父則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楊振寧得到諾貝爾獎的時候，拿的是國民黨發的護照。當時蔣政府駐聯合國大使與杜聿明是舊識，就請楊振寧吃飯，表示中國臺灣地區的行政機關希望楊振寧赴臺訪問。中國臺灣地區的“中研院”還在1958年把楊振寧選為院士。即使之后楊振寧與中共高層越走越近，國民黨暗地稱其為“楊匪”，中國臺灣地區時任最高領導人蔣經國仍然要求保留其院士資格。

楊振寧做出的決定是，留在美國。1964年，楊振寧加入美國國籍。從1945年11月24日初抵紐約，到2003年12月24日搬家至北京，他在美生活整整58年零1個月。

1971年4月，中美關系開始緩和，楊振寧萌生強烈的回中國探親的念頭。他先向父親寫信，由父親寫報告給政府，國務院回復：歡迎楊振寧回中國來探親，可以到加拿大或者法國的中國大使館去拿簽證。當年7月和來年6月，楊振寧兩次回到中國，皆受到高規格禮遇，周恩來兩次宴請。

楊振寧似乎對大陸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方面，他到處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揄揚當權者所作所為，另一方面，他也直言不諱地對周恩來說，政府的一些做法會毀了中國的科學。

1973年7月，楊振寧第三次回國時，見到了毛澤東。他和毛在中南海的書房談了一個半小時，毛澤東表現出慣常的自信，話題多是與科技有關的哲學問題。談話結束以后，楊振寧快到門口時，毛澤東和他握了手，并且說他年輕的時候也希望在科學上能夠有所貢獻，不過自己沒有做到，很高興楊振寧能夠對人類的科學有所貢獻。

1980年，中共苦心安排的廣東從化“楊李和解會”結束后，楊振寧和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楊尚昆同乘一架飛機去北京，在不同場合分別見到了華國鋒和鄧小平。

據楊振寧自己所知，因為此前自己曾直言周恩來不建議中國在科研資金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花巨資到高能物理上去，且執意反對中國建造高能加速器，支持此項科研的鄧小平就對下面說，搞高能物理去找李政道，不要找楊振寧。

1980年見到鄧小平時，楊振寧又提了另外一個建議，希望中國把國防科技功臣的名字公布出來。鄧小平是一個非常務實而且直接的人，他問，這樣做有什么好處？楊振寧答道，國外都已知曉，反而中國內部神神秘秘，國防科技條件很艱苦，苦熬一輩子卻被湮沒會打擊年青一代投身這個領域。

幾年后，國內在此方面政策轉向，楊振寧的好友、大陸研制“兩彈”的元勛鄧稼先在生命之末被大陸官方大加褒獎和宣傳，國務院總理李鵬親自到301醫院為病重的鄧稼先授獎。楊振寧疑心這與自己的建議有關。

每次回國，楊振寧都能感到地位崇隆，備受禮遇。不過，這些也成為有人非議楊振寧的根據，有聲音批評他與中共親近，常故意說好聽話取悅政府。例如，他贊美中國基礎教育培養的學生比美國更扎實。

楊振寧對批評不以為然，他堅持認為，中美文化不同，自然教育理念不同，美國注重啟發教育，中國也有自己的教育優勢，不分孰優孰劣。

在2003年之前，清華大學一直積極聯系楊振寧，勸其回國，允諾可由其依照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體制創建清華高等研究院，繼續其科研理想。中央政府撥付專款在清華園修建的“大師邸”早已落成，后又在清華科學館為他專設了辦公室，他的父親曾在科學館一樓辦公過，這樣的安排具有吸引力。

楊振寧賣掉自己在美國紐約的一處大房子，向清華捐了100萬美元。他把諾貝爾獎金的一部分，也捐給了清華。在清華的年薪為人民幣100萬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給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一直堅持他所傾力的基礎物理學的科研。

今年6月18日，楊振寧在南開大學向同行報告了他在冷原子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修改了自己多年前一項理論的不完備之處。2008年至今，他已陸續發表了將近10篇論文。這是對社會上有消息說他拿高薪但已不做研究的某種回應。

年逾八旬浪漫情事

1947年，蔣介石手下著名的軍事將領杜聿明本來要和自己的長女杜致禮一塊去美國，一個為就醫，一個為讀書。如果蔣介石不是臨時決定杜聿明留下，杜聿明自然也不會后來成為中共軍隊的俘虜。杜致禮一個人去了美國，1949年在普林斯頓見到楊振寧，兩個年輕人隨即陷入熱戀。

楊振寧向父母寫信征求他們對于未來兒媳的意見，家人因為杜致禮的幾個弟弟當年在昆明騎馬上學招搖過市沒有好印象，對杜致禮的出身顯露擔憂。不過，這對楊振寧和杜致禮的交往沒有實際的阻力。

1950年8月26日，楊振寧和杜致禮結婚，婚禮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教堂舉行。雙方家長都不在場，典禮由在昆明時就和雙方熟識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代表女方家長將杜致禮交給楊振寧。行禮之后，在樓下大廳舉行了一個酒會，有七八十個賓客參加。

楊振寧和杜致禮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育有兩男一女，兩人如影隨形，恩愛有加。從1997年開始，兩人開始被病痛折磨。病情穩定時，兩人游歷世界，享受人生。2003年，楊振寧在美國石溪為杜致禮75歲生日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宴會，這也是最后一次。當年10月，杜致禮去世。

2003年年底，楊振寧離開生活了58年的美國，住進了清華空置許久的“大師邸”，度過了一段很短的一個人生活。2004年年初，他收到一張賀卡，這張賀卡讓他記起了曾于1995年在汕頭大學接待他和杜致禮的年輕女孩—翁帆。翁帆在賀卡上寫了自己的電話號碼，楊振寧按這個號碼打了過去，后來翁帆到香港看楊振寧，兩人開始交往。

2004年11月，楊振寧給極少數親友發送了一封郵件，介紹自己的未婚妻翁帆。在信里，82歲的楊振寧稱28歲的翁帆是“甜蜜的天使”。他們訂婚的消息立即引發媒體追蹤，楊振寧索性與翁帆辦理了正式的結婚手續，然后到海南島度假。兩人在飯店曬太陽以及同騎腳踏車的照片，一時成為報刊頭條。

楊振寧曾對媒體坦誠，如果沒有與翁帆結婚，也可能和別的女士結婚。他曾舉例說，英國數學家哈密頓在太太去世后，過了相當漫長的孤獨日子，甚至書頁上都有飲食的污漬。楊振寧說，他不要過那樣的日子，不要過老年孤獨生活。

7年過去了，南開大學教授葛墨林說，楊先生目前的健康身體，“翁帆絕對是有功勞的”。

這幾年里，楊振寧已多次入院。葛墨林說，翁帆對楊先生照顧很細，楊先生冬天出門前，翁帆一定為他系上圍巾。逛公園，走十幾分鐘路，翁帆就堅持要歇一歇，找一塊石頭，掃得很干凈。

在南開大學，楊振寧和翁帆手挽著手。這是他近年出席公開活動常見的情景。在校方為他舉辦的生日晚宴上，他表示，自己雖然上了年紀，但精神上仍然保持年輕，也許這是自己對翁帆有吸引力的地方。早在訂婚之初，他就對朋友這樣講過。

在接受《鳳凰周刊》記者專訪時，楊振寧輕松地談起與翁帆的浪漫情事。當年他是通過電話向翁帆求婚的。現在的家里有個沙發，恰好容得下兩人一起坐下，兩個人經常坐在上面看電視。以前，翁帆沒來的時候，家里只有一把一個人的椅子。

婚后，翁帆的父母稱呼楊振寧為楊教授，楊振寧稱呼他們為翁先生、翁太太，彼此相處融洽。7年間，楊振寧和翁帆很少吵架，沒有過大的摩擦，共同的話題很多。參觀美術展后，他們會分別找出最喜歡的作品，再看與對方是否一致，這是二人之間的小游戲。

楊振寧說，年齡的差異也有正面的影響，可以使得彼此對于不同時代的認識疊加，增加了兩個人的視野。談起孩子的問題，他說：“我想我們不宜要孩子，我一直在想，假如我不在了，翁帆一個人帶著一個或者兩個孩子，那將是很困難的事。”

記者向其求證是否提到過翁帆的再婚問題，楊振寧說：“年紀的差別，我不在的時候，完全不反對她結婚。她后來不太高興。你如果從冷靜的立場上講，不需要不高興。”

坐在一旁的江才健補充道，楊先生2006年在中國臺灣地區面對記者提問，曾公開談到，兩人結婚之初就曾談及再婚，翁帆當時不高興地說道“我當然不會，你怎么可以這樣講！”楊先生則說，人生非常復雜，沒有絕對的對與不對。贊成你將來再婚，是年紀大的楊振寧講的，年紀輕的楊振寧，希望你不再結婚。

鳳凰周刊：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對之后的你有什么影響？

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對我后來的物理研究沒什么影響，如果沒有這獎，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仍然會邀請我去，我仍然會繼續自己的既定的研究方向。

不過，獲獎對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具體到生活決策是有影響的。在諾貝爾頒獎宴會典禮上，我能夠意識到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全球華裔都為這件事感到高興，讓我對于自己科學成就背后所代表的意義，就更加有一種醒悟。1971年，美國比較知名的華裔學者中，我是第一個回國的，這個決定有困難，當時有人告訴我，對當時的中國不了解，要我小心。但我還是決定回來。

鳳凰周刊：你曾談及，諾貝爾獎不只有好作用？

楊振寧：從世界科學發展的過程中講起來，諾貝爾獎有正面作用，鼓勵了很多年輕人。它有沒有負作用？把話講穿了，有多少人因為獲得了這個獎引發爭執，種種不同程度的爭執，以及不同結果的沖突。我和李政道就是一例。還有人專門寫了一本書總結了這個問題。

鳳凰周刊：中國的科研水平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水準？

楊振寧：近代科學在西方有三四百年的發展歷史，在中國卻不過六七十年，中國前沿科學相對落后，不稀奇。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中國科學的進步速度非常驚人。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科學家在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簡直是少而又少，如今，從量上來說，已經有很大進步。而在質量方面，國際社會上出現了不少年輕的華裔數學家在中國長大并接受大學教育，最近10年在西方國家做研究。他們在世界第一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是很受重視的。

培養科學家比培養運動員復雜，需要更長時間的準備，更長時間的訓練，更長時間建立傳統，是件急不來的事情。應該從整體發展的經驗多著想，才能了解前途應該怎樣規劃。中國對于科技發展的投入還要增加一些，更加強調合理分配。合理的、有效的分配，必須依賴于對科學發展有相當認識的決策人。

鳳凰周刊：請你預測一下，中國的科學家何時能夠獲得諾貝爾獎？

楊振寧：科學的發展來源于兩種不同的動力。一種是無目的的研究，美國科學家勞特布爾之前一般用平均磁場做核磁共振，而他卻出人意料地加入了不平均磁場，竟然就成像了，獲了諾貝爾獎。科學研究往往是忽然想出一個妙招，加些別人想不到的小竅門，就可能出大成果。這需要有廣大對于現代科研器材有認識，又有聰明腦筋的人投身到不是預先有目的的、更多憑興趣的科學研究中去。另一種科學研究則是有目的的，比如，制造超短波長的激光，如果做出來，也很有可能得諾貝爾獎。

這兩種情況在中國都有可能出現，但要盡快使得年輕人走到有可能有重大發展的領域中去，我對未來發展很樂觀。中國的基礎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國外扎實。清華大學等一流大學的數學、物理專業的研究生們，絕大多數非常優秀，比起美國類似大學的研究生來，并不差。但在國內大學，在信息靈通方面顯然要比國外大學遜色。美國著名大學數學系之間的交往非常密切，這些學校里的研究生，對于數學界最敏感、最有發展前途的領域，知道得一清二楚。中國大學的學生在這方面沒有優勢。

鳳凰周刊：如何建設國際一流大學？

楊振寧：中國的發展過程與西方不一樣，大學的設置并不獨立。在大的社會背景下，不能簡單地拿中國的情形和外國對比。在這點上，必須要清楚。有選擇地先把某些系打造成世界一流，比如考古和建筑，由于歷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中國的大學很占優勢。

鳳凰周刊：你曾力勸中國政府不要耗費巨資投于高能物理科研，現在還堅持這樣的觀點嗎？

楊振寧：是的，我仍堅持已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時候高能物理是“很紅”的領域，原子彈意味著人類能夠掌握更多的能。到六七十年代，這個領域繼續前行就變得很困難。現在就更加困難。從外在條件說，它需要大的機器，需要很多錢，現在我所知一個項目，已經花掉一千億美元，幾千個碩士、博士在做，工作了一年多，毫無成果，過幾天就要休息一陣子，這幾千個人才的前途比較讓人擔憂。從內在條件說，高能物理具有理論內在困難，要討論非常復雜的數據的結果。我1970年代回國時候，就這樣說自己的看法，我現在接觸到三四個人，就是那時候聽了我說的，走上了別的研究方向，現在比較成功。

鳳凰周刊：你新近有什么公共建言嗎？

楊振寧：現在搞新聞的人越來越多，我覺得應該考慮，在學校或者新聞界，專門發展出一支報道科學新聞的專業。不需要很多人，只要能有幾個人就可以。物理方面有幾個，生物方面有幾個，電子方面有幾個。

報道科學新聞跟一般新聞有很大的區別，需要知道科學發展的宏觀脈絡，有什么重要的科技成果，什么重要的科學人物。我所知道美國就有這樣的人才，平時常與科學界關鍵人物接觸。我知道，他們已經有人為我寫好了相當長的訃告。覺得我年紀比較大了，他們就準備了，訃告把我一生在科學研究方面做了哪些重要的貢獻，都寫了出來。中國傳媒還沒有做到這一點，科技發展報道，是一個重要的方向。新聞傳播系里要特別注重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