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案發(fā)以后，陳寶倉是如何暴露的？一份手寫的情報留下蛛絲馬跡

之前我們聊吳石案，都是把重點放在朱楓、吳石身上，卻很少放在同樣是國民黨軍中將的陳寶倉身上。

一開始我以為，陳寶倉并不是吳石情報小組暴露，還以為他是蔡孝乾叛變后被出賣的，一直到《沉默的榮耀》播出，劇中把陳寶倉安排成“東海情報小組”的一員，我又去專門搜了搜，才發(fā)現陳寶倉也是因為“吳石案”暴露的。

之前我們也聊過，陳寶倉在犧牲后，1952年7月就被毛主席批準為革命烈士，主要是因為有李濟深的證明。

圖|前排為陳寶倉、師文通夫婦

陳寶倉在1948年就加入了民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任主席），后來他赴臺灣去，也是受了華南局和民革中央委派去的（也有一說是受華東局），加上李濟深本身又是國家副主席，他給出的證明，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按說就從組織關系上來看，陳寶倉和吳石不應該是一條線，兩人是分開的才對，可事實上就是，吳石在臺灣傳遞出的情報中，有一部分是陳寶倉提供的。

盡管吳石、陳寶倉兩人在實際中不太可能是一個“情報小組”，但以兩人舊的交情，加上彼此目標一致，是很容易達成一種合作關系。

換言之，吳石、陳寶倉兩人在合作中，互相都不太可能知道對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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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資料中提到，對陳寶倉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中有吳石（另外一個是吳仲禧），但陳寶倉接觸中國共產黨，遠比吳石要早。

另外做一個勘誤，有資料說吳石、吳仲禧、陳寶倉是同學，都是保定三期生，但從考證來看，陳寶倉在三人中年齡最小（1900年），理論上三人不太可能是保定軍校同期生，而實際上陳寶倉是保定軍校第九期工兵科畢業(yè)。

1923年夏，陳寶倉保定軍校畢業(yè)后，就跟隨老同學郭宗汾、段翔九、孫景先、施敬公到了太原投奔閻錫山。

西安事變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基本上形成，當時陳寶倉的同學、國民黨軍軍政部政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的陳誠調陳寶倉到廬山受訓。

陳寶倉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脫離閻錫山。

不過，也許是因為雜牌出身，陳寶倉沒有實際在一線帶過兵，他從事的多數都是軍事教育工作，這和吳石多年以來在參謀崗位上有相似之處。

圖|陳寶倉夫婦1924年在合影

1927年8月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后，陳寶倉調任昆山城防司令，與日軍血戰(zhàn)百余天，為上海及長江下游的百姓、物資轉移內地爭取時間。次年春，陳寶倉在安徽宣城一戰(zhàn)中，被日軍飛機投擲的炸彈炸傷了右眼，并導致失明。

不久之后，日軍大舉進攻武漢，陳寶倉未及傷愈，便主動請纓要求到一線，時任國民黨軍第九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陳誠推薦陳寶倉到張發(fā)奎的第二兵團任參謀長。

不過陳誠萬萬沒有想到，陳寶倉從調到張發(fā)奎部后，有了更多的機會接觸中國共產黨。

當時，張發(fā)奎的第二兵團下轄有一支戰(zhàn)地服務團，這個戰(zhàn)地服務團是淞滬會戰(zhàn)期間張發(fā)奎（當時張發(fā)奎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在上海請求郭沫若幫助組建的，因為張發(fā)奎大革命時期就與中共有過很好的合作。

郭沫若后來在上海物色了不少人組建戰(zhàn)地服務團，這其中多數都是上海的進步青年以及共產黨人。

陳寶倉在張發(fā)奎部接觸到了共產黨人，內心的思想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是這種變化不足為外人道也。

1938年南京失陷后，武漢成為全國的抗戰(zhàn)中心，陳寶倉也跟隨張發(fā)奎的第二兵團在武漢，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下轄的第三廳專管文化宣傳工作，由周恩來負責，陳寶倉有幸與周恩來以及蘇聯顧問打過交道，他十分欽佩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作風，贊同共產黨人的抗戰(zhàn)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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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共產黨員吳仲禧也在張發(fā)奎部，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

吳仲禧是張發(fā)奎的老部下，大革命時期就隨軍參加過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10師30團團附、24師參謀長、第十一軍26師副師長、師長。

張發(fā)奎因在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中選擇跟隨汪精衛(wèi)，這也直接導致了他后來備受蔣介石打擊，張發(fā)奎的二方面軍后來被多次縮編，吳仲禧也幾番流離，他參加過鄧演達組建的“中國國民黨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的活動，1933年福建事變時，還出任過福建人民政府軍事參謀團任高級參謀，參與軍事決策。福建事變失敗后，吳仲禧受到蔣介石通緝，避居廣州。

吳仲禧那時就對國民黨當局失望透頂，得益于在大革命時期曾與中共合作的關系，對中共抱有好感。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吳仲禧引薦中共秘密黨員王紹鏊與陳濟棠見面，促成中央紅軍與陳濟棠在贛南前線停戰(zhàn)。

1937年6月，在王紹鏊、何克希介紹下，吳仲禧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吳仲禧先后擔任第八集團軍、第二兵團少將高參，他很注意在張發(fā)奎部中發(fā)展思想進步的高級將領。像吳石（也曾出任第四戰(zhàn)區(qū)參謀長）、陳寶倉先后都受到吳仲禧，思想上更加傾向于中國共產黨。

1939年春，張發(fā)奎出任國民黨第四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陳寶倉任第四戰(zhàn)區(qū)參謀長，在他主持下，在廣東的共產黨人得以順利發(fā)展，他不僅支持中共廣東省委創(chuàng)辦的《新華南》半月刊，還親自撰寫文章發(fā)表，支持共產黨的抗戰(zhàn)主張。

時任中共第四戰(zhàn)區(qū)地下特別支部書記左洪濤后來回憶稱：

“陳寶倉同志當時在張發(fā)奎所屬高級軍事指揮機關職位上，是我們的上級、首長，而在堅持抗戰(zhàn)、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針政策和戰(zhàn)斗任務方面，則是我們真誠的同盟者、戰(zhàn)友和摯友。他領導劉田夫、何家槐和我編寫了《游擊戰(zhàn)規(guī)范》，舉辦了多期‘游擊戰(zhàn)戰(zhàn)術訓練班’，這些教材也通過我們轉送到了延安。”

得益于張發(fā)奎、陳寶倉等人支持，抗戰(zhàn)時期的廣東有一段時間政治氛圍比較寬松。

1940年5月，法國投降后，日軍大舉進攻越南，為了保障第四戰(zhàn)區(qū)側翼安全，第四戰(zhàn)區(qū)在廣西中越邊境的靖西縣成立了指揮所，陳寶倉出任主任。

當時，許多越南黨派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都轉移到了中越邊境，尋求中方支持，在越共領導人胡志明、黃文歡的率領下，越南各黨派發(fā)起成立了越盟，胡志明任主席、李光華（黃文歡化名）、范文同、武元甲等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

陳寶倉對越盟的工作十分支持，還積極營救被捕的越盟共產黨人，給越盟的領導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影響。

不過，也因為陳寶倉對越盟的“支持”，引起了國民黨當局注意。1944年國民黨特務以“放任越共四處活動”告發(fā)了陳寶倉，國民黨軍事法庭以“瀆職”為由，將陳寶倉傳訊到了重慶。

好在國民黨當局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證據，陳寶倉得以幸免。

圖|陳寶倉將軍在青島接受日軍投降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陳誠以“人才難得”為由，向蔣介石保舉陳寶倉出任軍政部山東膠濟區(qū)特派員，負責到青島受降。

受降儀式完成后，陳寶倉調任國民黨第四戰(zhàn)區(qū)兵站總監(jiān)。

不料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向蔣介石告謂陳寶倉有遺失給養(yǎng)物資，資助解放軍的嫌疑，因而被免職。

（注：也有說法認為陳寶倉確實是故意遺失物資給解放軍）

陳寶倉被王耀武告了一狀，隨即被免職（也有說法是陳寶倉對國民黨當局失望主動辭職），后來經過一年審查查無實據后，陳寶倉被調任國防部中將高參。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吳仲禧也在南京，他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始終遵循中共地下黨組織指示，繼續(xù)留在國民黨當局高層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

當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已經在香港成立，成員大多數都是國民黨左派人士，吳仲禧作為其中一員（吳仲禧是以發(fā)起人的身份參加了李濟深組建的“民促”，該組織為民革的前身），他此行找陳寶倉，也是希望他參加民革。

陳寶倉欣然同意。

經吳仲禧的聯絡，1948年春，陳寶倉在香港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并同中共香港分局領導人方方、饒彰風等人接觸。

當時，陳寶倉決心參加革命，不愿意等待解放，而是提出要利用過去在國民黨軍中的一些舊的關系去臺灣，為祖國的統(tǒng)一做工作。

1949年春（也有資料稱是1950年），陳寶倉受民革中央以及華南局（也有說是華東局）委派動身赴臺灣，為了便于潛伏，他還帶去了部分家人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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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不難發(fā)現，陳寶倉與吳石實際上不是同一條戰(zhàn)線上的情報員，況且陳寶倉本身不是中共地下黨發(fā)展的情報員，而是民革黨員。

根據黨的地下工作原則，互不統(tǒng)屬的兩條線一般不建立橫的聯系，避免暴露時被牽連出來。

電視劇《沉默的榮耀》里，在處理吳石與陳寶倉的關系時，把兩人放在了一個情報小組，主要也是基于故事情節(jié)推動。

吳石與陳寶倉雖然熟悉（兩人都曾在第四戰(zhàn)區(qū)工作過），但彼此應該不知道彼此身份的。又或者說，兩人彼此互為對方的情報來源。

陳寶倉到臺灣以后，利用任“國防部”高參之便，獲取國民黨在臺灣駐軍防守部隊番號及沿海防御工事圖等重要情報，手寫整理繪制成表格，交給吳石，再由吳石整理，派人送往香港，交給黨組織。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吳石案發(fā)以后，陳寶倉才被牽連進來。不過，在事發(fā)前，陳寶倉也許已經有了預感，因此在臺島戒嚴之前，就秘密安排妻子、女兒前往香港。

1950年3月1日，吳石案發(fā)以后，陳寶倉并沒有第一時間被列入懷疑的對象。后來國民黨特務后來在吳石家里搜查的時候，發(fā)現了陳寶倉手寫的一份軍事情報，經過核對筆跡后，才將陳寶倉抓捕。

陳寶倉被捕后堅稱，自己和吳石只是工作上有情報的往來。

按說以當時的情況，國民黨方面并沒有絕對證據，證明陳寶倉中共地下黨發(fā)展的情報員，兩個國民黨高級將領，在情報上互通有無，也不能視為罪行。

奈何當時蔣介石正面臨政治上極大的壓力，急需要“殺雞儆猴”，借此震懾國民黨內部別有用心的人。

陳寶倉的命運也就此注定。

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高等軍法會審庭”判處吳石、陳寶倉、朱諶之、聶曦死刑。就義前，陳寶倉從容給老友段翔九寫下遺言：

“永康街13巷七號段翔九兄鑒：弟已被判死刑，請轉知家屬，死后即用火葬。陳寶倉絕筆六月十日。”

陳寶倉犧牲以后，他的骨灰也是最早被送回祖國的。

說起來也是一段傳奇。

陳寶倉犧牲以后，由于攝于國民黨當局在整個臺島實施白色恐怖統(tǒng)治，許多原來與將軍親近的人都不敢出面收尸，時間一長，將軍的遺體已經有些腐壞，這也急壞了當時在香港的陳寶倉將軍夫人師文通。

不得已之下，師文通冒險向在臺北的好友聯系，希望他們能夠出面領回陳寶倉遺體并火化，出于對將軍的敬佩之情，冒險將將軍的遺體抬回火化。

恰在這時，陳寶倉的三女兒陳禹方在臺北的同學殷曉霞打算經香港到上海考大學，便煩請她將骨灰?guī)У较愀邸?/p>

1950年7月，殷曉霞帶著陳寶倉將軍的骨灰乘船來到香港，但因為沒有“入港征”遭到盤查，為了將將軍的骨灰?guī)Щ貋恚髸韵紒G棄了隨身的行李，將骨灰盒綁在身上，潛水偷渡上岸，把陳寶倉將軍骨灰交給了在岸上接應的人。

據說師文通后來拿到丈夫骨灰的時候，還是濕的。

（也有資料稱陳寶倉將軍的骨灰從臺灣通過教會人士運往香港又運至北京）

1951年7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追認陳寶倉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黨員，時任國家副主席、民革主席的李濟深親自出面證明：

“陳寶倉同志系到臺灣從事祖國統(tǒng)一工作而犧牲。”

1952年9月，毛主席簽發(fā)了編號為0009號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

“查陳寶倉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員傷亡褒恤暫行條例》發(fā)給其家屬恤金外，并發(fā)此證以資紀念。”

1953年9月，陳寶倉的骨灰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葬在了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同年9月14日，李濟深主持公祭，并發(fā)表悼詞：

“陳寶倉同志原來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舊式軍官，他在幼年所受的是軍國主義教育，他也曾為封建軍閥長期服務。可是他所處的時代卻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他在中國社會大轉變中，由于客觀世界的發(fā)展與改變，也逐漸改造了他的主觀世界。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戰(zhàn)爭中，因負傷而失去了右目，已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以后他又在軍隊中接觸了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革命影響，因而日漸傾向革命，對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支援與掩護不遺余力。最后還參加了民革的地下組織，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有了極端英勇的表現，自動要求前往臺灣協助吳石同志進行策反工作，向壁壘森嚴的匪巢內搜集有利于我方的情報。當他堅決要求深入匪巢，肩負起十分危險而艱巨的任務時，我想：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不幸事機不密，終以身殉國，所謂‘求仁得仁’，在陳寶倉同志為革命而付出了寶貴的生命，這正如同萬千個革命烈士臨危受命，臨大節(jié)而不辱的奮斗精神是一樣，他是死而無憾的。古人說‘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陳寶倉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榮的！我們的同志和祖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