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封面文章｜發達國家將經歷一輪令人疼痛的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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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的開支遠超承受能力，遺憾的是，通脹最可能成為“脫身術”。

幾乎放眼整個富裕世界，公共財政一片狼藉。法國債務節節攀升，更換總理的頻率快得像凡爾賽宮更換假發一樣；10月14日，新任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努提出推遲上調退休年齡，這原本是為給預算“回歸理性”提供支撐的改革。在日本，兩位競逐首相之位的對手都主張繼續花錢，盡管國家債臺高筑。英國在大幅福利改革基本擱置之后，不得不以大幅加稅來填補預算窟窿，而且還是在去年宣稱“只此一次”的稅收上調之后。籠罩一切之上的是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而特朗普總統竟還考慮通過更多減稅措施來擴大赤字。

政府能在超出自身能力這么遠的狀態下支撐多久。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已達gdp的110%；在新冠疫情之前，這樣的水平只曾在拿破侖戰爭之后出現。當年，英國幾乎用一個世紀的“緊日子”來償還債主。然而，正如我們在特別報道中所解釋的，今天的政治人物在“收支平衡”上舉步維艱。

利息支出上升與國防開支提高無法回避；人口老齡化則以不可抗拒的選舉壓力索取更多現金。加稅同樣艱難。在歐洲，政府收入占比已然很高；在美國，加稅幾乎等于自取選舉失敗。在普選時代，只有一次有七國集團經濟體主要靠“勒緊褲腰帶”而實現債務大幅下降：1990年代的加拿大，彼時正值“技術官僚”理念的高峰期。如今不要指望有人能復制這套做法。

或許你會寄望于由人工智能（AI）驅動的生產率增長，能替政府卸下艱難的預算抉擇。可惜這多半是奢望。各國之所以能靠增長擺脫債務，往往是因為勞動人口在擴大，或是自身規模較小、正在追趕更發達經濟體。AI這類突破性技術則不同。養老金與醫療開支通常隨收入同步上行：在福利體系龐大的國家，生產率越高，這兩項支出越會飆升。同時，按照標準經濟模型，利率也會隨之上行。若AI對增長產生“神跡”般的效果，如今投入在數據中心與芯片上的巨額支出還會更大。利率隨之抬升，使存量債務的利息負擔更沉，從而抵消更快增長帶來的財政“紅利”。

因此，更有可能出現的，是各國政府轉而通過通貨膨脹與“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來壓低高債務的實際價值，正如二戰后數十年間的做法。執行這一路線的“機器”已在央行體制內就緒，央行在債券市場的“身影”比比皆是。眼下，諸如特朗普與英國的奈杰爾·法拉奇等民粹政客，正以各種主張攻擊本國央行，而這些主張會削弱抗通脹的“防線”。

物價上漲向來不得人心（你盡可以去問當下時運不濟的喬·拜登），但通脹并不需要政治支持就會啟動。上世紀七十年代沒有人投票贊成通脹，2022年也沒有。當政府拿不出成形的對策、仍奉行不可持續的經濟政策時，通脹常常會不期而至。等到市場真正反應過來，往往已經為時已晚。

這更需要我們未雨綢繆，認真思考通脹如何傷害經濟與社會。通脹會以不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財富：從債權人流向債務人；從持有現金與債券的人流向握有房產等實物資產的人；從以名義金額簽訂合同與工資的人流向那些足夠精明、能提前預期物價上行的人。通脹造成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所謂“對財富的任意重組”。而這一切恰好可能與社會正在經歷的其他“財富轉移”疊加，讓受損一方同樣感覺“不公平”：在勞動力市場，AI接管大量例行性的辦公室工作；在代際傳承上，嬰兒潮一代把龐大的房產財富遺留給那些“出身足夠幸運”的子女。

這種多重方向的財富震蕩，可能摧毀維系民主社會的中產階層，攪亂社會契約。20世紀的阿根廷，長期受通脹困擾，從“全球最富的年輕國家之一”滑落為在一次次危機間搖擺的中等收入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們競爭的已不是誰能創新、誰更高效，而是誰能“俘獲國家”、利用公權力來躲避通脹的掠奪性效應。凡是領導人否認或回避預算約束、卻以再分配為名行事的地方，其未來大致如此。十年前，本刊曾告誡巴西、印度等新興市場汲取阿根廷的教訓。今天，我們把這份警示送給最富裕的經濟體。

不過，螺旋式的下墜并非命中注定。上世紀七十年代持續的通脹，也催生了羅納德·里根與瑪格麗特·撒切爾的當選。他們認為“穩健貨幣”是國家與公民之間契約的核心。他們確立了一條正統觀念：若要兌現公共債務，就必須讓它們“有理可據且可持續”。美聯儲發起的“反通脹之戰”，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樹立了央行獨立性的公信力。這一“技術官僚”模式隨之傳播。自1990年代以來，大多數新興市場的通脹回落堪稱奇跡。即便是四面楚歌的哈維爾·米萊，也未必不能帶領阿根廷再度興盛。

岔路口

富裕世界正立于岔路口，究竟是滑向崩壞，還是選擇審慎之道。在不少國家，等到預算危機真正襲來時，執政者很可能是民粹派。或許他們會被歸咎于這場亂局，反倒使重返穩健預算成為可能。各地還將形成由儲蓄者與債券持有人構成的反通脹聯盟。至于他們的聲音能否被聽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債券市場與政界之間的一連串交鋒，而其中一些對壘不排除會演變得相當難看。

如果世界能夠在更低的債務水平下走出困境，并對過度舉債的風險保持清醒，那么某種意義上的復興仍有可能。否則，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很可能會陷入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