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游擊戰爭時期的項英和陳毅 （下）

文/王新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

長嶺會議，項英、陳毅著手解決紅軍游擊隊中存在的思想混亂，確定了在贛粵邊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

1935年3月下旬，經過十分艱苦的突圍行動，項英、陳毅等率領突圍人員，在油山游擊隊交通員的帶領下進入油山腹地，同中共信康贛雄特委書記李樂天、副書記楊尚奎等會合。

過了幾日，蔡會文、陳丕顯也率贛南省黨政軍機關和獨立第六團突圍到達油山。

油山，地處江西的信豐、大庾和廣東的南雄三縣交界處，主峰海拔1073米，四周峰巒起伏，山上高大的古松挺立，翠竹茂密，油茶樹郁郁蔥蔥，并有齊腰深的茅草。進到山里，只見山山相套，山灣相環，好像進入了迷宮。熟悉這里的紅軍游擊隊，像是魚在水中；不熟悉這里的國民黨軍，像是熊瞎子掉到深坑里，有多少勁都使不出。這里是開展游擊戰爭的理想地方。

項英、陳毅、蔡會文、陳丕顯先后突圍到達油山后，國民黨軍即以超過紅軍游擊隊數倍的兵力，對這里進行嚴密包圍和封鎖。

敵情緊張，突圍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油山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情緒出現了混亂：一種是盲目樂觀。這主要表現在贛粵邊原有人員中。他們原有八九百人，項英、陳毅和蔡會文、陳丕顯等率領部分紅軍突圍到這里后，使這里的部隊人數增加到1400多人。特別是項英、陳毅等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主要領導到了油山，他們認為可以在項英、陳毅領導下大干一番，把贛粵邊搞成第二個革命根據地。另一種是死打硬拼的盲動主義。這主要表現在受王明 “左”的錯誤路線影響較深的人員中。信康贛雄軍分區參謀長向湘林 （后叛變）對指戰員們說：“中央蘇區失敗了，我們在山里打埋伏是可恥的。不如出去拼個痛快，拼掉幾個算幾個。”早在項英、陳毅及蔡會文、陳丕顯率領突圍部隊到油山前，向湘林就曾經不顧實際，堅持采用正規紅軍大部隊活動的方式，把軍分區的部隊拉出來，吹集合號，點名出發，要和敵人硬拼。結果，大隊人馬一行動，很快就引起了敵人的注意，馬上派兵前來 “清剿”,搞得部隊天天轉移，十分被動。還有一種是悲觀失望。這些同志經受不住失敗的考驗，認為中央蘇區這次失敗，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更嚴重，把好端端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葬送了。他們主張打埋伏，找個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來，不露面，不做工作，不進行戰斗，等待長征的主力紅軍回師和新形勢的到來。

項英、陳毅一致認為，不克服這三種情緒，不把大家的思想引導到正確的方針上來，要在贛粵邊堅持長期游擊戰爭是不可能的。

1935年4月初，在廣東南雄縣境的大嶺下村，項英、陳毅召集中共信康贛雄特委、軍分區和部隊領導干部會議。會議先由李樂天匯報了部隊突圍經過和當時的敵我情況，楊尚奎匯報了當地黨組織的情況、群眾情緒和特委的打算。項英、陳毅在聽取匯報后，對贛粵邊局面的開展和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給予了表揚，同時指出國民黨即將對贛粵邊地區進行“清剿”，機關要精簡，部隊必須立即進行分散。

大嶺下村會議還決定將中共信康贛雄特委改為贛粵邊特委，仍由李樂天任書記，楊尚奎任副書記，陳丕顯參加特委領導。

大嶺下村會議后，針對國民黨軍即將對油山地區全面進攻的形勢，項英、陳毅、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和劉新潮等人，帶著偵察排，從油山轉移到北山。

4月上旬，項英和陳毅在大庾縣河洞鄉的長嶺村主持召開會議。李樂天、楊尚奎、蔡會文、陳丕顯、劉新潮和贛粵邊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李國興及機關、部隊的連以上干部約 70人參加了會議。

項英在會議上首先作形勢報告，傳達了中央有關決議的精神。項英強調要正確認識革命形勢，反對失敗主義情緒，指出：紅軍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革命受到了挫折，但紅軍主力的存在和游擊戰爭的進行，必將推動新的形勢的到來；中國革命正在新的條件下向前發展，那種認為中國革命失敗了的悲觀情緒是錯誤的。他還針對指戰員中存在的游擊主義傾向，指出游擊戰爭應以發動和領導群眾斗爭為主體，反對單純打土豪。打土豪要嚴格執行階級路線和政策。

接著，陳毅講話。陳毅針對那種悲觀失望的情緒指出：“紅軍主力轉移,我們突圍到油山，這是革命的低潮，是暫時的退卻。但是，革命高潮必然要到來，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因為形勢的發展已經出現了新的矛盾，這便是日益增長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東北，一定要進攻華北。他們占領了華北，一定要進攻全中國。一個全面的民族戰斗，或早或遲，是一定要到來的。”

針對盲動主義情緒，陳毅深入淺出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如果我們跟敵人硬拼 ,拼掉一個少一個，正符合敵人消滅我們的意圖。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現在留下的同志雖然數量不多，但這是革命的‘血本’，是經過大風暴鍛煉過的革命種子。保存下一個戰士，將來局面開展了，可以當連長、營長；保存下一個縣委書記，將來可以當省委書記，怎么能把他們放在炮筒子里轟呢？我們要十分珍惜黨的這些財富。革命紅旗不會倒，斗爭一定要開展!在斗爭中求生存!在斗爭中求發展!在斗爭中求勝利！”

為了適應游擊戰爭的需要，陳毅還提出了迅速轉變斗爭方式和工作作風問題。并且針對一些從中央蘇區來的同志習慣于正規戰的一套做法，缺乏游擊戰爭的經驗，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等情況，陳毅提出了虛心向本地同志學習的重要性。同時也要求本地同志向外來同志學習。他說：“兩方面的同志各有長短，要加強團結，交流經驗，互相取長補短。在今后長期的斗爭中，一方面要防止脫離政治的傾向，加強政策學習,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轉變老一套的作風，采取新的斗爭方式，迅速適應游擊戰爭。我們這樣做，就一定能勝利。”

項英、陳毅的講話，像春風一樣，吹散了油山的云霧，使與會的同志在迷惘中看到了光明的未來，看清了全國革命斗爭的風云，頓感心胸開闊，極大地增強了堅持開展游擊戰爭的勇氣和信心。

在思想統一的基礎上，長嶺會議確定的斗爭的方針是：“依靠群眾，堅持斗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長嶺會議和會議精神的貫徹，實現了由蘇區工作作風到游擊區工作作風的轉變，從思想上、組織上為堅持贛粵邊游擊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的新起點。

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 ，項英和陳毅結下了生死友誼

項英、陳毅帶領部分紅軍初到油山時，還可以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找到小房子住。后來，敵人搜山，為了不讓紅軍游擊隊有地方棲身，就把這些房子給燒了。有一段時間里，項英、陳毅和游擊隊只好風餐露宿。雨天，大家撐把傘在大樹底下，背靠背互相以體溫取暖坐著睡；晴天，就往古墓前的石板供桌上一躺 ，仰臥著看天上的星星、月亮。

贛粵邊的春天，幾乎天天下雨，靠一把傘遮雨，人整天泡在雨里，夜里很難入睡。特別是深山密林里，溫度自然比平原低得多，春寒長，秋涼早。即使在夏天，夜里也是很涼的。游擊隊員穿得很單薄，晚上經常被露水打醒。

靠在大樹下撐把雨傘過夜畢竟不是辦法，日子久了身體是吃不消的。項英、陳毅就帶領大家搭棚子住。棚子有竹棚、杉樹皮棚和布棚。搭竹棚子費工比較大，同時破竹子時聲音很大，容易被敵人聽見，后來就改竹棚子為杉樹皮棚。但是，杉樹被剝皮后，白花花的一大片，也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于是，大家就開動腦筋，“創造”出布棚。搭布棚比較省工,成本也低。發給每人一塊藍布，藍布的四角縫上一個襻，往四周樹枝上一掛，便可以遮露擋雨。搬家時也很方便，只要把布的襻子一解，把地打掃干凈就是了。游擊隊每個班都有一把勺子，搬家時只要用勺子往地上潑些水，就可以把地上的痕跡沖掉。有時，游擊隊在轉移途中遇到山洞，就在山洞里過夜。相比較而言，住山洞還是暖和點。但不是哪里都有山洞住。

在艱苦的日子里 ，項英、陳毅和大家同甘共苦，患難與共，上下親密無間。

一次，項英、陳毅和警衛員被敵人沖散，天亮后又在一個毛竹山窩里聚集到一塊。他們 7個人，除項英的一名警衛員曾忠山外，其他人都一天一夜沒有吃到東西了，個個又困又餓。曾忠山被沖散后向群眾買了一斤米，煮了吃一頓。他把剩下的幾兩米帶了回來，這幾兩米就成為大家的“寶貝”。

住下之后，大家輪流值班放哨，項英、陳毅爭著值班放哨。警衛員不讓他倆參加，他倆堅持要值班。無奈之下，大家只好讓他倆值頭一班，其余的人睡覺。大家決定，凡值班者可以抓一把米放在茶缸里煮點稀飯吃。由于誰都怕后面值班的同志吃不著米，都只抓一點點。 7個人都輪了一遍后，米竟然沒有吃完。于是，大家又用剩下的米煮了一茶缸稀飯，可是誰也不肯吃。最后，大家到水溝邊采一點野菜放進去和著煮。煮熟后，大家一起用樹枝當筷子，你一口，我一口，才把這一茶缸稀飯吃完。

項英和陳毅的感情十分深厚，特別是他們分開行動或遇到大事無人商量時更為突出。 1936年初，他倆分開行動，項英負責以油山為中心的信康贛地區的領導工作，陳毅負責以北山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區的領導工作。項英有一段時間沒有得到陳毅的消息，便念叨起來：“大老劉 （陳毅突圍到油山時稱‘老劉’，由于有好幾個同志姓劉，都稱‘老劉’，所以大家稱陳毅為‘大老劉’，以示區別）最近也不知怎樣了，有些日子沒見面了，不能和他聊工作、下圍棋，心真是想得慌！”

其實，他倆沒有見面的時間并不長，最多也不過3個來月，但相互之間總是惦念著。一次，項英接到交通員送來的陳毅的一封信，知道陳毅這一段工作特別忙，也很想念他。于是，項英決定到北山一趟，并建議陳毅召開一次干部會議，談談工作，交流交流情況，順便也和陳毅聊聊。

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項英和陳毅結下了生死友誼。

項英、陳毅決定將贛粵邊紅軍游擊隊改名為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盧溝橋事變不久，項英從報紙上得知了這個消息，立即給陳毅寫信，派交通員火速送到南雄。陳毅接信后，立即趕到項英這里。兩人商議之后，迅速召開了中共贛粵邊特委會議，確定了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聯合抗日的方針。

根據特委會議的決定，項英撰寫了《盧溝橋事變與抗日斗爭的高潮》一文，號召：“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中國”、“反對一切和平妥協”！表示：“我們愿意聯合抗日，為保衛祖國而奮斗！”

項英和陳毅還決定，將贛粵邊游擊隊改名為江西抗日義勇軍，廣泛開展抗日宣傳。

7月下旬，中共贛粵邊特委通過同情者，得到了一些香港出版的進步書刊。項英、陳毅仔細地閱讀這些書刊，希望從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間，找到中共中央的消息。果然，他們從一本叫《新學識》的雜志里找到一篇介紹中國各黨派的文章。文中引用了1937年5月上旬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摘要。

項英、陳毅同黨中央失去聯系快三年了，通過《新學識》這本雜志間接地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如獲至寶，高興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7月底，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和劉新潮等開會，學習毛澤東的講話，領會黨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認真研究形勢的發展。這次會議之后，項英以個人名義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新的革命階段與黨的路線》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國革命已發展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新階段。現階段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現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國共合作必須堅持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原則，即在特區和紅軍中黨的領導權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系上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的保持；抗日戰爭領導權的爭取。游擊隊必須遵照黨中央路線爭取合作抗日，在上面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談判；必須徹底轉變工作方式，力求公開半公開地開展群眾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并爭取其中的領導權。

為了使贛粵邊游擊區各黨政機關和紅軍游擊隊了解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項英和陳毅立即派人赴各地傳達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贛粵邊特委的貫徹意見。他們還確定，將贛粵邊紅軍游擊隊正式改名為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

當時，贛粵邊的干部和紅軍游擊隊的思想一時難以扭轉過來，接到特委的指示時，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國民黨和我們打了十年內戰，還能跟他們合作抗日？”有的說：“同國民黨合作，可不能上他們的當。”有的則說：“這下可好了，不用打仗了。”

這些議論說明，在歷史轉折關頭，提高干部的思想覺悟，統一認識是十分必要的。為此，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于8月初召開了贛粵邊游擊區干部大會。項英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指出：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使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已成為黨的中心任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各級干部必須盡快實行由反蔣到“聯蔣 ”、由內戰到抗日的思想轉變。

陳毅在這次會議上指出：現在中國革命形勢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抗日高潮已經形成，大家要鼓起干勁去迎接新任務。

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經過學習和討論，贛粵邊游擊區的廣大干部逐步弄通了思想，提高了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停止敵對行動和聯合抗日的信心。

8月8日，項英、陳毅和特委的其他領導研究后，決定以中共贛粵邊特委和贛粵邊紅軍游擊隊的名義，正式發表《贛粵邊共產黨游擊隊聯合宣言》。

《宣言》指出：“最近盧溝橋事件爆發，使整個民族的危亡，達到最后的生死關頭。”強烈呼吁：“全國民眾應在爭取共同的民族利益下，團結一致，整齊步調，集中一切力量，予敵人以沉痛的打擊！”并認為“這是挽救民族危亡，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前提”。表示：我們贛粵邊共產黨和游擊隊“為爭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國的危亡，放棄一切敵對政府的活動，停止游擊戰爭”。同時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停止對游擊區‘清剿’”。“更望政府當局為動員一切力量，保證抗日勝利須盡量允許民眾抗日運動的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必要處置。”

為使廣大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贛粵邊各級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廣泛深入群眾，開展抗日宣傳。他們把抗日的口號寫到竹片上、木板上，插到交通要道處。投入江河中，漂流到大庾、信豐、南康、贛州等地。隨后，中共贛粵邊特委分別給國民黨大庾、信豐、南康、南雄縣政府和第四十六師寫信，并把《贛粵邊共產黨游擊隊聯合宣言》和告民眾書寄給他們，呼吁團結合作，共同抗日。

但是，頑固堅持反共的國民黨當局和國民黨軍隊卻借機大肆造謠，說什么“油山共匪要求投誠”，游擊隊應迅速下山讓他們“收編”。并發出書信，要游擊隊負責人下山“自新”、“歸順”，如不接受“改編”，可以回家種地，等等。一些反動豪紳地主也乘機誣蔑紅軍游擊隊，挑撥紅軍游擊隊同群眾的關系。

針對國民黨當局這些卑鄙的伎倆，項英、陳毅主持召開了黨組織和游擊隊干部會議。會議決定，對國民黨當局造謠中傷和破壞合作抗日的行徑，給予堅決的回擊，為雙方談判創造條件。于是，贛粵邊紅軍游擊隊繼續進行武裝活動，嚴厲打擊國民黨保安團。

項英任新四軍副軍長 ，陳毅任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贛粵邊游擊隊編入一支隊

在項英、陳毅領導下，贛粵邊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再加上 “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直接威脅蔣介石集團在東南的利益，迫使贛粵邊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停止反共，承認共產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的合法地位。之后，國民黨軍開始陸續從游擊區撤走。

國民黨軍第四十六師和大庾、南康、信豐、南雄等縣的縣長，聯合署名發表《告中共同志書》的快郵代電，歡迎紅軍游擊隊下山談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1937年9月，陳毅、項英先后到大庾、贛州、南昌，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達成了紅軍游擊隊改為抗日義勇軍等協議。

11月上旬，項英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項英到達延安后，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當天就前往項英住處看望，對在南方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和游擊隊指戰員表示親切的慰問。

到延安后的一個來月時間里，項英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的基礎上，對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情況和經驗教訓進行了認真的回顧和總結，向黨中央寫出了長達 6萬字的《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

12月9日至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項英參加了這次會議，并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報告作了補充說明。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項英的報告，作出《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高度評價：“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

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改編問題。

項英在會上作了報告，其要點是：南方各游擊區的主要情況，紅軍和游擊隊當時的分布，改編的原則，改編為新四軍的初步意見等。

項英作完報告后，毛澤東首先發言，稱贊項英的報告很好，提議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主要負責人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主席均由項英擔任。

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主要做地方工作，以項英、曾山、陳毅、方方、涂振農為委員，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以項英、陳毅、張鼎丞、曾山、黃道為委員，項英為主席 （后稱書記 ），陳毅為副主席（后稱副書記 ）。

12月下旬，項英到達武漢，同已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長的葉挺一起組建新四軍。新四軍組建后，項英任副軍長，陳毅任第一支隊司令員，贛粵邊紅軍游擊隊編入第一支隊。從 1938年2月至 5月，新四軍第一、第二、第三支隊相繼集結于皖南巖寺。與此同時，新四軍第四支隊東進到安徽立煌縣 （今金寨縣 ）流波疃地區集中。至此，新四軍全軍1.03萬余人集中完畢。5月中旬，陳毅率領新四軍第一支隊主力，高唱著嘹亮的戰歌，從巖寺出發挺進蘇南抗日前線。

在攜手勝利堅持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后，項英、陳毅又率領新四軍，馳騁在抗日戰爭的疆場上，去完成歷史賦予的新任務。

（全文完）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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