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秋收起義

文/劉志青

1937年5月，毛澤東（左三）與參加秋收起義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由于國民黨力量強大，共產黨力量弱小，大多數武裝起義都失敗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首次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進一步在全國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的決心。秋收起義受挫時，毛澤東依據實際情況，毅然改變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原定進攻中心城市的方針。他率領起義隊伍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實行打土豪、分糧分資財，開展游擊戰爭，發展革命軍隊，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尋求適合中國特點的革命道路，終于獲得成功。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是全國各地武裝起義的光輝典范，毛澤東則首次展現了領導武裝斗爭的杰出才能。

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正如毛澤東所說，“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了解的黨”。在大革命后期，以總書記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懂得掌握政權和武裝的重要性，不善于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結果，中國共產黨“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自己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完全處于被動地位。

在蘇聯政治總顧問鮑羅廷等人的錯誤指導下，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對國民黨右派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把中國大革命推向極為危險的境地，引起全黨的強烈不滿。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進行改組，停止陳獨秀的領導職務，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揭露國民黨右派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迫害共產黨，摧殘工農運動的罪行，宣布一定要把革命進行下去。

在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較量中，中共逐漸認識到沒有自己的武裝是最大的被動。7月20日，李立三等人向中共中央建議，集中黨所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在南昌舉行起義，通過武裝起義建立革命隊伍和革命根據地。7月24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一建議。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但是，起義隊伍倉促南下后不斷遭到失敗，起義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南昌起義失敗后，黨內對于武裝斗爭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受到批評和處分。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秘密舉行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總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堅決批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盡管會議只開了一天，但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這次會議，選舉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選舉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8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以親身經歷，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4個方面，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他根據會議確定的總方針，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他說：“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這實際上提出要把軍事運動和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反對專做軍事運動或專做民眾運動這兩種各走極端的做法。他著重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大革命失敗時，毛澤東仍隱蔽在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中共中央實行緊急疏散時曾準備派他去四川，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裝起義條件正趨成熟的湖南。中共中央同意他的請求，把他暫時留在武漢，指導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軍事形勢和農民運動狀況，籌劃湖南的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給中央，要求毛澤東回湖南領導武裝斗爭。八七會議閉幕后，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再次征求毛澤東的意見，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表示，他還是愿意回湖南進行武裝斗爭。他說，不愿意去住高樓大廈，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8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決定讓他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發動工農兵一起參加武裝起義

為挽救中國革命，蘇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最初的基本設想是，通過武裝起義壯大革命力量，重新建設廣東革命根據地。南昌起義后急于向廣東開進，就是基于這種設想。中共中央決定發動秋收起義的初衷，也是要把革命力量匯集在廣東。中共湖南省委和共產國際巡視員提出的具體計劃是，“由湘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軍力共同取粵”。毛澤東指出：“組織一師往廣東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已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

然而，領導武裝起義需要豐富的軍事工作經驗，這對于毛澤東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毛澤東過去領導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面對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嚴重形勢，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8月12日，毛澤東秘密回到湖南長沙。投入實際工作前，他首先對正在劇變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了認真的調查。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將湖南秋收暴動以長沙為起點的計劃報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澤東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報告了他對一些重大政策問題的不同意見。

8月2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研究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和毛澤東的信。有人在討論中指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提法只是毛澤東的個人觀點，與中共中央關于武裝起義的決議不一致。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給湖南省委的復信中，雖然原則上表示以長沙為暴動起點的計劃是對的，但又批評暴動計劃“偏重于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中共中央指示信，實際上是批評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復信采取分析的態度，對其中符合實際情況的部分貫徹執行，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給予答復。同時，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了明確的暴動綱領。

秋收起義猶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緊迫的形勢，容不得再爭論下去，必須扎實做好起義的準備工作了。對于這一點，大家逐漸達成共識。剩下的工作，是如何組織這次起義了。當時，無論中共中央，還是一般黨員，普遍認為暴動應該依靠工農武裝，軍隊只能起次要作用，否則便是“軍事冒險”。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就可以起來，否則終歸于失敗。”這是中國革命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單靠地方性的農民暴動，沒有一定數量的經過嚴格訓練和有嚴密組織的革命軍隊參加，作為骨干，那些分散的農民暴動在同國民黨正規部隊作戰時通常終歸于失敗。盡管這已經有不少慘痛的事實可以證明，但對這個問題持反對態度或懷疑態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澤東強調說：“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決定，集中力量，首先在以長沙為中心，包括湖南省湘潭縣、寧鄉縣、醴陵縣、岳陽縣、瀏陽縣、平江縣和江西省萍鄉縣安源煤礦在內的地區發動起義。同時決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和行動委員會，毛澤東任前委書記，易禮容任行委書記，以中國共產黨名義領導起義。經過中共湖南省委的艱苦工作，當時能夠參加秋收起義的革命武裝還是可觀的，主要集中在三個地區：

在江西省修水縣，駐扎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因為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該團停留在這一帶。這支部隊以北伐時期葉挺獨立團的一部分為基礎組建，由黃埔軍校畢業的中共早期著名軍事骨干盧德銘擔任團長。此外，還有一部分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以及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骨干。以上部隊和工農武裝，是起義的主力。

在江西省銅鼓縣，有一支未能趕上南昌起義的湖南省瀏陽縣農民起義部隊。

在江西省萍鄉縣安源煤礦，有一支擁有6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此外，這里還聚集有來自湖南省醴陵縣、衡山縣的農民自衛軍和江西省萍鄉縣、安福縣、蓮花縣的農民自衛軍。

八一南昌起義打的是國民革命軍旗幟，八七會議規定今后武裝起義仍然打國民革命軍旗幟。那時國共關系剛剛破裂，打這面旗幟對于爭取國民黨左派是有益的。毛澤東卻認為，此時國民黨已經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而國民革命軍則成為軍閥的招牌。秋收起義必須打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旗幟，只有這樣才能表明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決心，才能便于人民群眾將革命軍隊與反革命軍隊區別開來。毛澤東主張，秋收起義軍應該毫不猶豫地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

9月上旬，毛澤東先后前往江西省萍鄉縣安源煤礦和銅鼓縣，主持召開秋收起義軍事準備會議。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共中央對湖南秋收起義的指示，以及中共湖南省委關于秋收起義的計劃。會議決定，將湘贛邊界武裝力量統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師長余灑度，黨代表毛澤東，總指揮盧德銘。第一團，由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大部、平江工農義勇軍、羅榮桓率領的鄂南農軍編成，團長鐘文璋。第二團，由安源煤礦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贛西部分農軍、醴陵部分農軍編成，團長王新亞（王興亞）。第三團，由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一個營、瀏陽工農義勇隊編成，團長蘇先駿。參加秋收起義的武裝力量，共計5000人。

秋收起義形勢圖

起義前的準備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黨內大多數人已經從血的教訓中開始懂得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是，在如何運用槍桿子的問題上，黨內還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當時和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共中央決策層一再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先奪取城市，然后實現全國勝利。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接到安源黨組織有關湘贛邊界地區工農武裝情況的報告后，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討論確定湖南秋收暴動的計劃，并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秋收暴動的領導機關。這是毛澤東在黨內擔任的第一個軍事領導職務。

根據會議決定，毛澤東要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車從長沙前往江西省萍鄉縣安源煤礦。走之前，他先送楊開慧回到長沙市郊區板倉，要她照顧好自己的母親，管好三個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誰也沒有料到，這次分手竟成了他們的最后離別。后來，楊開慧未能逃過國民黨當局的搜捕，遭到殺害。

9月初，毛澤東趕到安源張家灣召開會議，傳達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會議討論了軍事和農民暴動的布置。會議確定分為三路，從贛西修水縣、銅鼓縣、安源煤礦三地起義，進擊湘東，會攻長沙。同時，會議布置湘贛邊界各縣的農民暴動，以配合軍事行動。在這三路大軍中，以中路為主力軍。那就是駐在江西省銅鼓縣的湖南省瀏陽縣工農義勇隊，準備會合駐在江西省修水縣的警衛團，一起向湖南省瀏陽縣進攻。因為這路軍的軍事力量較強，所據地勢較險，瀏陽縣又逼近長沙市，進可戰退可守。所以，會議決定毛澤東和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在會后趕到江西省銅鼓縣，直接指揮這一路的行動。會議對安源工作也做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礦警隊為主力，暴動后進攻江西省萍鄉縣和湖南省醴陵縣，對長沙市取包圍之勢，但決不能放棄萍鄉縣、安源煤礦，使國民黨軍斷絕工農革命軍的退路。

9月6日，毛澤東在安源得知留在長沙的湖南省委常委決定的暴動日程：9日開始破壞鐵路，11日各縣暴動，15日長沙暴動。他立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的名義，向在銅鼓的第三團下達起義計劃和部署，通知他們將參加起義的部隊名稱統一定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并要他們立即將這個決定和行動計劃向在修水的師部和第一團轉達。

這時，國民黨內兩派間的寧漢對立還沒有結束。唐生智的主力還在東征前線，湖南的兵力比較薄弱，但他們仍在加緊鎮壓活動。唐生智曾指令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斕，致電駐防江西省萍鄉縣的師長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調集其他軍隊準備呼應。9月6日，國民黨長沙衛戍司令部截獲長沙市共產黨組織給各支部關于中秋節舉行武裝起義的密令，于是宣布：從9月8日起，特別戒嚴5日；每日晚10時，即斷絕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緊戒嚴；軍警停止放假，日夜滿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動。

毛澤東在安源煤礦做好準備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長褲，裝作安源煤礦的采購員，由潘心源陪同趕往銅鼓縣。不料，他趕到瀏陽縣張家坊村時，被民團清鄉隊抓住。在押送途中，毛澤東乘隙跳下一個水塘躲藏起來。水塘周圍長滿很高的草，敵人始終沒找著他。天黑后，毛澤東走出水塘，終于脫險。

力主在湘贛邊界地區建立根據地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按原定日期爆發。但是，當時中國革命處于低潮，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革命力量。從湘贛邊界來說，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本來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為戰，行動不統一，進攻目標卻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從實際情況來說，這個起義計劃是難以實現的。

9月11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部和第一團到達湖南省平江縣東郊金坪。起義前夕收編的貴州省國民黨軍邱國軒團突然叛變并從背后襲擊，部隊受到巨大損失。9月14日，第三團在進攻湖南省瀏陽縣東門時，因力量弱小而失利。9月16日，第二團在攻克醴陵縣、瀏陽縣后，因國民黨正規軍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幾乎全部潰散。這時，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已由原來的5000人銳減到1500余人，遭受了嚴重挫折。

在湘贛邊界起義的原定計劃嚴重受挫的情況下，工農革命軍需要立刻做出抉擇：是繼續進攻還是實行退卻？繼續進攻長沙，是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不這樣做會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是，繼續進攻長沙，會導致全軍覆沒。看到這種情況，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工農革命軍各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湖南省瀏陽縣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鑒于暴動受挫，決定停止原來準備在第二天發動的長沙暴動。

9月19日晚，毛澤東在瀏陽縣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工農革命軍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部隊下一步行動方向。毛澤東清醒地對客觀形勢做出判斷，認定當地農民起義并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國民黨軍隊固守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計劃已無法實現。他斷然主張放棄進攻長沙市，把工農革命軍向南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毛澤東的主張，議定工農革命軍向湘南撤退。

對初創時期的弱小革命軍隊來說，為了避免在自己力量不夠強大的時候同強大的國民黨軍決戰，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唯一的選擇就是把進軍方向轉向農村，特別是轉向兩省或數省交界的山區。從進攻大城市轉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因此，上述決定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倒退，其實是一個跳躍性的進步。它既符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也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

就在工農革命軍前敵委員會做出這個決議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馬也爾的報告，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長沙的決議。決議指責中央特派員和湖南省委停止長沙暴動，放任株洲、醴陵、平江、瀏陽工農革命軍退走是“臨陣脫逃”。決議責令湖南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江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決議送到湖南時，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早已開拔南下，無法執行了。

工農革命軍前敵委員會召開會議后的第二天早晨，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操場上向全體指戰員宣布改變行動方向的決定。他滿懷信心地說：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毛澤東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士氣。

工農革命軍在瀏陽縣文家市住了兩夜之后，便沿著湘贛邊界南下。湖南省國民黨軍戰斗力較強，而江西省國民黨軍戰斗力較弱，工農革命軍便沿江西一側前進。這一帶是山區，道路難行，疾病蔓延，還有國民黨軍隊不時的圍追堵截。毛澤東走在戰士中間，同他們交談，鼓勵他們勇往直前。行軍途中，毛澤東接到宋任窮從中共江西省委帶來的信，得知羅霄山脈中段的江西省寧岡縣（今井岡山市）境內有一支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有幾十支槍。這以前，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會議上曾聽王新亞講過，現在又得到證實，心里十分高興。

一開始，工農革命軍向南行進是順利的。但是，到江西省萍鄉縣上栗村時，遇到了國民黨軍重兵。9月25日，在改道向江西省蓮花縣方向前進時，后衛遭到國民黨軍的襲擊，傷亡約300人，槍也損失約300支。總指揮盧德銘為掩護部隊撤退英勇犧牲，毛澤東十分悲痛。

這一天，中共江西省蓮花縣黨組織在得知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到達此地后，立即派人前來聯絡。毛澤東得知蓮花縣農民自衛軍前幾天攻城失敗，有90多人被關押，而國民黨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隊的情況后，立即主持召開前委會，決定攻打蓮花。

9月26日，工農革命軍在當地工農群眾的配合下，一舉攻克蓮花縣城，救出被關押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接著，打開糧倉分糧，接濟貧苦群眾。這是工農革命軍自文家市南下以來取得的第一個勝利，一度低落的士氣又高漲起來。

三灣改編

工農革命軍轉兵南下以來，一路艱苦戰斗，時有指戰員傷亡。有些貪生怕死的人開始退縮，隨時準備逃跑。連續行軍，部隊給養得不到保障，有人受不了艱苦，不辭而別。經常風餐露宿、冒雨行軍，疾病流行，一些人掉隊，少數人死在路旁。此外，工農革命軍中既有原國民革命軍官兵，也有原國民黨地方武裝的官兵，還有工人、農民赤衛隊員，成分復雜，思想作風不統一。因此，工農革命軍在同國民黨軍作戰的同時，還要同自己內部的各種危害做斗爭。

9月29日，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這里群山環抱，國民黨軍已被擺脫，又沒有地方反動武裝，比較安全。部隊在村里住了5天，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這是自秋收起義以來，工農革命軍第一次得到從容休整的機會。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工農革命軍決定將已經不足1000人、僅700多支槍的隊伍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師長余灑度宣布了整編命令和新編制軍官名單：團長陳浩；第一營營長黃子吉，黨代表宛希先；第三營營長張子清，副營長伍中豪，黨代表何挺穎；特務連連長曾士峨，黨代表羅榮桓。另外，成立一個軍官隊和一個衛生隊。

余灑度宣布整編命令后，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他說，一路上有些人不辭而別了。要走，最好打個招呼。現在宣布，愿留則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請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據路途遠近發給路費。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鄉要堅持革命。將來如果愿意，還可以再回來。在中國舊軍隊，槍斃逃兵是通常的做法。但是，毛澤東通過細致的思想工作，化解了起義隊伍中的逃兵問題。在以后的艱苦斗爭中，秋收起義官兵每當回想起毛澤東的講話，仍感到熱血沸騰、信心百倍。

接著，毛澤東宣布，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起義隊伍的領導，要把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整個部隊由前敵委員會領導。他還提出，在部隊內部要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準打罵士兵，廢除煩瑣的禮節，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連隊經濟公開，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建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對軍官有監督權，軍官做錯了事，士兵委員會可以提出批評以至予以制裁。

羅榮桓清楚地記得，毛澤東最后說：“同志們，現在敵人只是在我們后面放冷槍，沒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他有兩只腳，我們也有兩只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了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不止是兩把菜刀，我們有兩個營，還怕干不起來嗎？……你們都是起義出來的，一個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可以當他一百。我們現在有這樣幾百人的隊伍，還怕什么，失敗是成功之母，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和勝利。”

三灣改編使起義隊伍戰斗力集中，指揮靈便。特別是毛澤東的講話似一陣春風，使起義官兵感到特別溫暖，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三灣改編的原則和精神，成為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的基礎。因此，三灣改編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毛會師井岡山

在三灣休整期間，毛澤東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紹，派人同中共江西省寧岡縣黨組織取得聯系，還和駐扎在寧岡縣茅坪的袁文才農民自衛軍取得了聯系。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受到寧岡縣委（當時稱區委）書記龍超清和袁文才部文書陳慕平的迎接。工農革命軍進入江西省井岡山地區，到達了進軍的目的地。

井岡山地區位于羅霄山脈中段，包括江西省蓮花縣、永新縣、寧岡縣、遂川縣和湖南省酃縣（今炎陵縣）、茶陵縣等。這個地區處于湘贛兩省邊界地區，反動統治力量較薄弱，又有兩省軍閥之間的矛盾可供利用。工農革命軍在這里開展游擊戰爭，可以影響湖南、江西，乃至湖北。在革命者的宣傳鼓動下，這里建立了一些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在大革命農民運動的影響下，這里的工人、農民具有較高的革命覺悟。袁文才、王佐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各有60人槍。這里地勢險要，進可以發展革命戰爭，退可以保存力量。

10月下旬，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茨坪。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及其周圍地區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截至1928年2月底，隨著工農革命軍作戰勝利和根據地建設的開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步建立起來。這是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所轄地區包括寧岡縣全部，遂川縣西北部，永新縣、酃縣、茶陵縣各一部。4月，南昌起義余部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與秋收起義部隊會師，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一步發展壯大。

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轉兵井岡山，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參加秋收起義的官兵，成為中國革命武裝斗爭的重要先驅。新中國成立后，參加秋收起義的官兵中，羅榮桓被授予元帥軍銜，譚政被授予大將軍銜。宋任窮、張宗遜、陳士榘、陳伯鈞、黃永勝，以及后來上井岡山的賴傳珠、鐘期光等7人，被授予上將軍銜。劉先勝、楊梅生、張令彬、郭鵬、韓偉、賴毅、譚希林、譚冠三等8人，被授予中將軍銜。王耀南、龍開富、楊世明、余光文，以及后來上井岡山的李貞、曾敬凡、潘振武等7人，被授予少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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