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屏都在羨慕日本，中國的爆發期即將到來

長期征集

日子很難，生活不容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有苦說不出的感覺，受苦的人最懂。

和吃苦相比，有苦難言，無人問津，可能比苦本身還難受。

重生之后，葉檀老師變了很多，變得能吃苦，吃自己的苦，吃別人的苦。

她說，有苦我們一起分擔。

每周六，葉檀老師都會親自回復，并在公眾號上發出，有苦難言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和葉檀老師傾訴，把你的故事，發送到郵箱yetanbusiness@163.com，葉檀老師看到，一定會回復。

記住，這世界還有人，關心你，在乎你，理解你。

文/青城楨楠

安倍之后，日本首相就像走馬燈，換了又換。

石破茂任職不過一年，就“快樂”地下了臺，他發自肺腑地說，當首相太苦了。

這么苦的職業，日本政客還是前赴后繼，蜂擁而上。覬覦大位許久的“安倍女孩”高市早苗，好不容易贏得了黨內大選，以為即將創造歷史，成為日本第一個女首相。

但，歷史不容易創造。和自民黨合作了二十多年的公明黨，說拜就拜了。隨著公明黨的離開，首相人選再次懸置。

據《朝日新聞》10月12日的報道，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表示，將于14日和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會面，籌備推出在野黨首相候選人。

野田對媒體表示，三黨（立憲、維新、國民民主）的議席加起來超過自民黨，這是意在改天換日。

還有一種可能性浮出水面。據靜說日本10月14日的文章，自民黨元老船田元近期提出，建議石破茂撤回辭職申請，重新擔任首相，而高市早苗則專職出任自民黨總裁，從而實現所謂的“黨政分離”。

鹿死誰手，猶未可知。

喧囂的日本政壇，沒有給需要凈土的科學來帶來負面沖擊。2025年，剛剛出爐的諾貝爾獎，日本學者讓人嫉妒的梅開二度，先后在醫學獎和化學獎斬獲殊榮。

最近25年里，日本已經誕生了22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獲獎者（包括三名美籍）。

為什么是日本？

我們有諾貝爾情結，每次有國人參與的諾貝爾獎項，關注度都會空前高。這一方面是出于對現代科學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暗含著數百年后揚眉吐氣，被世界認可的潛臺詞。

截至2025年，我們未實現批量獲得諾貝爾獎的夙愿，隔壁日本卻率先實現了，這讓人五味雜陳。

不是說當今世界科技領域是G2格局嗎？從核聚變到芯片、從新能源到軍工，從生物科技到量子力學，從機器人到大模型，這些影響人類未來走向的關鍵領域，幾乎都在中美之間PK。

競爭程度之激烈歷史罕見，雙方你來我往，互掐脖子。其他國家似乎早已淪為看客。

很多數據也印證了中美才是這個世界的科技大玩家。

比如，研發支出。此前我們分享過一個數據，中國研發支出已經和美國分庭抗禮。據亞洲經合組織的數據，2024年，中國研發總支出超過6000億美元，在絕對值上追平了美國。

再比如，我們過去提到的專利、論文等數據，中國更是連續幾年全球第一。央視2025年4月報道，2024年，我國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到475.6萬件，PCT（《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量和海牙體系外觀設計申請量均為全球第一。

中國賬面的科技實力很強，為什么無法批量獲得諾貝爾獎？

這或許是兩個維度的問題，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的競爭多數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已有的技術路徑里，通過工程師紅利，核心能力是比拼效率和成本。而諾獎的重點是基礎研究，原創性的科技成果，可借鑒性的成果不多，也不需要比成本，拼效率。

2025年新鮮出爐的諾爾貝經濟學獎得主之一菲利普·阿吉翁，曾寫過一本書名為《創造性破壞的力量》。

里面提到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本質區別。

書里寫道，基礎研究人員并不總能預先知道自己應該選擇哪條研究道路，因此提出正確的問題與解決它們同樣關鍵。

但對應用研究而言，前景方向已經清晰，研究人員需要做的是，心無旁騖地專注于特定領域，以實現市場化創新和應用。企業在此時的作用是，把產品需求準確的下達給研究人員。

這里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深耕在應用研究到商業化的研究人員，相對缺乏學術自由。

在《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這本書看來，學術自由是基礎研究突破最重要的條件。

這很容易理解，應用研究的既定框架基本是死的，就像答卷子，要做的是獲得最優解，沒必要跳出卷子，設置新問題。而基礎研究是自己創造問題，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一樣重要。

當然，學術自由有著更豐富的內涵。比如，研究者可以決定自己的工作計劃，隨時投入新項目，也可以在中途放棄。

還有，學者之間的交流也是學術自由的范疇。如果競爭意識太強，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頭銜而戰，不停寫作用不大的論文，很難達成真正意義的學術自由。

所以，學術自由某種程度是一種環境、體制、制度，甚至是文化綜合作用下的結果，是慢功夫。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程有一篇分析日本諾貝爾獎的文章，其中提到：

日本新世紀21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有不少人在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之前，表現并不突出。

例如，下村脩在長崎醫科大學附屬藥學?？撇慨厴I后，只在名古屋大學進修過兩年，他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期間發現綠色熒光蛋白的；

田中耕一在東北大學讀書時留過級，獲獎時既無研究生學歷和海外留學經歷，又無 SCI 期刊論文和高級職稱。

中村修二從名不見經傳的德島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后，長期在一家只有幾百人的“鄉鎮企業”——日亞化學工業公司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藍色發光二極管；

和中村修二同時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天野浩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時只是名古屋大學赤崎勇實驗室的一名研究生；

小柴昌俊早期學習成績很差，過了創造力高峰期之后科研才漸入佳境……

這些案例都證明，學術自由有多重要。

日本學術能有今天，主要基于1995年制定并實施的《科學技術基本法》?！犊茖W技術基本法》的背景是，日本當時被西方國家詬病搭便車，和美國等國發生激烈的貿易沖突，這和中國當前的環境類似。

根據基本法的規則，每五年制定一次規劃。

第一期始于1996—2000年，重點在于加強基礎研究；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延續了全面提升基礎研究能力的基調，其中生命科學、信息通信、環境、納米技術與材料等領域為重點。

截至2023年，日本全社會研發投入中，基礎研發的比例為14.6%。中國是多少呢？2024年的最新數據是，中國基礎研究支出占研發總經費的比例為6.9%。

據花旗等機構的研報，這距離官定2035年8%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而這些差距，結果之一就是中國更擅長應用技術領域，而非原創性研究。

除了研發投入結構的調整，學術自由的體系建立可能更為重要。

據《日本大學治理的新動向和思考》這篇文章，在《科學技術基本法》確立的同時，日本也在調整府學關系，放松對大學的管理和制約，賦予大學更多的自治權與自主權。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程也在文章中表示，日本新世紀出現諾貝爾科學獎“井噴”，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日本政府對科學文化的培育和科研環境的改良，而不是對科學技術創新“苗子”的選育。

日本文部省和科技廳的官員權力受到嚴重制約，很難直接干預大學的運行與治理，日本大學得以高度自治。

靜說日本公眾號也發文指出，京都大學成為諾貝爾工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學術文化。

京都大學的校訓“自由的學風”源于建校初期，強調研究、教學和學習的自主性。

學生進入京都大學后，可以自由轉換院系和學科，等到大三后再自主選擇導師。這樣的培養體系，建立在充分喚起研究興趣的基礎上，能夠極大地激發原創性。

也和一般學校的評價體系不同，考核周期十分寬松，以原創性為核心，而非年度論文數量或引用率，這區別于許多大學強調短期成果（如高頻發表論文或快速應用轉化）的考核模式。

類似國內中科院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同樣誕生了大量諾貝爾獎得主，包括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利根川進和野依良治等，為什么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可以？

湯川秀樹本身就是京都大學出身，他領銜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擁有學術自由的氛圍。據中日科技與法治研究公眾號，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的座右銘是“真正重要的發現，往往需要等待。”以“打通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全鏈條”為核心定位。

在科研經費的分配上，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對基礎研究或自由研究的比重高的嚇人，為30%。這些經費不會帶來什么立竿見影的結果，對講究效率和效益的我們來說難以容忍。

今天日本在諾貝爾方面取得成就，不代表未來一直可以，一些隱患已經出現。

饒毅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日本在2010年之后的政策和文化性錯誤，導致日本科學在國際相對退步，而且不如自己之前的歷史。

2010年之后，日本在《科學技術基本法》里重新提及“問題解決型”科研思路。即通過事先設定國家應解決的課題，以課題為導向促進科技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的有機結合。日本頂層設計的思路，悄無聲息的回到解決問題的路徑。

基礎研究是無法規劃的，應用型的技術迭代更適合規劃模式。變化并無對錯，是國家應對不同時代需要的應答，就像中國資產不多、基礎不牢，指望大量資金投入到基礎研究是不現實的。

2025年6月13日，日本政府承認目前的科技和創新發展存在一些問題。在官方出版的2025年版《科學技術創新白皮書》中，提到：

日本基礎研究能力下降、科研人才不足等問題，越來越突出。

2035年后，諾貝爾將迎來中國時代？

中國的今天，有點像二十幾年前的日本，認識到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需要改進的方向。

10月11日，留學雜志采訪了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諾貝爾獎評委鄒曉冬。

鄒曉冬認為，從大環境來說，現在支持研究的方向、評審的標準是文章和影響因子。影響因子和文章容易引導大家都去做熱門的科研工作，可是這些熱門已經是別人從0到1把它開拓出來的了。怎么能夠找到一些中國人可以做的空白區域是關鍵。中國人有智慧、有能力，也有經濟能力和條件可以做到，要讓科學家們安心下來，能夠做一點開拓性、原創性的工作。

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馬爾·亞吉的中國學生季者，在接受《知識分子》采訪時說，師從奧馬爾·亞吉的5年，自己最大的感受有兩點：

第一， 創新、創新、創新，堅決不做別人已經做錯的研究方向，不能在別人的基礎上小修小補，要大膽探索未知。

第二，Work harder。實驗不work是因為你沒有讓它work。只有更多實驗，更多努力，才能有成果。

2025年4月，求是的一篇分析文章，題為《清醒認識我國基礎研究面臨的挑戰》，詳細闡述了中國基礎研究的短板，主要有四點：

第一，投入力度不足，基礎研究費用占比不到7%，距離主要發達國家12%—23%的比例差距明顯。

第二，重大原創性成果偏少。盡管中國論文總量全球第一，但《科學》、《自然》、《細胞》三大期刊的論文占比僅為6.7%。

第三，鼓勵原創研究的科研環境有待優化。適應基礎研究長期性、不確定性、探索性發展規律，有利于產出重大原創成果的考核評價機制需要進一步健全。

第四，基礎研究人員比例不足。目前從事原創研究的人員比例均值為16.3%，距離24.4%的理想值差距較大。

目前在改變上述短板。比如，2025年基礎研發經費的目標比例是8%以上。

關于鄒曉冬指出的唯“文章和影響因子”評定機制，據知識管理論壇期刊等媒體，2018年、2020年，政府先后推出《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等“破四唯”、“破五唯”政策。

所謂“破四唯”，即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評價傾向；“破五唯”是在“破四唯”基礎上加了“唯分數”。

關于基礎研究的長期機制，從改組科技部，將科學技術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等劃入自然科學基金委等頂層設計開始，一直在調整。

《中國科學基金》 10月13日的文章指出，機構改革以后，自然科學基金委的職責任務拓展為資助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

2024年，自然科學基金委改革組建新一屆的咨詢委員會，開展重大研究任務咨詢和重大管理戰略咨詢，并聚焦偏基礎、偏交叉的重大研究需求，組織凝練了一批基礎研究領域國家科技重大項目選題動議。

除了中央層面，各地方也有類似的調整動作。調整還需要時間，方向對了，總歸能開花結果。

2019年，首創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韋志超，曾構建過一個“諾貝爾科學獎產出雙門檻模型” 。

該模型揭示，一國需同時滿足總量GDP 和人均 GDP 門檻，才能具備諾獎“批量產出”能力。且滿足門檻后諾獎數量與總量 GDP 高度正相關。

總量GDP 門檻為2100 億美元，人均GDP 門檻為32000 美元。

根據這個模型，2030年左右，中國將迎來諾貝爾獎的爆發期。

饒毅也在最新的文章中預測，2035年之后，中國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會越來越多。到2050年，諾獎數量超過日本。

在動蕩混沌的世界里，沒什么是確定會發生的，也沒什么是不可能發生的。既然一切皆有可能，能做的有且只有，踏踏實實，干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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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心情，把學習和享受貫穿在悠長的人生中，讓我們一起成長，一起快樂。

作者：青城楨楠
編輯：旦旦

圖片：來源于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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