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破壞的力量，解釋了為什么要“反內卷”？|【經緯低調分享】

“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

當生成式 AI 在兩年內橫掃技術、語言、藝術、法律等各個領域，重構產業格局時，熊彼特百年前 “資本主義本質是創造性破壞” 的預言，正以更猛烈的姿態照進現實。

202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揭曉，恰為這場變革提供了理論錨點 —— 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與喬爾?莫基爾，因破解 “創新如何驅動長期增長” 的謎題共享榮譽，其研究不僅串聯起工業革命到 AI 時代的增長邏輯，更直指當下 “反內卷”“反壟斷” 的核心矛盾。

阿吉翁與豪伊特將熊彼特的哲學洞見轉化為可落地的數理模型：他們用 “動態壟斷” 詮釋經濟增長是 “微型革命” 的接力，以 “倒 U 型曲線” 揭示關鍵 —— 當競爭強度適中，壟斷者的危機感與挑戰者的希望感達成平衡，“逃離競爭效應” 會催生最強創新動力。這恰恰解釋了為何單純價格戰會陷入 “內卷陷阱”，反內卷并非否定競爭，而是要將博弈拉回 “鼓勵差異化研發” 的理性區間。

而莫基爾則補上了關鍵拼圖：創新成為社會常態，不只依賴企業博弈，更需 “允許試錯、獎勵新知” 的制度與文化基底。當 AI 監管、平臺治理成為全球議題，這場諾獎傳遞的信號愈發清晰：經濟增長從不是壟斷的 “躺贏”，也不是內卷的 “內耗”，唯有構建 “適度競爭 + 良性制度” 的溫床，才能讓創新在變革時代持續迸發生命力。以下，Enjoy：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這幾年，我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了快進鍵。

生成式AI從論文走進現實，不到兩年，便讓語言、藝術、法律、教育、金融等領域重新洗牌。仿佛都在驗證熊彼特那句一百年前的預言：

“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創造性的破壞。”

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在關心什么呢？當人工智能也能創造的時候，經濟增長的引擎是不是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國家應該如何厘清創新、競爭和增長之間的關系？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前，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秘書長也是有意在賣關子，在宣布得獎名單的時候，先拋出一個關鍵詞“創造性破壞”，然后停頓了幾秒，翻頁，念出今年三位得獎者的姓名：

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以及喬爾·莫基爾。

三位經濟學獎獲得獎者

在這樣的語境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25年頒給“創新驅動增長”這個方向，就顯得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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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二代出身的經濟學家

先說說阿吉翁。

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國經濟學家，和布朗大學教授豪伊特合作了數十年，一起系統性地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的內生增長模型。

他的個人經歷頗具傳奇色彩。

阿吉翁出生于巴黎，母親加布麗埃·阿吉翁是法國時尚品牌蔻依Chloé的創始人。這個品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引領了巴黎輕奢風潮，卡爾·拉格斐早年就是該品牌的首席設計師。

可以說，他一出生，就站在時尚與財富的浪尖。他的人生本應當在左岸的咖啡館與藝術沙龍之間左右逢源，而不是在數理經濟的推導式中徜徉。但命運似乎總愛反諷，阿吉翁選擇了經濟學，選擇了模型，選擇了冷靜的推理。

他曾經來過筆者博士讀書的學校——圖盧茲經濟學院訪問過一段時間，也給我們講過課，指點過論文。

他身上不僅帶著一種典型的巴黎式傲氣，那種相信自己是房間里最聰明的人的自信；還帶有傳統富貴之家的疏離感。但是，傲氣和疏離的背后，阿吉翁在經濟學方面驚人的工作熱情和理論直覺是掩蓋不住的。

菲利普·阿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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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破壞

阿吉翁的貢獻主要在創新增長理論，熟悉經濟學理論的人此時都不免提出一個問題——他和熊彼特有什么區別？

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提出于20世紀初。它的意思是：技術創新會摧毀舊的產業結構，讓新企業取代舊企業，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這個觀點很有力量，卻缺乏實操性。

因為熊彼得的觀點只描述了一個現象、一個趨勢，但是具體到如何來促進“創造性的破壞”，促進的度又是什么？就算是想推出政策，也要知道政策應該怎么設計才行。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貢獻便在于，他們把熊彼得的思想從經濟哲學變成了嚴格證明的數理模型，并且給出了對現實有著深刻影響的洞見。

長期以來，對于“創新是怎么被激勵的”，經濟學界一直有兩個觀點：

熊彼特認為創新需要市場力量，因為當企業有了市場力量，就可以賺取大量的利潤，就可以規劃長遠，而競爭會削弱創新；但是肯尼斯·阿羅則認為競爭者更有創新動力，因為壟斷者創新經常會得不償失——自己成功了，也不過是原地踏步，即便是失敗了，如果競爭者沒有成功的話，依然保有壟斷地位。

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好像也都不全面。

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吉翁和豪伊特利用熊彼特的觀點構建了一個動態壟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整個經濟由許多并行的行業組成，每個行業在任意時刻都有一家壟斷企業，每個環節的潛在競爭者也在持續研發，一旦研發成功，新企業產品質量更高，就取代了舊企業，形成新的壟斷。

就這樣，經濟增長就成了一連串“微型革命”的結果：每次創新都會提升生產率，但同時也會讓舊的技術體系消亡。增長，不再是資本積累的自然延伸，而是一場永無休止的創新接力賽。

這個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見：一方面，創新是有收益的，創新會讓挑戰者成為新的壟斷者，通過專利保護和商業機密的方式，來讓自己的創新收獲市場回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市場上大家都在創新，企業好不容易成為壟斷者了，沒幾天就被其他人給“創造性破壞”了，那還投資做什么創新呢？

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斷言：創新和專利保護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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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他們更進一步，提出了“倒U型曲線”來解釋競爭和創新的關系，完成了對阿羅和熊彼特觀點的統一概括。

具體來說，壟斷者和挑戰者對創新的態度都是復雜的。

壟斷者的創新動力在于手握利潤和資源，阻力在“壟斷者創新成功等于白費”，甚至有可能削弱自己的壟斷收益。

挑戰者創新動力在于一旦成功就可以一舉成名，收獲一個屬于自己的市場；但阻力在于，當競爭太激烈時候，就算自己成功了，成功后的收益期過短，自己很快會被新的挑戰者擠下去。

如圖所示：左邊是無法戰勝的壟斷者，右邊則是超級激烈的競爭。當競爭過少的時候，壟斷者很安全，因此也沒有必要投入多來進行研發，創新比較慢；而競爭強度太大的時候，競爭者會覺得自己就算成功了也很快就會被別人超越，所以創新動機也不高。

最好的區間是在中間，也就是適度競爭的時候，此時，壟斷者有危機感，競爭者有希望感。

當競爭剛好激烈到讓現有企業擔憂、又不足以讓創新回報歸零時，企業反而會加大研發投入，希望逃離競爭，重新獲得領先。他們把這種機制稱為“逃離競爭效應”。

換句話說，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

這一點不僅僅宏觀上成立，其實微觀上也一樣的：如果一項工作特別難，我們可能沒什么動力去做；如果一項工作特別容易，我們可能也沒什么動力。只有落在中間的時候，有挑戰又有希望的時候，我們就更有動力去做它。

這套理論后來被廣泛應用到專利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政策、教育投資等領域的研究中。甚至如今我們討論AI監管、平臺治理、產業集群的政策問題，幾乎都能在“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找到邏輯雛形。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覺得諾獎獲得者的年齡偏大，批評說經濟學獎是養老獎，其實是有點冤枉了。像阿吉翁和豪伊特，令他們今年得獎的工作，在1992年就已經有了。經濟與現實高度相關，往往需要經歷長時間的檢驗，包括學術界和工業界的理解、認可和執行，才能愈發地認定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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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壟斷，也要反內卷

和那些專注于書齋的理論大師不同，阿吉翁并不是一位只待在模型里的經濟學家。他很入世，對于政府應該如何塑造創新這個問題，他的答案簡單而深刻：

“政府不能創造增長，但能創造適合增長的制度環境。”

在他的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他提出政府的任務不是替代市場，而是維持創新的張力。即讓現實落在倒U型的高點：反壟斷不是為了消滅大公司，而是確保它們永遠有競爭者；補貼的意義也不是單純的撒錢搞創新，而是讓創新風險在社會層面得到合理分擔。

這些思想的延伸，也讓阿吉翁成為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經濟政策顧問之一。他曾任法國總統經濟顧問團成員，多次參與歐盟創新政策的制定。可以說，他在現實世界中，也試圖讓“創造性破壞”變得更具“建設性”。

把“阿吉翁-豪伊特”的框架應用到現實，它給我們最直接的提醒就是：創新最旺盛的區間來自適度競爭。

反壟斷的核心，不是“一刀切”地解散大公司，而是維護進入的可能性與可爭奪性；規模本身有時能帶來學習曲線和研發外溢，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由封鎖式優勢導致的排他與惰性，而非規模這一形式。

同樣，反內卷也并不等于限制一切競爭。單純的價格戰與補貼戰會壓縮創新的凈回報期，把行業推向“倒U型”的右端，形成“看似熱鬧、實則削弱研發”的創新陷阱。更可取的做法，是把競爭從過強拉回到能支撐長期研發計劃的區間：允許合理利潤，鼓勵差異化與技術路線之爭，淡化單一價格維度的惡性博弈。

在政策組合上，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并非對立，而是互補。對通用性強、前沿不確定性高的技術領域，長期而透明的研發支持可以與開放的市場進入并行：前者為投入托底，后者避免技術路徑被單點封鎖。兩者合力，能夠激發阿吉翁-豪伊特的逃離競爭效應，讓既有者不敢躺平，讓后來者看得見機會。只有這樣，創新才會更有持續性。

畢竟，創新的種子既不生于壟斷的凍原，也不長在內卷的火海；它需要一片競爭恰到好處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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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三位學者屬于統一領域理論的開發者不同，今年的經濟學諾獎并非由三個人平分，而是阿吉翁和豪伊特共享一半的獎勵，莫基爾則獨享另一半。

美國西北大學任教的莫基爾，嚴格來說是經濟史學家，長期研究思想、制度與技術之間的互動。他試圖在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創新為何會成為一種長期的社會常態？”他并不滿足于“英國有煤、荷蘭有貿易”這樣的物質解釋，而是追問思想與制度如何塑造了一個“允許試錯、容忍失敗并且能獎勵新知”的文化基底。

喬爾·莫基爾

把兩路工作擺在一起看，分獎金的意圖就清楚了：阿吉翁和豪伊特告訴我們“創新如何轉化為增長”——在一個給定的制度環境里，企業如何在競爭與壟斷之間進行研發布局；莫基爾告訴我們“何以會有這種制度環境本身”——思想與規則如何讓知識得以積累、交流與復用。

一個給出“發動機如何運轉”的工程圖，一個追溯“發動機為何被造出并持續保養”的歷史賬。兩相交叉，恰好把創新的作用一路從工業革命鋪到AI時代，形成了全景圖。

也正因為如此，今年的諾獎并不是單純給一個模型或給一部經濟史書。它用一次不對稱的獎金分配，試圖告訴我們：增長既需要嚴格的機制，也需要寬闊的文明背景。把微觀激勵與宏觀文化拼在一起，我們才看得見現代經濟的真正齒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