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諾貝爾獎，中日都曾有人“口出狂言”，誰笑到最后？

日本在諾獎領域的輝煌成就，映照著中國曾經的預言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

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50年內拿下30個諾貝爾獎”的計劃，在當時引來一片嘲諷，甚至被中國媒體指責為“狂妄自大”、“癡人說夢”。

而2013年，南京工業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黃維在該校的開學典禮上也“口出狂言”：“十年之后的中國，像諾貝爾獎這樣的國際性重要指標，在中國大地出現應該將會成為常態，而不是個案。”

轉眼二十多年過去，日本的“狂言”正穩步邁向現實，而中國的“常態”說卻在啪啪拍打黃院士的臉......

01日本的豪言，從被嘲到現實

2001年，日本政府在其“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明確提出一個轟動全球的目標：50年內拿下30個諾貝爾獎。

這一宣言立刻在國際社會引發軒然大波，甚至日本國內也不乏質疑聲。

日本化學家、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野依良治也公開表示“簡直可笑”。

然而，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日本的進展令人驚嘆。

截至2025年10月，日本獲得的諾貝爾獎總數已攀升至31個（包括30人和1個組織）。其中，本世紀25年時間里，日本已經產生了22位諾貝爾獎得主。

照這樣的節奏，日本“5030”計劃已經完成了70%多，而時間才過去一半，這一目標實現的可能性非常高。

曾經被嘲笑的“狂妄”計劃，如今正穩步邁向現實。

02日本成功的背后

日本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其科研體制與文化背景中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持續的研發投入是基礎。二戰后，日本持續將GDP的3%以上用于研發，其中基礎研究占比高達10%-15%，為科學家提供了“長跑式”的研究環境。

教育體系和學術自由至關重要。日本的頂尖大學研究者可以不受短期考核束縛，堅持學術獨立與創意。1947年頒布的《教育基本法》，用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教育取代以往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為學術研究創造了自由空間。

工匠精神更是深植于日本科研文化中。大多數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的成果都是長期專注研究的結晶。例如，2025年獲獎的坂口志文的研究堅持了40年，展現了日本科學家的專注與執著。

日本科學的輝煌，主要歸功于上世紀最后三十年的積累。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超過三分之二出生在二戰結束前；八成以上的獲獎者是在上世紀最后30年間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的。

所有這些獲獎者都是在日本國內完成大學本科或專科學業的，他們幾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進入國立或公立大學讀書。

03中國的預言與現實

當日本穩步邁向其諾獎目標時，中國的諾獎之路卻顯得更為曲折。

2013年，南京工業大學校長、中科院院士黃維在該校本科新生開學典禮上預言：“十年之后的中國，像諾貝爾獎這樣的國際性重要指標，在中國大地出現應該將會成為常態，而不是個案。在文學獎之后，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方面的獎項將陸續被中國人斬獲，沒有任何懸念”。

這一預言在當時聽起來“不像預測更像定論”。

黃維的預測依據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科技人員的論文發表量和引用數，二是中國研發投入達到世界一流。

黃院士稱，中國科技人員發表國際論文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黃院士自己就是論文“高產戶”！他從29歲畢業至今33年，硬是攢出了2737篇論文，平均4天一篇。這效率，不說絕后也必定空前！要知道愛因斯坦一輩子才11篇核心論文，黃院士身兼校長、常委、院士、主席數職，忙得腳不沾地，卻能擠出時間批量生產論文，難怪他認定：“十年后中國獲得諾貝爾獎將成為常態”。

可惜，中國論文的數量雖然已經世界第一。截至2023年，中國在各學科最具影響力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為14,227篇，占全球總量的27.7%。

但抱歉，那些論文大都只能用于爭取經費、評獎、升職、加薪，與諾貝爾獎沒有半毛錢關系。

馬斯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的學術論文就像流水線產品，大多是為了發表而發表，對推動人類進步，毫無意義！”

在研發投入方面，2012年中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首次突破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經費投入總量位居世界第三。

但投入并不等于產出效率，中國科協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的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的僅占40%左右，60%都用于開會、出差等。

04中日對比的深層思考

將中日兩國在諾貝爾獎上的表現與目標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一些深層次的差異。

憂患意識與自滿心態。日本文化中充滿了憂患意識，正如1931年出生的宗教哲學學者山折哲雄在《悲情精神史》中所描述的那樣，日本人總是愛談沉沒而不愿談崛起，愛談危機而不愿談盛世。

即使在新世紀已經產生了22位諾獎得主后，日本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卻警告說日本人今后可能不會再有諾獎獲得者了，他抨擊政府過度壓縮科研經費。

相比之下，黃維的預言顯得尤為樂觀，對于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他甚至明確表示不以為然。

科研環境的差異。日本學者指出，日本面臨博士數量減少、論文數量減少、大學排名下滑、研究人員國際流動性過低等多重憂患。

2019年8月，日本文部科學省公開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研發經費投入較多的7個國家中，僅日本單位人口的博士學位取得者數量呈減少趨勢。

教育與科研心態。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周云指出，近半個世紀以來具有中國大陸教育背景的人沒有得過諾貝爾獎，很多在中國大陸地區走出去的人，在外國擁有高額科研經費和良好研究條件，但也未能獲得諾貝爾獎。

他認為，這主要源于“大陸背景的科學家在教育和科學研究中盛行功利心態”。

現在黃維院士預言的“十年之約”已近在眼前，現實已經在對他啪啪打臉。作為中國人對這種滑稽的預言真沒什么取笑他的興趣，我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創造一個讓科學天才自由成長的環境。

面對未來，中國需要的是更多腳踏實地、專注研究的“工匠”，而非驚世駭俗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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