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衛星｜重婚和強制侮辱婦女罪為例：構建自主法律話語體系的必要

我們的法律專業術語和生活語言是兩套不同的話語體系。比如，觀念不叫觀念，叫理念；方式不叫方式，叫范式；表現不叫表現，叫表征；等等。兩者的差別很大，以至于出門說話時，不用點專業術語，就顯得很沒文化。

我一直疑惑幾點：一是，法律規定的是老百姓的家長里短，按理說，該用老百姓都懂的方式表達。為什么專業術語另形成了一套老百姓不懂的話語體系？二是，反過來，用老百姓不懂的語言表達管老百姓事的法律，給誰看，怎么落實？三是，不用專業術語，用生活語言能不能講清楚法律的那點事兒？

我沒考證過專業術語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淵源。有人認為，是因為翻譯外國著作多了，尾隨了西方的語言方式。也有人認為，不拽詞顯不出來高大上。

我覺得，拽不拽詞什么的，倒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哪個語言方式更好用，讓人一看就懂，不產生歧義，既好用又周全。

我一直主張，用生活語言替代專業術語，用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的方式表達最好。這樣，大家都看得懂，沒有偽裝，高下立見。

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有說服力的例證。

直到我最近做了兩個涉及風化的刑事案件。

一個是重婚犯罪。根據刑法規定，有配偶而與他人結婚的，屬于重婚。其中的“與他人結婚”，不僅包括領證的合法婚姻，也包括以夫妻之名同居的事實婚姻。

也就是說，構成事實婚姻，需要兩個要素，一個是“同居”，另一個是“以夫妻之名”。同居很好判斷，住一塊又干點具體的事，就構成了。但“以夫妻之名”怎么把握，就仁智各見了。

有些情況，生活鄰里不知道他倆關系，但老家人知道；有些情況，部分鄰里知道，部分不知道；有些情況，女方親屬知道，男方親屬不知道。到底是多大范圍內知道他們的關系，才算“以夫妻之名”？法律上沒有個明確的標準，由此也導致了實踐中產生了認定的混亂。

我做的案子就是這樣：男女雙方在女方老家辦過婚禮，同時還在女方朋友圈也辦過婚禮。但鄰里、社區、男方親屬和同事，都不知道他們的關系。這種情況算不算“以夫妻之名”？

我想了很久，怎么才能用精準的語言來表達刑法中的“以夫妻之名”，但終究沒有在專業術語中找到答案。

最后求助了生活語言。以夫妻之名，并不是要求見誰就給誰說“我倆同居、我倆夫妻之名哈”。而是要求“明目張膽、無所顧忌、大大咧咧”的這種狀態。反過來，凡是“鬼鬼祟祟”同居的，都不能構成重婚。

這種觀點給辦案機關一說，立即就很清楚了。

另一個是強制侮辱婦女罪。根據刑法規定，強制侮辱婦女的，構成犯罪；聚眾強制侮辱的，升一格量刑。

有這么一個案子：“小三”跑到男方家里，剛脫了衣服，就被家人逮了個正著，然后被強制侮辱。參與侮辱的，總共有四五個人。

自己的家人在自己家里干的事，算不算“聚眾”？但從形式上看，三人以上就算是聚眾。但“聚眾”和“多人”間，總感覺還有些區別。“聚眾”含有糾集多人的意思，得有點組織性和意思聯絡。“多人”相對散亂些，組織性不強，意思聯絡也較弱。

但上面這種觀點，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總感覺說服力弱。

我想了想，給辦案機關是這么對話的。

“他這個聚眾和公共場所的聚眾，還有些區別。他這個應該是多人，因為沒有糾集。怎么著？跑人家家里去，人家還得給她騰地方。并說，你們整你們整，我們先離開？”

辦案機關明顯也是一聽就懂了。因為他們回復說：“那也不能把人誘到家里去啊！”

如果合謀引誘而后強制侮辱，那還真是“聚眾”。

上面兩個案子，用來說明生活語言的優越性：通俗易懂、便于掌握、利于溝通、方便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