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爾離世 ，她為自然工作到91歲

當地時間10月1日，著名靈長類動物學家、環保主義者珍·古道爾（Jane Goodall）博士離世，享年91歲。

比起名字，你一定更熟悉她的照片，與黑猩猩們一起，如此親密、和諧與平等。而當她離去，全世界的人們以不同的語言悼念她，似乎很少有一位名人，能夠收獲如此多真摯的思念與愛。

珍·古道爾博士一生學術成就斐然，她的前半生從事黑猩猩野外研究工作，以近乎自然觀察的方式記錄，讓世界第一次看到動物社會的復雜性，后半生致力于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的公益事業，奔走30年。

如她所言，她的人生階段界限分明，但又相互有重疊。當我們跨越書本和她留下的珍貴影像，與她在人生長河里相遇，科學研究之外，她至真至誠地曝露自己的心路歷程，兩段婚姻，成為母親與育兒的糾結，那些愛與失去，矛盾與痛苦。

我們選取了珍·古道爾幾個重要的人生片段，想知道一個動物學家，同時作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真實的女性，她如何度過這一生。

“我就是典型的男孩性格”

珍·古道爾與黑猩猩的緣分比想象得更早。1934年4月，她出生于倫敦，1周歲時，父親送了她一只絨布大猩猩玩具娃娃“朱比利”。朱比利代替父親陪伴了她整個童年，直到暮年。后來戰爭開始，父親去了部隊，直到戰爭結束，父母離了婚。

和同時代的女孩截然不同，珍·古道爾喜歡戶外，四處探險。她性格果敢，總是選最高的樹爬，在雪天里游泳，騎性格最烈的馬。她在外婆家庭院離地面大約30英尺的樹上讀完了《人猿泰山》系列故事，對大自然，對動物，對遙遠而人跡罕至的神奇世界充滿了幻想。

她向往去非洲。“我就是典型的男孩性格，我從來不以結婚、組建家庭作為奮斗目標，那都不在我的考慮之中，去非洲，和動物們一起生活，那才是我滿腦子在想的事。”紀錄片里，珍這樣說。

除了自身性格使然，跨越時間往回看，她解釋，“可能因為那時候我就是想做一些男人在做但女人不能做的事。”那時，沒有女性會去非洲叢林里生活，寫下動物的故事，當然也還沒有男性這么做過。

身邊人都沒當真，“你的夢想能不能實際一點？”除了她的母親萬妮·約瑟芬·古道爾（簡稱萬妮），她從不會這樣說，“她善于傾聽，從不隨意發脾氣，她支持我對動物的熱愛，所以我的自尊自信是母親培養出來的。”

珍·古道爾的家庭不算寬裕，母親萬妮帶著她和妹妹朱迪與外婆一起生活。戰爭時代，上大學是奢望的事情，18歲高中畢業，她去上了秘書課程，還讀了倫敦經濟學院開設的免費夜校課程，選修新聞和英國文學，她找了一份服務員的工作，把工資和小費攢起來，她想去非洲。

1957年，她終于攢夠了路費，去肯尼亞找同學，在那里遇到了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博士，這位在非洲研究早期人類祖先化石遺跡的古人類學家，他正在尋找一位秘書和去野外科研的人。這個人必須頭腦要足夠靈活開放，對探究要充滿熱情，還得熱愛動物并極度有耐心，最重要的是“沒有被學術污染過的心智”——當時主流學術圈認為，動物并不擁有情感與個性。

直到珍·古道爾的到來，她對于野生動物的熱情打動了他，路易斯·利基博士邀請她加入團隊。利基博士是當時少有的認可女性適合成為野外研究人員的學者，“女性更有耐心，對被研究的動物有更多的共情。”在珍·古道爾之后，他還幫助了另外兩位青年女性，分別在非洲和印度尼西亞從事山地大猩猩和紅毛猩猩研究。

母親萬妮

1960年，珍·古道爾和母親萬妮一起前往貢貝，在非洲的坦桑尼亞。當時珍·古道爾26歲，路易斯·利基博士申請到英國政府的科研經費，為期六個月，條件是珍必須有一位歐洲同伴，“一位白人女性獨自進入叢林，他們嚇壞了。”珍選擇了她的母親萬妮，萬妮毅然前往。

到貢貝6個星期，珍尚未找到黑猩猩，她和萬妮先得了瘧疾。她們躺在軍用帳篷里兩張小床上，忽而發起高燒，忽而冷得發抖，沒有藥物，除了記錄體溫，只能靠意志撐下去。

燒了四天，珍的身體先恢復，她急切地去搜尋黑猩猩。她每天早晨5點半起來，吃上一片面包，用熱水瓶里的水沖一杯咖啡，趁天還沒亮就爬上“山峰”。很快萬妮也退燒了，她每天等在帳篷里，有時幫珍壓制黑猩猩吃的植物的標本，擦干珍找回來的頭骨和其他骨頭。

等待女兒野外工作回來的時間，母親萬妮搭建了一個“草棚診所”，她用自己花錢買的藥品給當地人治病，阿司匹林、瀉鹽使當地最討厭的熱帶潰瘍得以愈合，有人甚至走十幾公里的路來找她。多年之后，很多當地人還會和珍提起她的母親，尊稱為“白人巫醫”。這無疑幫助了珍被當地人接受，以及安全保障。

后來珍的幾次人生至暗時刻，離婚，貢貝研究所的四名學生被綁架之后被迫關閉，萬妮第一時間飛到她的身邊，陪她渡過難關。

“灰胡子大衛”

珍·古道爾在貢貝遇見的第一只黑猩猩是“灰胡子大衛”，它接納了這個人類闖入者，讓珍得以離它和它的同伴越來越近。珍給遇見的每只黑猩猩取了人類的名字，直到她觀察到“灰胡子大衛”對工具的使用——它會折斷并修整樹枝，用來伸進白蟻丘釣白蟻吃。

這是一個轉折性的時刻。

“現在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工具’，重新定義‘人類’，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路易斯·里奇說，要知道此前主流認為，人類與動物的區分是，人類會使用工具。這篇論文發表在《自然》雜志上。

這稱得上石破天驚，爭議與質疑也隨之而來。甚至起初，西方學術界并不認可這是一項學術研究，比如珍沒有給黑猩猩編號，而是取了名字。但無論如何，這些發現使得《國家地理》同意繼續資助她的研究，還派來了荷蘭攝影師雨果·范拉維克全程拍攝。雨果后來成了珍的第一任丈夫。

接下來是一系列爆炸性的觀察：黑猩猩捕獵、食肉，并且具有類似人類的情感，它們會玩耍、擁抱、撫摸，也會發生暴力沖突。珍意識到，同為靈長類動物的黑猩猩比我們想象得更接近人類，她的論文以“他”或“她”指代黑猩猩，而非“它”。

珍因此登上《國家地理》雜志的封面，很多人還是認為是因為她是女性，以及她的腿，“美麗的白人女性在非洲”。

“這話太愚蠢了，我沒往心里去。”珍·古道爾在紀錄片里說，她沒有去爭辯，“我只是繼續平靜地描述黑猩猩原本的樣子，展示雨果在貢貝拍攝的影片”。就這樣，批評的聲音減少了，她不再被認為不符合所謂的學術正統，對于黑猩猩的研究愈發被重視。

這也是珍·古道爾第一次意識到，名氣意味著什么。她通過演講募集到了經費，建立了研究站，有了研究助理。1965 年，她成為劍橋大學歷史上第八位未獲得學士學位就直接獲得博士學位的人。這幾乎開啟了她試圖以演講改變世界的開始。

“芙洛”

1964年，珍在雌性黑猩猩“芙洛”（Flo）身上看到了類似人類的“母性”，當時芙洛生下了雄性黑猩猩“弗林特” （Flint）。芙洛性格溫和、寬容，與兒子弗林特相處時，她會溫柔地摟抱，幫助清理，弗林特害怕時梳毛安慰，以至于弗林特長大后仍芙洛對保留極強的依戀。

“芙洛稱得上黑猩猩母親的典范，她保護孩子，卻不會過度保護，關愛孩子，陪孩子玩耍，也懂得鼓勵支持，這一點很重要，我的母親也是如此。”珍在回憶錄中寫道。

和芙洛還有她的家庭一起生活，也讓珍·古道爾對于人生有了新的想法。“在芙洛有了孩子之后，我也想生個孩子，我就能觀察我的孩子，和芙洛對比。”珍在紀錄片里坦誠地說。

她和芙洛先后經歷了成為母親、養育幼兒的過程。1967 年，珍生下兒子格魯布（Grub）。格魯布的童年主要在塞倫蓋蒂度過，珍陪同第一任丈夫雨果在那里拍攝獅子、鬣狗和野狗，他們也會回到貢貝。

但孩子真正出生后，她意識到“母性是無法冷靜觀察的事”，于是放棄了這個計劃，全心投入養育，“因為我只想在當下陪伴他”。

當珍成為母親，她更好地理解了黑猩猩的母性行為，比如母親一些本能的激動，保護幼崽。而雌性猩猩們的不同性格，也影響幼仔的性格，“奧莉”性格膽小，跟其他猩猩關系比較緊張，地位較低，子女也是如此，而“弗洛”果斷、自信，跟其他成年猩猩關系較好，她能使子女在生活上有個良好的開端，與群體其他成員的關系更融洽。這與心理依戀理論高度吻合。

學術研究與現實生活如此互文。對于黑猩猩的觀察，也讓她成為了更好的母親。3歲之前，珍每天晚上都跟兒子在一起，每天至少有半天陪伴孩子。她從萬妮和芙洛身上學到，引導嬰幼兒最好的方法是娛樂而不是懲罰。“很長時間，我努力靠近自然和動物，結果發現，我也更加靠近自我。”在回憶錄里，她如此寫道。

時間與精力的矛盾隨之而來。盡管她每天都與貢貝的學生通話，也將研究材料寫成書，但成為母親，與研究工作的沖突第一次直接地展現在了她的面前，她很難像之前一樣整天與黑猩猩相伴。

“我成為了格魯布的母親和雨果的助理。”珍在紀錄片里如此描述，她沒有隱去成為母親的幸福，以及糾結與矛盾。

婚姻的裂痕也在此時出現。珍面臨抉擇，是留在貢貝還是跟隨丈夫去非洲其他地方，“我有我的生活，而他的生活在別處。”在猶豫是否離婚的日子，大家都很難過，特別是他們的兒子。珍于是給母親萬妮寫信，“他需要有人陪他去拍攝野生動物，我要為了他離開貢貝嗎？”

“我親愛的珍，男人都是可以甩掉的......世上沒有男人會為此心碎。”萬妮在回信里說。

1974年，珍和雨果決定離婚，她回到了野外工作。在坦桑尼亞政府和國家地理學會的支持下，她在貢貝正式建立了研究站，來自全世界的學生、博士來到這里，有時多達20名，有的研究黑猩猩，有的研究狒狒。1976年，珍·古道爾研究所成立。

采訪里，記者問她，“和黑猩猩打交道的工作，你打算干多久？”

“大概到我死為止吧。”珍·古道爾語氣認真。

“弗林特”之死

珍開始思考死亡是在1972年，年邁的黑猩猩芙洛意外死于貢貝的溪邊，三周后，她的兒子弗林特也去世了。“黑猩猩能理解生和死的區別。”珍·古道爾記錄到，她感到意外，弗林特拒絕離開母親去世的地方，經常坐在她曾經停留的地點，發出低鳴，不進食，也不與其他黑猩猩互動，最后因極度悲傷和營養不良而死去。

從1974年到1978年，珍·古道爾研究的黑猩猩群落一共出生了10只黑猩猩，存活下來的只有1只。一度很和平的黑猩猩，開始互相攻擊、殘殺，爭奪食物、配偶和領地，族群分裂，進入戰爭。忌妒、恐懼、復仇，同樣根植于貢貝黑猩猩的天性之中。

此后幾年，她經歷了更多的失去。1980年，珍的第二任丈夫德里克·布賴森患癌去世，他是坦桑尼亞國家公園的負責人。他們一起經歷了1975年貢貝研究站的學生綁架危機，研究站關閉，然后是德里克生病，“我永遠忘不了他最后說的話，他說：‘我不知道可以疼成這樣。’我一直試圖忘記他說的這句話，但我做不到。”此外，還有珍的外婆辭世的消息。

“在短短4年當中，我生活中許多美好的東西都被打得稀爛。”珍回憶。

她帶著巨大的傷痛回到了非洲貢貝，回到叢林之中。她試圖讓自己忙起來，追蹤和觀察黑猩猩，跟他們在一起。“悲痛會讓人覺得孤立無援，每一只黑猩猩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它們同樣能感受到情感和痛苦，但總有年輕的猩猩將這一物種延續下去。”

“你從森林中得到了什么呢？”一位記者問她。

“它讓我感覺到了一種平靜和永恒，提醒我生死輪回是我們的必經之路。”珍回答，她因此理解生死，“直面傷痛，然后放下我們種種無助和絕望，不如此就沒法生存下去。”

希望

很多人都對那張照片印象深刻，當珍站在鐵籠子外，看到被關著瀕臨死亡的一只黑猩猩旺達（Wounda）流下眼淚，意料之外的，旺達伸手擦了擦她的眼淚。這是1996年，她在非洲的一處黑猩猩救護與康復中心，她說： “那只黑猩猩看著我，仿佛在說，‘你懂我。’ 那一刻我明白，我們之間沒有隔閡。”

當她看到到非洲各地黑猩猩都在減少，自然環境在破壞，她意識到我必須呼吁人們關注非洲黑猩猩的困境。旺達后來生下一個黑猩猩寶寶，珍為它取名 “Hope（希望）”。

珍選擇了一條更辛苦的路。事實上，她的科研經歷稱得上順利，國際上廣受贊譽，“我要去野外考察，我有書要寫，有學生、研究有保障，我還能陪伴我的孩子，如果我的余生能這樣度過，那簡直比做夢還要美好。”

但她知道自己無法躲在學術的象牙塔，不去看真實的世界，氣候變化加劇，生物多樣性不斷喪失等等問題突顯。人生的最后三十年，珍·古道爾每年有300天在全球進行演講，她從一個純粹的科學家變為一個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和公眾教育者，致力于反對用動物做試驗，反對動物表演，在非洲貢貝推進建立禁獵區和幫助村民的計劃。

她將許多精力放在“根與芽”公益組織上，以鼓勵、動員、鞭策我們的年輕一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確保我們的下一代能比我們更好地照顧這顆星球。”而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系。

社交媒體上，很多年輕的網友留下與珍的相遇，有人因為小時候看過珍相當動物保護的志愿者，有人因此從事野生攝影師，還有人致力于科普工作。

歸去

2024年冬天，珍·古道爾第17次到訪中國。社交媒體上她似乎依然和大眾印象里一樣，自己推著行李，語氣溫和、有力量，只是衰老依然發生在這位常年飛往各地演講的老人身上，她略顯駝背，走路也更加緩慢，盡管思路依舊清晰，眼神依舊溫柔平和。人們終于意識到，她已經90歲了。

曾經一次演講之后，有位女士向她提問：“你覺得你的下一個大冒險會是什么？”珍·古道爾想了一小會兒，她回答，“那可能就是：赴死。”

在看到訃告時，我第一時間想到了她的這段話，她始終如此豁達、坦然。珍·古道爾研究所在訃告里說，她當時正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美國巡回演講，因自然原因去世。

我重新翻開珍·古道爾的回憶錄，她寫道，“我本人從來沒有懼怕過死亡，我只是想避開死亡的過程，因為這個過程往往和疾病與痛苦相關——在現代醫院里，死亡還與各種使人失去尊嚴的治療聯系在一起。我想我們都希望能死得比較突然，走得快一些。”

我想，珍終于如她所愿，致力于黑猩猩的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然后自然地離去了。

參考資料

• 紀錄片《珍·古道爾的傳奇一生》

• 《點燃希望：古道爾的精神之旅》

• 《希望之書 : 珍·古道爾談人類的生存、未來與行動》

編輯：Tristan

撰文：Bamboo

設計：小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