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輝 | 從保障視角到生活者視角：老齡化背景下農村低齡老人養老問題審視

陳輝，社會學博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來主要從事社會轉型與家庭發展研究，關注農民生活倫理、老漂族等議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1項和多項省級科研課題，相關咨政報告獲國家領導人、省級領導肯定性批示，在《中國農村觀察》《社會科學輯刊》《中國青年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40余篇，老齡化研究新著《銀發擺渡人》入選中國好書2025年7月推薦書目。

導 讀

農村養老問題研究需要強調生活者視角，在老年人的生活情境中理解和應對養老問題。首先，要區分低齡老人和高齡老人的生活能動性差異，這有利于我們在應對農村老齡化問題時采取差異化的目標定位和思路。其次，要避免將老年人單純理解為弱者和負擔，尤其要重視低齡老年人在家庭和村落實際生活場景中的具體生活狀態和作用發揮。最后，要支持低齡老人發展生計、吸納老年人參與村級治理、豐富老年人的公共社交生活、探索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總之，在農村養老問題中踐行積極老齡化理念，一定要抓住低齡老人這個關鍵群體，在其具體的生活邏輯和生活場景中理解其作用發揮，創造條件激活和釋放低齡老人在多種生活情境中的活力和影響力。需要強調的是，倡導農村養老問題研究要從保障視角轉向生活者視角，并不是要否定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重要性。我們既要積極肯定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對農村養老水平提升的基礎性作用，也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即受制于歷史和現實因素，在農村養老保障水平無法快速大幅提高背景下，需要在現有保障水平基礎上更大程度上促進農村老年群體的美好生活實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激發低齡老年人的生活能動性和活力是我們應對農村老齡化的關鍵策略。

引用格式：

陳輝.從保障視角到生活者視角：老齡化背景下農村低齡老人養老問題審視[J]. 湖湘論壇，2025(4):45-56.

一、引 言

我國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農村老年人口已超1.21億人（比“六普”多0.2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 23.81%（比城市高8.27%）。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逐步完善。2020年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農村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進一步提高。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期老齡工作需要定位于老年群體的美好生活實現。老年群體具有雙重角色。一方面，老年人是弱勢群體，是社會保障的對象，需要國家的多元社會保障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老年人是生活者，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別是對于農村低齡老人而言，大部分在生產生活中還非常有活力，是家庭發展的中堅力量，經營著老人農業，在村組治理和村落社會生活中也比較活躍。在老齡化的鄉村社會，低齡老人的角色和作用不容忽視。鑒于此，理解農村老齡化問題時應從保障視角轉向生活者視角。

所謂保障視角，即從社會保障角度審視老齡化問題，強調為農村老年人提供經濟支持和養老服務，從而提高農村老年人福利水平。所謂生活者視角，即在理解老齡化問題時強調老年人的生活者角色，關注養老生活中老年人自身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發揮，強調在老年人的生活情境中理解養老問題，發揮低齡老人在應對老齡化戰略中的積極作用，注重激發農村老齡人口社會活力。基于保障視角和生活者視角透視農村老齡化問題，會形成不同的應對思路。

二、保障視角下的農村養老問題

基于保障視角，應對農村養老問題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和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經歷了從“以隊為基礎的集體保障”到“以家庭為主、國家和集體扶持救助為輔的社會保障”的歷史過渡。在20世紀90年代，農村家庭養老在老年群體養老保障方面依然發揮著關鍵作用。此時“老年人在經濟自立、日常生活自理及精神生活三個方面的獨立性均較高”，農村家庭養老負擔并不沉重。有研究建議將養老保障作為人口控制的一個策略性手段，通過弱化人們養兒防老的意識來降低生育率。

1996年3月，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出臺農村養老保險政策。諸多研究開始倡導在農村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制，以應對未來出現的因出生率下降、家庭養老功能衰落而所引發的農村養老問題，強調集體經濟和國家承擔更多農村養老成本，在農村建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21世紀初，在農村外出務工人口增多、城鎮化進程加快等因素影響下，農村養老問題和城鎮化、人口流動現象關聯在一起，農村養老問題研究和“三農”問題研究產生疊加共振效應。一方面，一些學者開始關注養老保障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倡導未來“在基本養老、大病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等保障項目實現城鄉統一”。另一方面，農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養老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2009年，我國全面施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簡稱新農保）。這是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發展中的歷史性事件，標志著農村養老保障進入新階段。早在新農保政策施行之前，學界就對農村養老保險的財政可行性、農民個人和政府經濟支持能力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新農保實施過程中面臨地方政府籌資難、經辦管理服務難、基金管理難、參保意識維持難、制度銜接難等問題，一些農民采取象征性參保繳費的策略，絕大多數農民選擇了最低檔次繳納養老保險費，制約新農保養老保障能力的發揮。亦有研究分析農民不辦新農保的原因，探討如何促使新農保政策可持續發展。有研究發現，“新農保”對農村總消費及耐用品消費增長有正向作用，但不顯著；對食品、衣著、保健、醫療及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費基本沒有影響。新農保在提高農村老人福利水平的同時，對于家庭代際經濟支持有著顯著的“擠出效應”，即老人養老金增加導致子代支持減少。

脫貧攻堅戰略推動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脫貧攻堅期間，老年貧困問題得到了關注。2020年，中國取得了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兩不愁三保障”的系列政策也惠及老年群體，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得以提高。當前，關于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的研究，更多關注老年殘疾人、失能老人、失獨老人等特殊群體。綜合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過程，已深深嵌入鄉村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歷史進程中。在經濟增長和社會整體福利增加的背景下，針對農村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保障內容日趨豐富。

三、農村老齡問題研究需要強調生活者視角

日本學者鳥越皓之曾提出“生活者視角”，后來我國學者宋金文對其進一步加以闡釋。生活者視角強調社會治理要從生活者實際出發，重視生活者實踐活動的重要性。筆者認為，生活者視角的基本思想十分契合實踐社會學中對行動者能動性的充分肯定和關照。生活者視角的核心理念是：在具體生活情境中理解人的能動性和現實需要。

基于生活者視角，我們一定要區分低齡老人和高齡老人的生活能動性差異，從而深入理解老年人在生活中的活力狀況及其對老年生活的影響。近年來，多地統計老齡化人口時，不僅計算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還會同時列出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這反映了我們對于“老化”問題認識的深入。農村社會中60出頭的老人，普遍不被認為是老人，因為體力精力尚佳。基于筆者農村多地調研經驗，農村社會中保持較強生產生活和社會參與能力的老年人的比例不低于80%。

人口統計普遍將80歲以上人口歸類為高齡人口。亦有統計將老年人口區分為低齡老人（60~69歲）、中齡老人（70~79歲）和高齡老人（80歲以上）。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的老年人口分段統計信息（參見表1），全國農村老年人口中，低齡老人占比53.79%，中齡老人占比32.47%，高齡老人占比13.74%。嚴格依據年齡區分老年人口，主要是為了統計方便。但是從老年人具體生產生活和社會參與能力來說，70~79歲的老人，一部分會偏向于低齡老人，即雖然年齡上超過70歲，但是體力精力能力依然接近低齡老人；也有未達到80歲的老人，但是身體狀態差，生活能力差，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已經達到高齡老人的生活狀態。

綜合年齡、身體健康狀況等因素，本文將60~74歲老人統計為低齡老人，將75歲以上老人統計為高齡老人。這種區分方法實際上是將中齡老人中70~74歲老人歸為低齡老人，將75~79歲老人歸為高齡老人。這種統計方法雖然和國家人口普查中的高齡老人判斷標準有差異，但更符合農村實際，即老人超過75歲，身體健康狀況、勞動能力普遍急劇降低，在家庭生活和村莊生活中的活力明顯下降。依據這個標準計算，當前我國農村低齡老人比例為73.65%，高齡老人比例為26.35%。

基于活力能力差異而區分低齡老人和高齡老人，有利于我們在應對農村老齡化問題時采取不同的目標定位和思路。高齡老人體力精力、生活自理能力大大降低，因此針對高齡老人的養老，確實要大力提高保障水平，整合資源，為其提供多元服務，特別是針對失能失智群體，需要進一步加大保障服務力度。但是針對低齡老人來說，體力精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依然較強，依然在家庭和社會中扮演著生產者、支持者角色。

現有農村養老保險對低齡老人和高齡老人的保障效應也有差異。因為高齡老人勞動能力特別弱或失去勞動能力，所以養老金對其生活支持特別重要。即便是養老金的小幅增加，也能提高其生活保障水平。但是對于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人來說，養老金的小幅度增加，其實際獲得的保障效應增加幅度并不明顯。因此，針對村莊絕大多數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人來說，助力其實現美好生活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在穩步提高經濟保障和養老服務能力的同時，激發低齡老人的能力和活力，為其追求美好生活創造條件。

新時期養老問題研究中的生活者視角，十分契合積極老齡化理念。20世紀末國際社會提出積極老齡化理念，倡導老年人持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和精神等多方面活動，保持健康并確保生活有保障，不斷提升生活質量。2020年，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2024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再次強調積極應對老齡化。本文認為，積極老齡化基本理念中，不僅包括國家在老齡化應對過程中的積極投入，大力完善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的相關政策或機制，還涉及老年群體自身積極性的激活和發揮。

在應對農村養老問題中踐行積極老齡化理念，一定要抓住低齡老人這個關鍵群體，在其具體的生活邏輯和生活場景中理解其作用發揮，把握影響低齡老人活力發揮的現實性因素，并通過政策設計、資源投入和基層治理等手段積極作為。本文結合農村低齡老人的生活邏輯，考察其在經濟生產、家庭生活和社會參與中的關鍵作用，基于此探討激活和增強農村低齡老人作用和活力的具體路徑。

四、農村低齡老人對家庭社會發展的主要作用

從生活者角度審視老年人養老，就要避免將老年人單純理解為弱者和負擔，尤其要考察低齡老年人在家庭和村落實際生活場景中的具體生活狀態和作用發揮。

（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農村低齡老年人，普遍參加生產勞動。低齡老人不僅自己經營農業，還會為農村其他生產經營主體提供零工勞動。一些城市中的勞動崗位也有農村老年人的身影。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村60~64歲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分別為45.76%、65.8%和77.77%，65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勞 動 參 與 率 分 別 為19.27%、32.86% 和39.19%。2018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顯示：60歲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均穩定在74.47%及以上，70歲之后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整體下降，但直到75歲之前，仍有過半的老年群體在勞動。我們要正視農村老年人在經濟發展中的實際作用和貢獻。

第一，低齡老人參與農業生產。低齡老人依然是農業生產的主力。一方面，糧食作物種植者中，老年人占較大比例。一些地區的老年人除了耕種自家土地，還租種或撿地種（即親戚朋友或其他村民不種的地），形成了超過10畝的經營規模。糧食作物種植的機械化水平高，大大降低了勞動強度。另一方面，老年人也積極參與經濟作物種植。盡管其經營面積可能不大，但農產品普遍能達到中等品質，獲得比糧食作物更高的收益。低齡老年人在中西部農業發展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保障糧食安全，解決口糧自給難題。一些老年人在經濟作物種植方面因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成為鄉土專家，在新技術推廣傳播方面發揮作用。許多研究表明，老人農業的土地生產率并不低于中青年農業勞動力。周宏等基于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中國水稻主產區20個省份的水稻生產數據分析發現，年輕組與老年組農戶的水稻生產效率間沒有顯著差異。劉景景等研究發現，老年農戶雖然經營規模化程度低于中青年農戶，但戶均糧食產量和糧食播種面積接近或超過中青年農戶。

第二，低齡老人參與農村非正規經濟生產。農村非正規經濟范圍非常廣泛，涉及農業生產、建筑、交通運輸、商品流通等諸多業態。蔬菜水果等經濟作物種植環節往往需要大量零工。例如在陜西閻良農村，一些中年夫妻種植大棚蔬菜，忙碌時就需要雇傭零工。目前農村零工市場的主力包括兩部分：留守婦女和低齡老人。零工包括日工和小時工兩種形式，其中小時工更靈活，每小時10~15元。零工市場為低齡老年人提供了生計機會。在建筑業，也有低齡老年工人。一些低齡老人也跑運輸、做經紀人，靈活地參與地方經濟發展。整體上看，鄉村社會中不僅農業生產面臨勞動力老齡化，其他行業中同樣存在類似問題。因為年輕勞動力進入城市獲得更高水平的工資，所以鄉村社會中體力精力稍佳的低齡老人就成為了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

第三，老人參與城市非正規經濟生產。城市中的一些崗位普遍偏好年輕勞動力，但是在一些行業或崗位，都有農村低齡老人的身影，如建筑業、餐飲業、保安、保潔等行業通過雇傭農村低齡老人，大大降低了經營成本。低齡老人的就業狀態，反映出一些行業的勞動強度與低齡老年勞動力適配，形成了對低齡老人勞動力的剛需。或者說，因為有低齡老年人可以接受低工資，所以在一些勞動生產領域其比中青年更有競爭力。

（二）家庭發展中的作用

理解農村低齡老人對于家庭發展的作用，需要基于家庭四代關系來分析。第一代是低齡老人的高齡父母；第二代是低齡老人自己；第三代是低齡老人的子女；第四代是低齡老人的孫輩。在四代關系中，低齡老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是中堅力量。

第一，低齡老人通過自養減輕子女負擔。在農村絕大多數家庭中，低齡老人在物質上并不是靠子女供養，亦不是靠新農保養老金生活，而是處于一種自我養老狀態。農村低齡老人通過經營農業和務工提高收入，普遍具有自我養老的經濟能力。現在人們常說的“4—2—1”家庭結構中，處于低齡狀態的老人，其實在生計自立、生活自理階段，并未給子女帶來直接的養老負擔和壓力。

第二，低齡老人為子代城鎮化提供經濟支持。處于自養狀態的老年人，不僅不是子女的負擔，反而有能力助力子代城鎮化。有的低齡老人還在通過經營農業和務工來為兒子家還房貸，有的還要給在縣城生活的兒子家提供糧油蔬菜支持。這些物質支持減輕了兒子家的經濟負擔，也有利于子代婚姻生活穩定。

第三，低齡老人為子代提供家務和育兒支持。家務和育兒支持是城市青年家庭更為普遍性的需求。農村許多低齡老人進城幫子女帶孩子、做家務，學界將這個群體稱為“老漂族”。農村“老漂族”對城市青年提供了重要支持，凸顯了傳統中國家庭倫理的現代價值。農村“老漂”大大減輕了子代家庭育兒壓力，通過發揮余熱助力子代家庭發展。

第四，低齡老人贍養高齡父母。一些低齡老人承擔著贍養高齡父母的責任。60多歲的低齡老人照顧80多歲的高齡父母，這反映了老齡群體內部的一種贍養關系。也就是說，老齡群體內部蘊含著一種支持關系，通過家庭養老的方式，部分解決了高齡老人贍養問題。一些低齡老年夫妻既要承擔進城撫育孫輩的任務，又要承擔照料在村高齡父母的責任，只能丈夫和妻子分居兩地：一個進城，一個留守，這是低齡老人兼顧城市撫育任務和農村贍養任務的一種家庭策略。

綜合以上四點可以發現，低齡老人在四代家庭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僅通過自養減輕了子代養老負擔，還對子代城鎮化、家庭發展和高齡父母養老給予支持。低齡老人雖然在年齡上是老年，但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關系中發揮著中堅作用。

（三）村級治理中的作用

在農村青年人口外流的背景下，老年人成為村莊生活的主體力量。低齡老年人在村組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第一，老年村干部對村級治理的余熱效應。村莊中的老干部雖然已經不再擔任村干部，但是在村莊治理中依然具有影響力，可以協助現任村干部開展工作。有的老干部還參與村莊重大事務的討論決策、有的參與重要工程項目的推動，出工出力出點子，在村莊選舉過程中發揮作用。有些矛盾糾紛特別是相關歷史遺留問題，老干部因為熟悉情況，所以在解決此類問題的過程中也有優勢。

第二，小組治理中老年村民小組長和村民代表的作用。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中也有許多低齡老人。他們熟悉村民情況，在信息填報、統計等工作中能夠發揮信息員作用，是協調村組關系的連接點，在和群眾日常接觸中宣傳政策，了解群眾思想動態，在一些小組治理事務中發揮積極分子作用。

第三，普通老年群體對村級治理的敏感和關心。村莊中許多普通低齡老人往往比青年群體更加關心村莊治理。因為大多數年輕人的戶籍雖然在農村，但是平時忙于生計或生活重心已經在城市，所以對村莊利益的敏感性降低，對村莊事務的熟悉度也降低，遠不如低齡老人對村莊利益和村莊事務的關心。

以上三方面分析表明，無論是村莊中的老黨員、老干部，還是村民組長和村民代表中的低齡老人，在村莊治理中都扮演著關鍵角色，因為熟悉村莊歷史和人際關系，所以在村莊治理多個領域都能發揮作用。

綜合來看，農村低齡老人在經濟社會發展、家庭發展和村級治理中，都是不容忽視的一種力量。低齡老人有活力、有經驗，有責任感，在鄉村社會中發揮著較大影響力。

五、基于生活者視角的農村老齡化問題應對

應對農村老齡化問題的關鍵，就是要進一步激活低齡老人在生產生活中的活力和影響力，具體包括支持低齡老人發展生計、吸納老年人參與村級治理、豐富老年人的公共社交生活、探索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等四個方面。

（一）支持低齡老人發展生計

支持老人發展生計，有利于增加老人收入，獲得比養老保險金更強的養老保障效果。無論是為了補貼子女家庭經濟，還是為自己攢養老本錢，農村低齡老人普遍有著較強動力發展生計。因此，相關部門要為老人發展生計創造條件。

第一，保障老年人土地經營權。近年來，一些地方強力推動土地規模流轉、規模經營，導致一些有經營土地意愿的老人被動流轉土地。這些土地流轉在程序上也許合規，但很多人都是在村干部反復“動員”或“做工作”基礎上才勉強同意的。這些有經營農業能力、有家庭經濟壓力、有經營農業意愿的老人，更需要保障土地經營權。強力推動土地規模流轉的另一個影響是，經營農業的老人不能再以較低的價格流轉村內其他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縮小，經營收入降低。因此，我們要從應對老齡化戰略的角度因地制宜地推動土地規模流轉，保障農村老年人的土地經營權。

第二，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對經營農業的老人提供農資、農技、農機、農產品銷售等服務，幫助老人的農業經營突破其體力限制和經營能力限制，從而補齊老人農業短板。調研發現，那些農業社會化服務發達的農村地區，老人經營農業的比例高于農業社會化服務薄弱的地區。缺少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支持，老人經營農業便利性下降，生計能力被削弱，影響養老保障。為了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基層政府要規劃統籌當地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通過政策補貼等措施引導和激勵相關主體服務老人農業。此外，基層政府要積極開展土地整理、改善農業耕作條件，為老人農業與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之間的銜接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完善農村老年人非農就業政策。城鎮職工就業中的延遲退休政策目前正在穩步落實，而農村老年人非農就業政策卻有諸多需要改革完善之處。現有延遲退休政策并不適用于農村老年人非農就業。2022年，全國多地出臺關于建筑行業超齡農民工的“清退令”，折射出相關勞動法律和政策與農村老年勞動力就業現實之間的矛盾。為了增加農村老年人非農就業收入，國家有關部門必須從頂層設計維度調整完善法律和政策，以適應勞動力老齡化的社會現實，在勞動關系建立、工傷保險、權益保護等方面構建起與老齡社會相適配的法律政策體系。關于相關行業的用工政策，也要充分考慮崗位需要和低齡老人的勞動能力現實的適配性，避免單純用年齡標準一刀切。

我們要正視農村低齡老人在城鄉產業發展中的現實作用，應創造條件、完善法律政策、優化相關工作機制，提高低齡老人的勞動參與率。這不僅有利于增加低齡老人收入，提高自養能力，還有利于增加低齡老人的獲得感和價值感。

（二）吸納老人參與村級治理

老齡化背景下，村級治理要注重吸納老年群體力量。應著眼于村級治理干部隊伍建設，要防止過度年輕化，要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合理隊伍結構。鄉村社會的黨建工作模式同時要兼顧老年黨員。此外，農村生活治理中要充分發揮老年人的作用。

第一，反思老齡化背景下的農村干部年輕化。當前諸多農村的干部隊伍建設都強調年輕化，一些地區傾向于吸納30~40歲的年輕干部參與村級治理，讓其成為村級治理的主體力量。年輕干部的優勢是學歷高、計算機操作能力強，更適配村級治理的行政化要求。年輕干部的劣勢是群眾工作能力有待鍛煉和提高。一些年輕干部居住在鄉鎮或縣城，已經成為“走讀型”村干部，雖然分管某項村務工作，但是對村情熟悉程度低，群眾工作能力不足。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年輕干部生活不在村，更多在辦公室開展行政性工作，與群眾在生活場景中的直接接觸機會較少，群眾工作能力提高緩慢。倡導村干部年輕化雖然代表了一種趨勢和導向，但是一些地區在執行過程中卻過度追求年輕化，導致那些還有精力、能力為村級治理服務的低齡老干部早早卸任。另一個現實問題是，在一個老齡化的鄉村社會，因為低齡老年干部更了解老年人心理和需求，與老年人更熟悉，所以更能有效圍繞老年群體需求開展工作。干部隊伍年齡結構應該適配村莊人口老齡化現狀和趨勢。理想的村級干部隊伍建設應該兼顧人口老齡化現實和干部年輕化導向，進而形成一個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梯度結構，保留低齡老年干部服務村級治理的空間。

第二，農村黨建模式要契合老年黨員群體特征。農村黨員中老年黨員比例較高，一些地區在發展黨員時強調年輕化，但是這些新發展的年輕黨員也有一定比例外出務工經商，成為流動黨員。在村黨員老齡化向農村黨建工作提出了挑戰。農村黨建模式要契合老年黨員的現實情況，特別是在理論學習方面，不能過于依賴手機打卡模式。當前一些農村黨建工作中，存在村干部疲于為老年黨員打卡的情況。一些老年黨員不會用智能手機打卡，村干部就代為操作完成打卡；有的老年黨員沒有智能手機或沒有手機，村干部就要代為注冊打卡。這種手機打卡式的黨建模式，不僅沒有理論學習的實效，還增加了村干部的打卡負擔。針對農村老年黨員的黨建工作，應該更多強調和村級治理事務相結合，激活和強化老年黨員意識，更大程度上發揮其帶動群眾、服務群眾的作用。

第三，農村生活治理要發揮老年積極分子的作用。近年來，鄉村治理正在經歷著生活轉向，許多治理事務與農民日常生活直接相關，如改廁工程、人居環境整治、移風易俗等。這些工作的有序開展，離不開農村老年積極分子的參與。特別是農村社會的“五老人員”（老村干部、老村民小組長、老教師、老黨員、老退伍軍人），可以成為生活治理中的積極分子。老年積極分子參與村莊生活治理的優勢是有經驗、有權威、有時間，可以采用多種形式發揮作用。在一些普及新風尚、滿足新要求方面，發揮老年積極分子的帶頭作用，帶動普通群眾參與其中。涉及生活治理中的矛盾糾紛，“五老人員”也可以發揮調解協調作用。此外，老年積極分子也可以通過參與紅白理事會等社會組織發揮監督作用。

（三）豐富老年公共社交生活

社交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基本需要。相比于城市老年人，農村老年人在豐富社交生活方面具有獨特優勢。盡管村莊面臨著空心化和陌生化的趨勢，但是總的來看，村莊依然具有熟人社會的底色。經過數十年的生活經驗沉淀和社會網絡編織，鄉村社會熟人關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資源。除了農村老年人基于自己親戚朋友等熟人關系開展的私人社交生活外，鄉村社會的老年公共社交生活也需要進一步豐富。

第一，建設公共空間。農村老年人開展公共社交生活的基本條件是有公共空間，即村中有一個讓老年人可以走出家門度過閑暇生活的地方。有了老年人的聚集，自然就有了社交活動。公共空間不僅可以讓之前彼此之間熟悉的老年人保持交往，還可以讓那些彼此之間不太熟悉的老年人也通過經常見面、聊天而熟悉起來。公共空間可以通過促進人際交往而維持和再生產出新的熟悉關系，讓在村養老的老年人增進交流。鄉村社會的公共空間建設要充分考慮村莊人口居住集中度、老年人口便利性等因素。有條件的村莊，可以提供專屬老年人活動的公共空間。

第二，組織文化活動。在村莊公共空間中，除了下棋、打牌、看電視等傳統娛樂活動外，還可以組織更為多樣的文化活動。開展文化活動要特別尊重老年人的主體性。在活動內容設定方面，從老年人的需要和意愿出發。在活動過程中也要盡可能調動老年人積極性。目前許多地區為了豐富農村老年人文化生活，投入專項經費請劇團下鄉為老年人唱戲。其實這種送戲下鄉模式的成本比較高，可持續性弱。如果村莊老年群體中有若干業余愛好者，完全可以組織起來自娛自樂，還可以將鄰近幾個村落的其他老年愛好者組織起來，打磨一些節目，在鄰近村落巡演，為老年人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這種模式雖然在文藝質量上不如專業劇團，但是也可以調動農村老年人的積極性，活動成本也比較低。

第三，成立老年協會。公共生活需要組織，成立老年協會，可以提高農村老年人的歸屬感和組織性。老年協會運行的基本原則是自組織。只有更大程度發揮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積極性，老年協會才會真正實現低成本、有活力、可持續運行。在老年協會中，要特別注重發揮老干部、老黨員等積極分子的作用，降低老年協會的組織成本。

豐富農村老年人公共社交生活，不僅有利于增進老年群體之間的交流，緩解孤獨，還可以培育和激活村莊公共性。在公共社交生活中發現積極分子，通過老年積極分子這個抓手來提高老年人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

（四）探索農村互助養老模式

互助養老是指由地緣關系結合的、基于交換和互惠、以自我管理和互助服務為核心的鄰里養老支持活動。嚴格來說，農村互助養老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家庭養老和國家養老制度之外的養老形式，而是家庭養老和國家養老制度的重要補充。農村互助養老的核心目標是通過組織化手段激活農村內生養老資源。目前我國多地都在探索多種多樣的互助養老模式，積累了時間銀行、宗親互助、合作社互助等典型經驗。新時期探索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合理定位互助養老的基本內容。農村互助養老的內容不能過于泛化，要根據不同老年群體的養老需求確定服務內容。針對生產活動能力強的低齡老人，可以鼓勵彼此之間生產生活互助，增進交流。針對生活能力弱的高齡老人，可以開展送餐服務，并針對獨居的高齡老人定期上門探望，了解其生活困難情況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針對面臨特殊照料難題但家屬無法提供照料的臥床老人，可以提供應急性的照料支持。

第二，提升在村低齡老人的助老意愿。互助養老得以運行的關鍵條件是在村低齡老人的積極參與。因為低齡老人在老年群體中所占比例更大，其生產生活能動性更強，更有活力和能力參與到互助養老中來，特別是能為高齡老人提供多元支持。在提升低齡老人參與互助養老積極性方面，不能過多依賴積分制的物質激勵作用，而應該注重激發參與者的歸屬感、價值感。對許多人來說，在熟人社會中被認可和肯定，往往比物質激勵更能產生獲得感。這進一步凸顯了豐富老年人公共社交生活的必要性。基于多年共同生產生活積累的熟悉程度和情感，借助老年人當下生活中的互動交往，有利于增進感情，形成認同，提高在村低齡老人參與互助生活的意愿。

第三，發揮市場機制在互助養老中所發揮的作用。讓低齡老人照料高齡老人是農村互助養老的題中應有之義，但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容易實現。一些地區通過探索時間銀行模式來應對這個問題。受人口流動性大和組織成本高等因素影響，時間銀行模式在實踐中的作用也普遍受限。調研發現，針對村落中的高齡老人照料難題，還可以發揮市場機制對互助養老的促進作用。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可以獲得低于市場行情的報酬，采用這種人情和市場相結合的照料方式，既可以滿足高齡老人照料的剛需，又能讓提供照料服務的低齡老人獲得一定收入，這種低于市場一般價格的照料服務更容易組織安排，減輕了家屬經濟負擔，在照料質量方面也能有基本保障。

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應該堅持內生性、低成本原則。所謂內生性，即不能過于依靠政府組織和資源投入，而應該注重村莊內部低齡老人的激活調動 。所謂低成本，即互助養老在經濟成本和組織成本方面要盡可能簡約，這樣才容易組織，才可持續。

六、結 語

本文從生活者視角審視農村老齡化問題，強調從農村老年人生產生活邏輯中考察農村老年人的養老狀態和提升養老質量的具體路徑。基于保障視角，農村老齡化問題意味著更多的社會保障支出和財政負擔。當我們關注和討論中國社會面臨“未富先老”問題時，更多的是從保障視角來理解老齡化問題，關注老齡人口比例增加所引發的社會保障負擔，更大程度上將養老問題理解為經濟保障問題。基于保障視角，養老問題意味著更多的保障資源投入和保障服務供給，養老問題就容易轉化為經濟負擔問題。

生活者視角更加關注實際生活場景和生活邏輯中的養老狀態。農村老年人特別是低齡老年人，普遍參加農業生產和非農經濟活動，在積極自養的同時還在支持子代家庭發展，在村級治理過程中也在發揮作用。這都表明，低齡老年人富有生活活力和自養能力。在具有自養能力的情況下，農村低齡老人不是家庭和社會的負擔，而是家庭和社會發展的資源。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農村老齡化程度雖然比城市高，但是也同時具有獨特的應對優勢。

只有正確區分低齡老年人和高齡老年人本質的不同，才能更加有效地應對農村老齡化。高齡老年人養老具有更多保障屬性；但應對低齡老年人養老時，不僅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還必須重視其作為生活者角色的能動性狀態和現實需要。

應對農村低齡老年人的養老問題，要進一步釋放低齡老年人在自養階段的能動性，提高其自我養老能力，為其追求自養階段的美好晚年生活創造條件、提供支持，而不是單純強調保障本身。農村低齡老年群體的活力被激發，不僅能提高自身生活質量，還能為互助養老創造條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倡導農村養老問題研究要從保障視角轉向生活者視角，并不是要否定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重要性。我們首先要積極肯定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對農村養老水平提升的基礎性作用。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即受制于歷史和現實因素，在農村養老保障水平無法快速大幅提高背景下，如何在現有保障水平基礎上更大程度上促進農村老年群體的美好生活實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激發低齡老年人的生活能動性和活力是我們應對農村老齡化的關鍵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