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華戰爭回憶錄之我心中的羅榮桓:革命風云中的鵬鳥和雄鷹

蕭華（1916年1月21日-1985年8月12日），男，原名蕭以僔，出生于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瀲江鎮肖屋村，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上將，優秀領導人，杰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羅榮桓同志為我黨我軍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毛主席和朱德委員長以深切的悼念之情，將他比作革命風云中的鵬鳥、雄鷹，形象地概括了他的偉大生平。每當我憶起與羅榮恒同志在一起戰斗的崢嶸歲月，我都愈來愈強烈地感覺到：他那忠貞赤忱、光明磊落的品質，極像一面火紅的旗幟，指引我沖越了戰爭的烽火硝煙，指引我在革命的征程中不斷前進和成長。

1930年，是江西革命根據地猛烈發展的一年。6月，紅四軍、紅三軍、紅十二軍在長汀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在北上途中，總前委委派我擔任紅四軍軍委青年委員。頂著7月酷暑，我到達了紅四軍軍部所在地——距南昌百公里的剛剛占領的樟樹鎮。

在這里，我見到了紅四軍政治委員羅榮祖同志。他身材魁梧，臉龐略胖，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鏡片后一雙眸子閃著熾熱的光亮，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嚴謹誠摯，和藹可親。

那時我才15歲，在政治工作隊伍中是最年輕的。而組織卻將在紅四軍里組建共青團的艱巨任務交給了我。當羅政委我我談話時，我對他說：“我剛到部隊，對情況不熟悉，還不曉得怎樣開展工作……·”他微笑著點點頭，首先鼓勵我說：“蕭華同志，前一段你在興國縣擔任共青團縣委書記，工作得

不錯嘛！”接著，他又針對我剛到部隊的具體情況說：“這次毛委員調你到紅四軍，這可與地方團的工作有區別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組織少先隊、兒童團，進行參戰‘擴紅’工作，而部隊團的工作卻要著重于對青年士兵逃行共產主義教育，鼓舞戰斗意志，服從戰爭需要，為黨在部

隊的政治工作發揮助手作用。在目前這殘酷緊張的戰爭環境里，在我們紅軍的創業時期，這是為我軍政治思想工作打基礎當中很重要的一環，可不簡單呀！”

他又非常具體地囑咐我，首先把各師、團的青年委員配齊，然后以一部分青年黨員為骨干，組織好連隊團的支部、小組，建立和健全團的生活。他又囑咐我，要適合青年特點，通過多樣化的方法開展文化活動。要生龍活虎，不能死死板板。要動員團員密切聯系群眾，在戰斗中起模范作用和先鋒作用……。

在羅榮桓政委的親切鼓勵和大力支持下，我們在行軍作戰的繁忙日子里，

僅僅用了個把月的時間，就把紅四軍的共青團組織普遍建立了起來，各級黨委也都配備了青年委員。

羅榮桓同志不僅手把手地教我們如何工作，還手把手地教給我們軍事常識，教我們打草鞋，在夜行軍中判別方向。

有一次夜行軍，我第一次碰到尸體，不免有點打怵，羅榮桓同志便鼓勵我往前走，不要害怕。我在樟樹鎮第一次聽到槍響，他又告訴我們怎樣從子彈的聲音判斷敵人的方位、遠近。

他對我說，等你聽到子彈的聲音，它早已飛過去了。打文家市，繳獲了戴斗垣一匹黃騾子。我們又想騎又害怕。羅榮桓同志便吩咐馬夫牽穩，鼓勵我們大膽上…

羅榮桓同志是個有心人，因為他自己在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里任過連、營黨代表，從實踐中深深體會到政治干部熟悉基層、了解戰士的極端重要性，所以也就有意給我下基層鍛煉的機會。

在打下吉安以后，因為有更多的青年加入了紅軍，紅四軍組建了4個連建制的特務營，羅政委特地要我兼任第三連政治委員。這個連近百名戰士，只有7條槍，其余盡是明晃是的梭鏢。后來有二次在刁坑同散遭遇，特務營參加了突擊戰斗。我軍打垮了敵人兩

個團。于是我們換掉了梭鏢，全都背上了步槍，心里充滿了說不出的喜悅。

這期間，羅政委對我的工作抓得很細致，經常指導我怎樣發揮黨團員的骨干作用，怎樣調查研究，怎樣與比我年長的連長搞好團結，協同工作……。

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戰斗中，我們特務營參加了活捉張輝瓚的龍岡戰斗，嗣后又乘勝向東追擊，參加了殲滅譚道源半個師的東韶戰斗。

由于我們連在平時特別重視政治思想工作，所以上了戰場，全連士氣高昂，猛虎一樣地沖鋒陷陣，深受羅政委的稱贊。

1931年4月，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戰斗打響之前，我被任命為特務營政委。我們的部隊隱敲集結于根據地前部的

東固地區，離敵人只有40里地。每天清晨，羅政委親自領著我們爬山，練習搶占山頭。

那時由于敵人的封鎖，我軍無油無鹽，糧食短缺，羅政委就帶著我們利用練兵間隙找野筍、野菜來充饑。在一個漆黑的夜里，我與他一塊兒帶著松明火把，在水田里為捉泥鰍、抓青蛙的戰士們照明。

他對我講：“咱們紅軍的政治工作，在平時就要有意識地、有目的地培養同志們吃苦耐勞的精神，與戰士們同甘共苦。一旦上了戰場，領導干部就要鼓舞士氣，身先士卒，起到表率的作用。這樣才能顯示政治工作的威力。”

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羅榮恒同志向來是重視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他常說：培養干部只在老干部中打圈子，路子會越走越窄。我們配備干部，不能一律看資格，要重視德才，只要有發展前途，就要認真培養，大膽使用。”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到了山東，羅榮桓同志是115師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羅榮恒同志仍經常對我說，培養新生力量是帶方向性的問題。”

師作戰科的幾個參謀都是參軍不久的青年人，缺乏戰斗鍛煉和實際工作的經驗，羅政委就經常幫助他們，不僅對他們起草的文件，詳細指點，親自修改，而且尋找機會，把他們放到尖銳復雜的斗爭實踐中去進行鍛煉。許多當年經過他培養的青年同志，后來都成了我軍的高級干部。

羅榮桓同志經常說，培養干部，首先要了解干部，做廣大干部的貼心人。

有一次他生病，長期下不了床，我去向他匯報工作的時候，發現他對所有的情況幾乎都知曉。當我覺著驚奇的時候，羅政委和悅地笑了笑說：“大伙接二連三地來找我談心，對我來說，不正好是在病床上進行調查研究的

難得機會嗎！”接著他又補充說：“關心愛護干部，才能為培養干部創造條件，我們可不能‘閻王爺開店，鬼都不上門’喲！”

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工作者，羅榮桓同志有極強的原則性。最令我難忘的是在干部隊伍受到傷害、受到摧殘的時候，他敢于挺身而起，保護革命干部。

1931年春，由于“左”傾錯誤的危害，紅軍有些部隊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到處抓AB團，搞得人人自危。有人懷疑我們興國縣入伍的全是AB團，亂抓亂殺，許多與我在家鄉一塊入伍和被我帶出來的好同志、好戰友硬是給殺掉了。

我是興國人，當時也就在個別人的懷疑之列。羅榮桓政委對這些無端的懷疑非常氣憤，他說：“蕭華從小就在興國鬧革命，到紅四軍工作后，也工作得不錯嘛，又經過戰爭的考驗，憑什么對他懷疑呢？！”就這樣，我被保護了。

抗日戰爭初期，山東人民在全國抗日高潮的推動下，先后在許多地區發動了抗日武裝起義，轟轟烈烈的武裝斗爭蓬勃開展起來。但由于國民黨留在該地的正規軍和地方軍很多，加上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山東地方黨的個別領導同志，沒有以主要精力認真發動基本群眾，獨立自主地建立根據地，山東抗日戰爭的局面難以進一步打開。

1938年4月，山東省委一位同志到達延安，向毛主席匯報山東的情況時，毛主席就答應派一支主力部隊去。后來，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決定派兵到山東。這個艱巨而光柴的任務就落到了羅榮桓同志的肩上。

1938年秋，我奉總部和羅政委之命

率領一—五師三四三旅機關和一部分部隊，進抵冀魯邊區的樂陵城，整編了當地武裝,組成“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

翌年3月2日，羅榮桓同志親率六八六團到達魯西地區。第二天，便在鄆城西北奔襲敵偽重要據點樊壩，全殲敵偽1個團，為創建魯西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早在1937年9月，一一五師在平型關地區就曾給日軍著名的板垣師團以殲滅性打擊，因此我們一進入山東即為日軍所注目，敵人便尋找各種機會對我進行報復。

對于踏上中國土地的兇惡的日本侵略者，羅榮桓同志總是將它置于歷史的長河中，以深邃的政治眼光進行分析的。他有一次對我們說：“我們中國100多年來的歷史反復證明，只有將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組織起來，艱苦奮斗，才能完成中華民族抗擊外來侵略的艱巨任務，才能打敗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而組織和領導如此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擔當。因此我們必須堅持毛主席所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否則山東的抗戰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就這樣，在羅榮恒同志領導下，山東軍區提出了獨立自主廣泛開展分散性、群眾性的游擊戰爭的方針，各部隊一面大力發展地方武裝，一面實行了主力地方化，組織了許多精干的小分隊，像匕首、投槍似地出沒在敵人中間，到處鉗制敵人，打擊敵人。同時又抽調大批人員組成武工隊，采取各種斗爭形式，深入敵占區開展工作。

羅榮桓同志親自給各個小部隊規定任務，指示方法，使他們堅決執行了“避強擊弱，避實擊虛”，“速打、速決、速走”，“打賺錢仗”等戰術原則，我廣大軍民在山東的土地上伸出無數個鐵的拳頭，沉重地打擊侵略者。另外，我們還廣泛地開展了對敵政治攻勢，

進行瓦解敵偽軍的工作，普遍實行偽屬登記，宣傳我軍寬待俘虜的政策，開展“喚子索夫運動”。偽軍中誰做了對人民有益的事，就給記一個紅點；誰做了壞事，就記一個黑點。紅點多的可以贖罪，黑點多的要受到人民武裝的懲罰。

政治攻勢與游擊戰爭相結合的結果是，人民戰爭的火焰熊熊地燃燒起來了，日本侵略者完全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地位。

例如，活躍在魯南鐵路沿線的鐵道游擊隊，斷鐵路，炸火車，卸開車廂掛鉤，就給棗莊、滕縣等地敵人以很大威脅。

有一次，我穿越敵占區前往太行山，向北方局、總部去匯報工作時，白天就是在距棗莊七八里地的青紗帳里隱伏的，游擊隊和群眾給我們送來了大餅、棗子和米湯；夜間，鐵道游擊隊掩護我們穿越了鐵路，群眾就在我們過去之后掃凈了馬蹄印，然后去向日軍報“平安”……總之，在短短的時間里，根據地建設得更好了，山東的土地變成了埋葬侵略者的墳墓，我們

卻像蛟龍歸海一樣，可以活動自如、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

羅榮恒同志卓越的領導藝術，更集中地體現在指揮廣大軍民進行反“掃蕩”、反“蠶食”的戰爭當中。

1941年冬，日本侵略者出于戰略上的迫切需要，調動5萬人馬，對沂蒙山區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殘酷的所謂“鐵壁合圍”的大“掃蕩”。在相當艱苦的50天反“掃蕩”中，沂南縣的留田突圍是最驚險的一幕。

敵人出動了坦克和騎兵，動用了幾十門大炮和數百挺輕重機槍，分成十一路從四面八方壓向沂蒙山區，把我們一—五師領導機關和集結在留田一帶的部隊重重包圍了。舉目望去，大路、小路、山谷、田野，就連放羊的山徑上，都是黃溜溜的日本兵。

很顯然，敵人是不借血本，孤注一擲，決心要以大于我們20倍的力量置一一五師首腦機關于死地。

在軍事會議上，大家圍著地圖對突圍方向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往東，有的提議向北，也有的堅持向西。羅榮桓同志穿著灰棉軍裝，扎著黃皮帶，打著人字形綁腿，穿著舊布條打成的草鞋，不言也不語，耐心地聽著同志們的分析和爭論。大伙爭論得難解難分，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羅政委。

只見他大手一揮，斬釘截鐵地說：“我的意見應該向南突圍！”往南，明明是敵人的心臟臨沂呀！對羅榮桓同志的決策，大家感到相當吃驚。羅榮桓同志環視著大伙,眼鏡后面的眸子分外有神，他鎮定自若地分析道：“日軍掃

蕩”，妄想圍殲我們山東的指揮機關，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區合圍，后方必定空虛，我們乘機插到他的大本營臨沂地區，他們是料想不到的，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就這樣，我們機關直屬部隊兩三千人馬在茫茫夜色里，部隊一律槍上刺刀，壓滿子彈，而且勒住了馬嘴，宣布了不許打電筒、不準咳嗽的行動紀律，在僅余2里多寬的兩山空隙之中向南穿插。

那天晚上，我隨先頭連走在前面，看得見大小山頭上火堆連著火堆，火堆旁閃動著敵人巡邏兵的身影……情況果然像羅政委分析的那樣，敵人后方空虛，戒備不嚴，他們也萬萬沒有料到，一一五師會有這樣的虎膽。

結果是我們沒費一槍一彈，安全地、巧妙地跳出了5萬敵人的嚴密包圍。

突出重圍以后，我們轉移到了蒙山地區。羅政委立即安排了反“掃蕩”的第二步，他聲音洪亮地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要折回頭往北走，重新殺回沂蒙的中心根據地去！

他的臉上掠過一絲憂慮，深情而激動地說：“同志們，沂蒙山區是咱們的老根據地，那兒的群眾與我們血肉相連，前天敵人在那里撲了空，現又在布置新的‘合圍，必然要像瘋狗一樣地在根據地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我們要堅決地殺回去，把敵人的主力調出來，粉碎日軍的‘掃蕩’。“

我們乘著夜霧往回插。那個晚上，無月無風，一片漆黑，日軍恰好又分成

七八路，偷偷摸摸地往南反撲了。他們穿著大皮鞋，為了不發出響聲，全都在公路兩旁的田地里走。我們的偵察排，悄然前進，在前面擔任向導的民兵，有的竟然在黑地里摸到了日兵頭上的鋼盔（日軍執行命令很機械，不到合圍地點，誰也不許打槍）。

就這樣，在羅榮桓同志的帶領下，我軍健兒在幾路日軍的間隙中穿插而過，又殺回了沂蒙根據地，堅持了40多天的戰斗，先后打了400余仗，殲滅日偽軍6000余眾，粉碎了空前的大“掃蕩”。

表面上看，這種戰法很危險，實則很安全。羅榮桓同志騎著他的駿馬“花斑豹”，經常在最緊張的時候，帶領著我們穿隙插空，聲東擊西，像飄忽的迅雷閃電，戰斗在敵人的心臟里。

作為我軍的一位高級將領，羅榮桓同志具備著一個軍事家特有的氣度和魄力。

記得我們1930年初秋第二次攻打長沙轉移到株洲的時候，已是黃昏時分，紅軍戰士們正在吃晚飯。我們和當時任紅四軍政委的羅榮桓同志圍坐在一張方桌旁，邊說邊笑，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空中傳來了由遠及近的“嗡嗡”聲，警衛員報告，敵人的飛機來了。大伙勸羅政委避一避，他不慌不忙地說：“先讓戰士們疏散吧。國民黨這破飛機，成不了什么氣候。”

說罷，仍然照舊說笑，照常吃飯。外面相繼傳來了炸彈的呼嘯聲，爆炸聲，警衛員也再三再四地催促我們隱酸，就在這時，一顆炸彈穿透房頂，落到了我們的飯桌上。說也巧，

炸彈未炸，我們的飯盆卻給砸翻了，飯菜四濺，灰塵彌漫，大伙目瞪口呆。

羅榮桓同志發現那沾滿了菜湯的家伙，卻原來是一顆迫擊炮彈，禁不住開懷大笑起來。他一面笑，一面招呼警衛員：“來呀，收拾一下，咱們還要吃飯嘛！”搬走了炮彈，重新上菜盛湯，我們又照樣吃飯了。那時候，我就由衷地欽佩羅榮桓同志的膽識和氣質。

抗日時期到了山東，在同兇險狡猾的日本侵略者較量的時候，越是我們的高級司令部，越發為日軍“掃蕩”的重點目標。這期間，我們簡直就是在刀林劍叢中前進的，時時刻刻都處于險境。可羅榮桓同志卻是異常的鎮定、沉著而老練，望著他的神態、動作，聽著他的分析、指點，同志們都覺著

有了主心骨，自然會信心倍增。

1939年7月底，日軍趁我們一一五師進山東不久，集中400余人，攜帶兩門野炮，在魯西平原上橫行霸道，尋找我主力作戰。羅榮桓同志親臨前線，布置部隊預伏在梁山附近，他自己安詳地邁步來到梁山廟前。

戰斗中，子彈、炮彈不斷地在附近飛嘯、爆炸，而羅政委一面指揮戰斗，一面不停地搖著扇子。直至第二天日軍全殲，兩門野炮被我繳獲之后，他才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搖著扇子離開了陣地。“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長期在羅榮桓同志身邊，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們共產黨人戰斗精神的火花……

在長期的戰斗生活中，羅榮桓同志給我留下的是一個實事求是、樸素無華的革命長者的形象。他戴一副近視眼鏡，自已又是大學生出身，外表莊重嚴肅，內心一團火熱，對革命赤膽忠心，對同志關懷備至，在紅軍隊伍中，他是最受歡迎的領導人之一。

在紅軍時期，營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有一匹馬，而羅榮桓政委的馬，不是騎著負傷的戰士，就是馱著病號；再不，就是摞得高高的槍支和背包。羅榮桓同志自己經常和大家一起走路。沒有床，他就和戰士們一起睡在稻草堆里，冬天棉衣少，他把自己的棉衣讓給戰士。

他經常對我們說：“帶兵就要愛兵，從政治上愛，從生活上愛，才能團結一心，戰勝敵人。”

有時在戎馬空您的戰場上，通信班的小鬼給他送來了急件，他總是高興地說：“來，伸開手掌！”鄭重地在他手心寫上兩個字：“收到。”送信的小鬼深情地望著羅榮桓同志，翻身上馬，疾馳而去…

全國解放后，有人問羅榮桓同志：“你在山東的那幾年，我們大家都感到工作好做，心情舒暢，這是怎么回事？”當時，羅榮桓同志只簡要地講了兩句：“沒有什么特別的,就是實事求是地對待革命，對待同志嘛！”

這簡單的回答，實際上是羅榮桓同志的革命精神的最真切的寫照。

羅榮桓同志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嚴于律己。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和同志們一起下山背米，上山打柴,同吃紅米飯,同喝南瓜湯，養成了艱苦奮斗的習慣。在中央蘇區，有一年，因為天氣酷熱，蚊蟲叮咬，許多戰士們生了瘡，影響了戰斗力。當組織上規定大家不要喝生水，不要吃辣椒的時候，身為軍團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同志，也嚴格地這樣做了。他是湖南人，最喜歡吃辣椒，尤其在物質生活極其菲薄的情況下，能帶頭不吃辣椒，可不容易呀！

到了山東，特別是1942年，久旱不雨，戰斗頻仍，他又多病，在部隊缺食的情況下，他作為高級領導者，仍然帶頭和我們一塊吃地瓜藤和爛梨子做成的煎餅，管理科的同志為了照顧他，想額外弄點小米，他都不允許。

羅榮桓同志以身作則不僅僅表現在艱苦奮斗方面，要求部屬做到的，他都注意首先從自己做起。

在紅軍時，為了活躍部隊的文化生活，他積極支持機關組織了業余劇社

（戰士劇社的前身）。盡管他本人并不喜歡跳跳蹦蹦，但為了做到官兵同樂，他仍然和聶榮臻、羅瑞卿等同志一道親自登臺演戲。

羅榮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風，既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事中，也體現在兢兢業業的踏實工作中。他作報告，寫文章，總是從事實出發，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簡要明了，絕無空洞乏味的八股腔，更無嘩眾取寵的虛浮氣。可以說。他是以質樸、求實的精神，贏得了全黨同志和全軍將士的尊

重和欽佩。

人們常說，烈火煉真金，戰爭的殘酷火焰，也嚴峻地考驗著羅榮桓同志的意志和毅力。1945年4月，在延安即將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羅榮恒同志和我是正式代表，那時候，山東解放區正處在反攻的前夕，羅榮桓同志重病在身，臉色黃黃的，林月琴同志和奧地利醫生羅生特一直緊張地守護在他的身邊。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去開會，會

后可以在延安治病，那里無論是醫療條件還是生活條件，都要比在山東敵后好。可是他卻與我相商：“我的意見，咱倆請示中央，我們不去參加延安的代表大會了，山東目前處于反攻前夕，有許多準備工作亟需完成，我看我們還是以有力的實際行動來迎接這次大會的召開吧。你看行么？”

就這樣，在山東這塊富有光榮傳統的土地上，羅榮桓同志一直帶病堅持到抗日戰爭最后的勝利。

“負病齊魯掃敵寇”——羅榮桓同志是以驚人的革命毅力與日本侵略者斗爭到底的。毛主席說過，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從羅榮桓同志長期帶病堅持作戰的奮斗生涯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一點。

致敬羅榮桓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