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初中肄業，給省委書記下跪，官至正廳級

反腐警示片《清流毒——云南在行動》里，龍雪飛頭發花白，抹著眼淚懺悔：“我，一個討飯的乞丐，是黨和人民一步一步把我培養成為正廳級干部……每天都要哭兩三次，眼睛已經哭腫了。”

這遲來的悔恨，與他多年前對著秦光榮夫婦下跪時的攀附，形成刺目對照。

1996年，湖南，某報駐湘記者站副站長龍雪飛，與時任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的秦光榮相遇。彼時的龍雪飛，雖只有初中肄業，卻深諳人際的“妙用”，頻繁出入政務場合，小心翼翼地維系著與這位高官的聯系。他或許未曾料到，這段日子，將成為他攀附的起點。

當時，秦光榮正處權力棋局的微妙關口，亟需借輿論“東風”穩固自身位置。一次隱秘的會面中，秦光榮授意龍雪飛炮制內參，字里行間，暗藏對其他領導干部的構陷之詞；那些捕風捉影的“線索”、刻意曲解的“事實”，被精心編織成攻擊異己的“暗箭”。末了，他從抽屜深處取出一份文件，指尖在封皮上頓了頓，才遞到龍雪飛手中，那薄薄的一頁紙，藏著權力的秘密。

對秦光榮而言，這不過是權力博弈中一次“借力”，轉身便拋諸腦后；可在龍雪飛眼里，這張帶著秦光榮指溫的紙，就是通往權力殿堂的“金鑰匙”。

此后，秦光榮調任云南，他多次致電秦光榮，懇請將自己調往云南，卻屢屢遭到拒絕。

常規途徑走不通，龍雪飛開始層層加碼。

為找到共同話題，文化素養不足的他，在半個月內通宵達旦研讀曾國藩傳記，試圖通過讀書感言博得秦光榮一笑；他更熱衷于走“夫人路線”，對黃玉蘭大打老鄉牌、親情牌，逢年過節必送家鄉土特產、購物卡和紅包，極盡討好取悅，盼著對方能“吹枕邊風”。這些鋪墊未能奏效，他終于祭出了“大殺器”。

那個清晨，他坐最早一班高鐵奔赴昆明。見到秦光榮夫婦時，沒等對方讓座，他“咚”地一聲就跪在實木地板上，膝蓋與地面碰撞的悶響，讓空氣瞬間凝固。他的雙手像抓住救命稻草，緊緊攥住秦光榮夫婦的手，連聲音都在發抖：“叔，姨，你們待我恩重如山，請受我一拜！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叔阿姨。我無依無靠無親無故，以后就靠你們了！”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黃玉蘭一大跳，她從未見過如此不顧體面的行徑。

軟的不行，龍雪飛隨即亮出硬招。他隱晦地提及當年那份材料，暗示若不遂愿，便可能引發“不必要的麻煩”。

當黃玉蘭得知秦光榮要調龍雪飛入滇，問：“他就是個小人，你調他來云南干嘛？”

“不怕君子，就怕小人哪。”秦光榮沉默半晌，“他手里掌握著我的把柄。調他來云南，在眼皮子底下盯著，他不敢搞什么幺蛾子。放在外面，難說啊……”

這場下跪與要挾的雙重博弈，最終以龍雪飛的“勝利”告終。他如愿調任大理州委宣傳部副部長，正式踏入云南官場。

在秦光榮的“保護傘”下，龍雪飛“火箭式”晉升。一年有余，他便升任云南出版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后又躋身黨委委員、副總經理。

更荒誕的一幕發生了。當時，云南出版集團公司并無總編輯一職，秦光榮卻特意指示增設該崗位，將龍雪飛扶上總編輯的寶座。這一人為設置的正廳級職位，成了權力私有化的明證。

從副處級到正廳級，他只用了十年時間，而這背后，是秦光榮一手操縱的權力游戲，更是對組織原則的公然踐踏。

2015年6月，龍雪飛調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駐廣州辦事處巡視員，繼續享受著正廳級待遇。

2018年6月，他以巡視員身份退休，看似平穩著陸，實則早已身處反腐風暴的前夜。那些年他在崗位上從未踏實做事，“基本上都是一路跑官一路要官，一直要到退休。”

2019年10月，龍雪飛被查。他是秦光榮落馬后，云南查處的“清流毒第一案”。他的倒臺，撕開了權力攀附的黑幕。

隨著調查深入，他在任職期間，收受財物的貪腐行為逐漸浮出水面；昆明市人民檢察院以受賄罪對其提起公訴，昔日風光無限的廳官，淪為階下囚。

在反腐鏡頭前，龍雪飛痛哭流涕地訴說“三代人深受國恩”，卻對自己的貪腐避重就輕。他給秦光榮夫婦下跪求攀附，獲得的權力，成了他滿足私欲的利器。

那年，他跪拜的不是恩情，而是權力；他要挾的不是正義，而是私欲。

龍雪飛的人生軌跡，折射出“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他的攀附之路，從湖南到云南，跨越千里；始于一筆隱秘交易，興于尊嚴盡失的討好，終于權力崩塌的審判。這場用底線換取的權力幻夢，最終被權力反噬，身敗名裂。

如此無恥之人，必須上圖，載入史冊。圖片來源：浙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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