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浙江打工者的，恩施國慶假期吃酒獨白

十月的恩施山村，本該是豐收的季節，可我的錢包卻像被霜打過的茄子，蔫得不成樣子。

國慶假期第二天，我拖著疲憊的身子從浙江輾轉回到老家。長途汽車的顛簸尚未從骨子里消散，母親便遞過來一張紅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和數字——那是村里記錄人情往來的“禮簿”。

“強娃子，這幾天你得準備好。”母親皺著眉頭，“你大伯家孫子滿月、二姑家嫁女、三叔公八十大壽、李老四家新房落成，還有你幾個同學家的喜事，加起來少說也得二十場。”

我接過那頁沉甸甸的紅紙，手指微微發抖。二十場，就算每場只送兩百，也是四千塊。這相當于我在工地搬半個月水泥的錢。

“媽，這...這也太多了吧？”

母親嘆了口氣：“都是實在親戚，不去不行。你記得前年你爹住院，人家大伯連夜送來了三千塊救命錢不？”

我沉默了。

二

第一場酒是在堂哥家。他孫子剛滿月，在自家院壩擺了二十桌。彩鋼棚下人聲鼎沸，小孩子在桌椅間追逐打鬧。

“建軍回來啦！”堂哥熱情地迎上來，遞給我一支煙。我連忙從兜里掏出準備好的紅包，他順手接過，拇指在紅包封口處輕輕一捻，臉上的笑容更盛了些。

在禮房，管賬的表叔將我的名字工整地寫在禮簿上，然后在旁邊寫下“500”這個數字。我心頭一緊——原本打算送三百的。

“現在都是這個數啦。”表叔似乎看出了我的猶豫，頭也不抬地說，“你堂哥去年給你爹送了四百，今年得加一百。”

我點點頭，找了個靠邊的位置坐下。桌上已經擺好了八樣涼菜，葷素搭配，很是體面。鄰座的表嬸一邊嗑瓜子一邊說：“這桌菜不便宜，一桌少說八百。”

酒過三巡，堂哥端著酒杯來到我們這桌，滿面紅光：“感謝各位親朋好友賞光！特別是建軍，專門從外地趕回來。”他拍拍我的肩膀，“在浙江發財了吧？以后要多關照你這小侄子啊！”

我勉強笑著舉杯，心里盤算著這五百塊要搬多少袋水泥才能掙回來。

三

當晚，我翻出隨身攜帶的小本子，開始計算這次國慶期間的必要開支。工地上九月份的工資還沒發，我手頭只有兩千多塊現金。

本子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數字：

· 堂哥家滿月酒 500
· 二姑家嫁女 600（至親要多送）
· 三叔公壽宴 400
· 李老四新房落成 300
· 初中同學結婚 500
· 高中同學生子 500
· 鄰居家老人去世 300（白事不能少）
· 遠房表叔家考學 200
......

粗略一算，已經超過四千了。這還不包括一些臨時得知的酒席。

母親推門進來，放下一杯茶：“算賬呢？”她在我身邊坐下，從抽屜里拿出一個鐵盒子，里面整整齊齊放著一些借條和收據。

“你看看這個。”母親遞過來一張泛黃的紙片，上面記錄著五年前父親生病時收到的禮金。大伯三千、二姑兩千、三叔公一千五......每一筆都是人情債。

“人在世上走，人情大過天。”母親輕聲說，“咱們農村人，不就講究個禮尚往來嗎？”

四

十月三日，我騎著家里那輛破摩托車，趕了三十里山路去參加二姑家的嫁女宴。

酒店設在鎮上新開的農家樂，氣派的很。門口立著巨大的拱門，十幾輛婚車排成長龍。二姑穿著嶄新的旗袍，在門口迎客。

“建軍來啦！”二姑笑著拉住我，“這是你浙江帶回來的特產？”她指著我手里拎的禮盒。

我連忙點頭。那是我在浙江打工超市買的特價西湖龍井，花了一百多。

在禮房，我咬了咬牙，寫了六百塊的禮金。管賬的叔公大聲念道：“李建軍，六百！”旁邊有人小聲議論：“他二姑沒白疼這侄子。”

宴席很豐盛，每桌都有整雞整魚，還有當地特色的土家臘肉。同桌的親戚們邊吃邊聊，話題總離不開誰家送了多少禮金。

“聽說前村王老五家兒子結婚，收禮收了十多萬呢！”
“現在都這樣，你家送我送，轉來轉去都是那些錢。”
“可不是嘛，但不去又不行，面子上過不去。”

我默默吃著菜，心想這桌酒席確實豐盛，可每一口都像是在吃自己的血汗錢。

五

最讓我為難的是初中同學楊斌的婚禮。我們在工地一起做過兩年活，后來他回老家開了個小超市。

婚禮在縣城的酒店舉行，場面很大。我看到禮簿上同學們都是五百起步，只好也寫了五百。這相當于我在工地上熬三個夜班的加班費。

楊斌很熱情，特意把我安排在和幾個老同學一桌。酒過三巡，大家開始聊起各自的近況。

“還是你好啊，在浙江打工，賺大錢。”已經發福的老同學王強拍著我的肩膀說。
“哪有，打工也不容易。”我苦笑著。
“別謙虛了，你看你這禮金，寫的就是大氣。”

我不知該如何接話。這時，另一個同學李健插話：“你們聽說沒？張偉為了躲國慶這些酒席，特意跟老板申請加班，不回來了。”
“聰明人啊！”王強感嘆，“我這七天要趕二十多場，一個月工資都快送沒了。”
“但總不能不去吧？”李健說，“都是人情世故，以后自家有事也要請人家的。”

我看著桌上喝得滿臉通紅的同學們，突然覺得很累。這種人情往來，就像一張無形的大網，把我們這些在外打工的人都牢牢網住。

六

十月四日，是我這次回家最難受的一天。

早上接到工地包工頭的電話，說最近資金緊張，九月份的工資要推遲半個月發。我捏著口袋里僅剩的八百塊錢，手心全是汗。

下午還得去參加三叔公的八十大壽。母親早就準備好了壽禮——一套棉衣和六百現金。

“三叔公對你爹有恩。”母親說，“那年你爹做手術，三叔公把賣豬的錢都借給咱們了。”

壽宴上，我強顏歡笑，跟著親友們一起向三叔公祝壽。老人拉著我的手說：“建軍啊，在外國好好干，掙了錢早點娶媳婦，三叔公還等著喝你的喜酒呢。”

我點點頭，心里卻像壓了塊石頭。按照這里的習俗，娶媳婦要擺酒席，收的禮金要記得還。這就像是零存整取，但現在我連“零存”都快要維持不住了。

晚飯后，我獨自來到村頭的小賣部，買了瓶最便宜的白酒。坐在田埂上，就著月光獨飲。

遠處，二姑家還亮著燈，聽說是在核算這次婚宴的收支。近處，幾個小孩在玩手機，屏幕的光映在他們稚嫩的臉上。

我想起工地上那些混凝土，一袋袋水泥要和水、沙子按比例混合，才能筑成堅固的墻體。可現在這些人情往來，卻像是失了控的水泥，快要將我們這些打工仔淹沒了。

七

十月五日，我決定去鎮上的工地找點零活。

通過熟人介紹，我接了個搬瓷磚的活。一天下來，雙手磨出了好幾個水泡，賺了一百五十塊錢。

工頭遞錢給我的時候笑著說：“國慶節都不休息？”
“休息不起啊。”我擦著汗說。
“理解理解，這幾天酒席多，大家都缺錢。”

晚上回到家，母親告訴我，鄰村有個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因為國慶期間送不起禮金，喝農藥自殺了。

“那孩子才二十六歲，在深圳打工，這次回來帶了五千塊，全送人情了。”母親紅著眼圈說，“后來連回深圳的車票錢都沒有，一時想不開...”

我震驚得說不出話。這悲劇離我們如此之近。

“媽，咱們能不能...少送點？”我試探著問。
母親搖搖頭：“去年村西頭老趙家試著降了禮金，結果現在全村人都說他們小氣，家里辦事都沒幾個人去。”

八

十月六日，我拖著快散架的身子，趕完了最后一場酒席——遠房表叔家孫子的滿月酒。

送完這個兩百塊的紅包，我全身只剩下回去的路費了。

表叔家的酒席很簡樸，就在自家院子里擺了五桌。沒有樂隊，沒有司儀，只有樸實的家常菜和真誠的笑容。

表叔敬酒時說：“感謝各位來捧場，咱們不在乎禮金多少，重要的是這份情誼。”

這句話讓我格外感動。在這七天的奔波中，我第一次感到輕松。

回家路上，月光灑在山間小路上。我碰見了同樣剛從酒席回來的大伯，他騎著那輛破舊的電動車。

“建軍啊，晚上就要走了？”大伯停下來問我。
“嗯。”
“這些拿著。”大伯塞給我一包東西，“你大伯母自己做的臘肉，帶去浙江吃。”

我推辭不過，只好收下。臨走時，大伯又說：“在外面別太省，該花的要花。人情債重要，但自己的身體更重要。”

望著大伯遠去的背影，我的眼眶有些濕潤。

九

半夜，我背著行囊準備出發。母親往我包里塞了幾個煮熟的雞蛋。

“路上吃。”她輕聲說，“別擔心家里，我還能種點菜。”

我點點頭，從貼身口袋里掏出僅剩的五百塊錢，悄悄塞在母親的枕頭下。只給自己留了夠買車票和應付途中吃飯的錢。

汽車啟動時，我看著窗外熟悉的村莊漸漸遠去，心里五味雜陳。

這次國慶回家，送了四千三百塊的禮金，相當于我在工地流汗一個月的收入。這些錢，最終化作了一本禮簿上的人情記錄，和記憶中一場場喧鬧的酒席。

車上，我收到二姑發來的短信：“建軍，謝謝你的禮金。路上小心，在外照顧好自己。”

我閉上眼睛。人情債，還不清，也逃不掉。這就是我們這些打工者必須面對的現實。

但或許，在這些沉重的人情往來中，還藏著家鄉最后的一點溫情。就像大伯給的臘肉，母親煮的雞蛋，和二姑的那條短信。

汽車駛出恩施地界時，我默默盤算著：到工地后要找包工頭預支點工資，否則連吃飯都成問題了。

窗外，秋日的月光照在連綿的群山上，也照在我這個打工者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