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上海黑幫大佬的遠見：把15歲的兒子送到延安，解放后安度晚年

從拉黃包車的窮小子，到坐擁萬名門徒的江北幫大亨，從殺人不眨眼的冷血黑道，到暗中援助共產黨、最終善終的“獨特大佬”。

昔日黑幫巨頭一個個不是病逝異鄉、就是倒在暗殺中時，唯有他得以平安落幕。

而這一切，或許就是因他在亂世中做出一個驚人抉擇，把年僅15歲的兒子送往延安。

他是誰？亂世梟雄和民族大義之間，真的涇渭分明嗎？

黃包車夫的逆襲

20世紀初的上海外灘，一隊黃包車停靠在碼頭旁，車夫們裹著破舊的棉衣，或蹲或倚，等著過往的洋人、商賈呼喊一聲生意上門。

其中有一個高瘦、皮膚黝黑的年輕人，他就是從鹽城逃荒來滬的顧竹軒。

那一年，他不過十七八歲，身上只帶著母親縫在棉襖里的幾個銅板。

與別的車夫不同，顧竹軒不愿意耗在街角干等，他總是刻意把黃包車停在洋人最常出沒的租界路口。

他懂得微微躬身，用半生不熟的洋涇浜英語招攬客人

那些人看他勤快結實，樂意多給幾個小費。

他靠著這股子機靈勁，漸漸有了點名氣。

同行們暗暗嫉妒，卻也無可奈何，上海灘的生意就是這樣，誰敢主動，誰就能活得好一點。

拉車之外，他還干過修馬路、搬麻袋的活，甚至在租界巡捕房謀到過一份差事。

他換上制服，腰里別著短棍，走在洋場上也算體面。

但好景不長，顧竹軒在一次執勤中，因受人情托，放走了被抓的小販，被上司當場訓斥革職。

失了這口鐵飯碗，他又跌回黃包車夫的行列。

可就是這段巡捕經歷，讓顧竹軒摸清了租界里的門道，哪里有人罩著可以橫行無忌，哪里是洋人眼皮底下的禁區。

他甚至清楚，哪個差役收錢眼開，哪個巡捕死板不講情面。

或許從那時起，他就知道，若要在上海灘真正立足，靠蠻力不行，得有背景、有人脈。

機會很快來了，顧竹軒憑著積蓄盤下了一家小車行，取名“飛星”。

起初只是十幾輛黃包車，但他懂得收人心。

他請伙計們吃上一碗熱湯面，替他們討回被無賴賴賬的工錢，很快就籠絡了一幫忠心小弟。

待到手下車夫日漸增多，他干脆按江湖規矩，給自己立了個稱呼，“四爺”。

因為家中排行老四，這個稱呼既順口又帶威勢。

車行壯大，靠的不止是經營，那幾年，上海黑白兩道勾連深重，凡是想做大生意的人，幾乎都要投靠某個幫會。

顧竹軒挑中了青幫“天字輩”大佬黃金榮，遞上拜帖，自此有了靠山。

黃金榮見這年輕人機靈、狠辣，雖不算心腹，卻也默許他在閘北一帶收人擴勢。

于是，飛星車行逐漸成了江北幫的核心。

鼎盛時，他門下竟多達上萬人，光是呼啦一聲站出來，足以讓對手心驚膽寒。

但上海灘的“混社會”，單靠人數遠遠不夠。

刀子見血、槍聲奪命，才是真正立威的辦法。

顧竹軒知道這一點，他行事狠辣，凡是有人敢攔路搶生意，或在街頭不給“面子”，第二天就有人橫尸巷口。

漸漸地，他的名聲在蘇北子弟中傳開。

狠，是為了生存，更是為了攀高枝。

顧竹軒開始涉足更大的買賣，戲院、浴室、碼頭運輸。

他在四馬路開設了“天蟾舞臺”，京劇大戲連番上演，轟動全城。

隨后又開起“天蟾浴室”，成為權貴流連的去處。

顧竹軒就這樣，從一個肩挑黃包車的窮小子，一步步爬上了大亨的位置。

到了三十年代，顧竹軒已然是江北幫名副其實的頭領。

可誰又能想到，這樣一個嗜血冷酷的黑道梟雄，日后竟會把年僅十五歲的兒子送往延安？

恩怨殺機

四馬路的夜晚，人力車一輛接一輛停在街口，熱鬧的中心，是那座在租界里聲名遠播的“天蟾舞臺”。

對于上海人來說，能在天蟾舞臺看一出好戲，不亞于進大世界游樂場轉一圈。

顧竹軒起初不過是仗著紅顏知己的資助買下地皮，可一旦立下這塊招牌，他便將心思傾注其中。

為了抬高戲院的身價，他出重金延攬名角，常恒春、周信芳、梅蘭芳、荀慧生……

一個個響當當的名字，都曾在這里唱響梨園。

時人甚至流傳一句話：“不進天蟾，不算角兒。”

但名角之爭，往往就是血雨腥風的開端。

常恒春因加薪未果，在汕頭路上倒在了槍口之下，周信芳因不堪剝削，幾次打算離開，也傳出顧竹軒要“放血”的狠話。

消息很快傳到黃金榮耳中。

作為青幫老大，他對梨園向來情有獨鐘。

唐嘉鵬，這位他最得力的門徒，正伺機將周信芳挖到自家黃金大戲院。

唐嘉鵬出手隱秘，卻被顧竹軒察覺，兩人之間的矛盾，終于撕破了表面的客氣。

一邊是江北幫的頭領，一邊是寧波幫的門徒，暗潮洶涌，終于爆發在那個夜晚。

1933年秋，大世界門口人潮如織。

唐嘉鵬穿著長衫，笑容滿面地送客出門，忽然，一個黑瘦的身影從暗處閃出，槍聲連響，唐嘉鵬倒在血泊之中。

消息一出，整個上海灘為之震動。

有人說是江湖火拼，有人說是梨園爭斗，但真正清楚內情的人都明白，這是顧竹軒對黃金榮的一次挑釁。

黃金榮怒火中燒，誓要顧竹軒償命。

就在這時，杜月笙出場了。

上海灘的“調停者”，最懂得權衡利弊。

杜月笙勸黃金榮不要再開殺戒，反倒建議利用“法治”的名義，把顧竹軒推上法庭。

這樣一來，不僅能讓對手身敗名裂，還能顯示自己“寬宏大量”

于是，風向驟變，昔日刀光劍影的江湖仇殺，轉化為法庭上的較量。

顧竹軒被控“教唆殺人”，堂堂江北幫大佬，被傳喚到特區法院受審。

法庭之上，顧竹軒嘴硬否認，咬定王興高是信口亂咬。

可證據鑿鑿，輿論洶涌，他的形象已然跌入谷底。

案件一審，判十年有期徒刑，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四爺”，終于踢到了鐵板。

入獄的顧竹軒，第一次嘗到無力的滋味。

他在獄中咆哮，命家人傾盡家財上訴。

但黃金榮杜月笙聯手，財力、人脈壓得他毫無還手余地。

那一刻，顧竹軒才意識到，血腥的江湖規矩，在更大的權力面前，不過是紙糊的盔甲。

坐牢的歲月，成了顧竹軒的轉折。

他不再像過去那樣動輒揮刀，而是學會隱忍，學會思量。

出獄后，他雖然依舊是江北幫的大亨，但心性已有所改變。

但外界沒有因此而放過他，國民黨高唱“法治”，舊案隨時可能翻起，杜月笙冷眼旁觀，隨時預備出手。

顧竹軒懂了，若想活下去，僅僅靠狠是不夠的，他必須找到一條新的路。

大義抉擇

1937年，淞滬會戰的炮火點燃了整個大上海。

天蟾舞臺的戲鑼再響，也無法掩蓋城中傳來的爆炸哀嚎。

這場戰爭已經不是幫派之間的明爭暗斗，而是整個民族生死攸關的浩劫。

不久，日軍攻陷上海，張嘯林一類人物迫不及待投靠日本人，搖身一變成為偽政權的爪牙。

但日軍同樣找上門來，企圖拉攏顧竹軒。

理由很簡單，他掌控的蘇北幫勢力龐大，手下成千上萬的門徒遍布碼頭、街巷，只要他點頭，日本人在上海的統治就能更加穩固。

第一次接到偽政府使者的拜訪時，顧竹軒只是冷笑。

那人殷勤奉上洋煙洋酒，言語中暗示著“榮華富貴近在眼前”。

顧竹軒卻猛地把煙頭摁滅在茶幾上：“我顧四要錢有錢，要命有命，唯獨不缺骨頭，要我當漢奸？做夢！”

消息一出，整個蘇北幫為之振奮。

他的決定很快付諸行動。

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他就曾親自帶人守衛閘北。

如今，他又將天蟾舞臺改成臨時的難民收容所。

正當人們以為顧竹軒只是拒絕當漢奸、賑濟難民時，他的抉擇更讓人意外。

1943年，鹽阜區委的干部需要經上海轉往延安。

一路險象環生，若稍有閃失，便是全盤皆輸。

負責護送的人正是顧竹軒的侄子顧叔平。

他把情況告訴了“四爹”，顧竹軒聽后，沉默良久，最后拍案而起：“人交給我！”

他用車隊把幾位干部悄悄送到郊外的寺廟，又花重金打點通行證，安排他們順利出城。

整個過程驚心動魄，但最終無一人出事。

這已經不只是“幫會義氣”，而是押上性命在做抉擇。

而真正讓他下定決心的，是家國大勢。

顧竹軒雖身在黑道，卻始終看得透，國民黨腐敗無能，軍閥割據，民心日漸流失，相反，共產黨軍隊在蘇北一帶紀律嚴明，不擾百姓，抗日有方。

顧竹軒心里那道天平終于傾斜。

他明白，若要給顧家子孫留一條活路，必須另擇出路。

于是，他做出了一個震驚所有人的決定，把年僅十五歲的幼子顧乃瑾，送往延安。

有人勸他：

“送兒子去共產黨那里，不是等于跟國民黨翻臉嗎？小心兩邊都不得好。”

顧竹軒只是擺擺手，眼神卻篤定。

臨別那天，顧竹軒親自把顧乃瑾送到碼頭。

隨著船只漸漸駛離，顧竹軒站在岸邊，久久未動。

身后的一眾門徒都沉默著，誰也不敢開口。

那一刻，他們看見的，不再是殺伐果斷的“四爺”，而是一個父親，一個為后代鋪路的父親。

自此之后，顧竹軒更加堅定地暗中援助共產黨。

他利用碼頭和車行的勢力，護送干部進出上海，他把天蟾舞臺的經理室借給地下黨開會，甚至安排西醫為患病的女同志治療。

每一次，他都小心翼翼，卻從未退縮。

等到解放的曙光真正照進上海，顧竹軒已經完成了從江北幫大亨到“隱形同志”的轉變。

所有的決定，所有的冒險，仿佛都指向那個十五歲少年的背影，那是他放手賭上的未來。

浮沉謝幕

1949年，上海解放，大軍渡江，戰火如雷，這個昔日紙醉金迷、暗流涌動的魔都，一夜之間換了天地。

但在青幫大佬的賬本上，卻寫下了截然不同的命運。

黃金榮，這位昔日威震上海灘的“黃老頭”，早已風光不再，他拄著掃帚在南京路上低頭清理垃圾。

杜月笙則在上海解放前悄然逃往香港，卻始終驚弓之鳥般擔驚受怕，最終病死在香港寓所，客死他鄉。

至于張嘯林，更早一步倒在街頭的槍口下，成了投敵漢奸的下場。

一代梟雄，盡數狼狽謝幕。

唯獨顧竹軒，卻在風云變幻中活出了另一種姿態。

當解放軍進城時，陳毅市長親自點名將他列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

多年間，他暗中掩護地下黨，護送干部，甚至把自己視若命根子的戲院作為秘密聯絡點。

他送兒子去延安的遠見，更是早早與新的時代結下了因緣。

他的暮年，不再有刀光劍影，而是逐漸融入新社會的生活。

夕陽西下，上海灘的喧囂漸漸遠去。

世人記住了黃金榮的權勢、杜月笙的機變、張嘯林的背叛，但更多人提起顧竹軒時，卻會說一句：“他有遠見。”

這遠見，并不是戲院生意，也不是黑幫權勢，而是一個父親在亂世中，為了子孫民族，做出的最終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