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齊洲：告別荊州

題記：

這是四年前寫的一篇小文，記下了我的一段經歷，一點感受。四年來，一直為是否應該公布而踟躕，因為其中涉及一些人和事，怕有所不便。好在寫此文時，自己心平氣和，與人為善，也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并無戾氣需要發泄，只有感恩的心態需要宣示。

公布此文，或許為我的同齡人增加一些回憶，為年輕人了解社會進步增加一些材料，有益而無害，那就公之于眾吧。

荊州古城

告別荊州快三十年了。古稀之年的我，常常會想起在荊州學習、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想起東門外的草市、南門外的息壤、西門外的太暉觀、北門外的紀南城遺址，想起古城墻、博物館、關帝廟、文廟、欞星門、泮池，想起泮池旁邊的圖書館，想起自己曾經用青春和熱情擁抱過的荊州師范學校和荊州師范專科學校（后升格為荊州師范學院，現已并入長江大學）……

而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告別荊州時那些為我送行的荊州師專的老師和同學們，他們戀戀不舍的神情和滿懷深情的祝福讓我熱淚盈眶，無法自持。

到武漢后，有朋友問我為何離開荊州，我只是淡淡一笑，以一句“人往高處走嘛”來搪塞。其實，我內心里有著太多糾結的情感，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

孔子說自己七十歲時“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自然是常人難以企及的。我輩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大概人到了這個年齡，一切已經淡然，所有的恩怨都已煙消云散，沒有必要再掩飾什么，也不會再想去改變什么，那就讓誠實的自己和真實的歷史來一次客觀呈現吧，從中也許能夠悟出某些生活的真諦、人生的哲理，或者看出社會發展進步的模糊足跡。

1

我從1972年2月進入荊州師范學校學習，當年12月畢業后留校任教，到1994年9月底離開荊州師專到湖北大學（后來加盟華中師范大學）工作，在荊州學習、工作、生活了23個年頭。

荊州師專767班學生在學校禮堂演出節目，背后的毛澤東主席和華國鋒主席油畫像為作者手繪。

荊州成為了我的第二故鄉，幾乎浸透了我的全部情感，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會告別荊州。

告別荊州的想法始于1993年3月下旬。當時我作為第二屆湖北省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的評委，赴武漢參加全省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的評審。

評審委員會主任是省教委副主任袁繼鳳，下分文科教育成果評審小組、理農醫科教育成果評審小組、工科教育成果評審小組。文科組組長是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王慶生教授，副組長是武漢大學教務處長劉花元教授。

我在文科組，成員還有湖北大學的李先焜教授、中南財經大學的胡逢吉教授、黃岡師專的劉職全教授，以及省教委的周一志和省教科所的高長舒。襄陽師專校長雷式祖教授在理農醫科組。

評審期間，高長舒所長和雷式祖校長向我詢問剛退休下來的我校關春明校長的情況，因為他們和關校長是多年的老朋友，聽說荊州師專新上任的校長對關校長不夠尊重，便向我打聽是否確有其事。

作者與關春明校長合影

我和高所長、雷校長都很熟，便實事求是地介紹了有關情況。他們聽了很是驚訝，不理解由關校長培養起來的新校長為何要為難他。我向他們解釋，因為關校長退下來時沒有推薦他做校長，而是推薦我做校長，所以心存芥蒂，予以報復。

他們聽了，笑著對我說：“如果新校長的心胸這樣狹小，那你在荊州也恐怕呆不住了。”

他們的笑談真實地觸動了我。雖然在省委組織部高校工委考察學校班子和我談話時，我明確表示不愿做校長，也做不好校長，并且推薦了這位新校長，但關校長的遭遇還是令我憤懣。我順口說了句：“呆不住就走嘛，到哪里都是為國家工作。”

話剛出口，一旁聽著我們談話的劉處長接口說：“王處長，你這話可當真?如果真的打算離開荊州師專，那就到我們武大來吧。”

我聽了一愣，以為劉處長是在開玩笑，便笑著說：“武大門檻那么高，我怎么邁得進去？”

劉處長一本正經地說：“你如果確定要離開荊州，就來我們武大。我這可算正式邀請喲!我回校后把你的情況告訴中文系，相信他們會歡迎你。”

我看劉處長不是在開玩笑，便表示了肯定的態度，并感謝劉處長的關心。

我從1986年起擔任荊州師專教務處處長，多次參加湖北省高校教務處長會議，劉處長常常被指派做我們的召集人，所以對我比較熟悉。也許因為我是我省師專教務處長中最年輕的一位，容易受到他的關注吧。

評審會議結束，我回到荊州，一個月左右，我先后收到了武漢大學人事處的商調函和劉處長的信。

《文藝學方法論綱》

劉處長在信中說，他向中文系主任何國瑞教授通報了我的情況，中文系領導班子商量后，一致同意我調入武大中文系，并將接受意見報告學校人事處，人事處的商調函近日發出，“我要求他們寫您收并轉校人事處。您愛人的安排可能是校圖書館，因電教中心已滿編，不知可否？”話雖不多，情感真摯而熱烈，令人感動。

何國瑞老師后來也寫信給我，歡迎我加盟武大。何老師從事馬列文論的教學與研究，和我的專業不同，按理說對我不很熟悉。不過，何老師的夫人蘇者聰教授從事唐宋文學教學與研究，1987年《文學遺產》編輯部在杭州舉辦古代文學宏觀研討會，湖北參會代表只有蘇者聰教授、王啟興教授（也是武大中文系的）和我，所以我們有一些交流，蘇老師對我比較了解。

而1980年以來，我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學術月刊》《天津社會科學》《江漢論壇》《社會科學研究》《爭鳴》《水滸爭鳴》等刊物先后發表了二十多篇習作，出版了專著《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和《古典小說新探》論文集，受到學界的關注，尤其是發表在《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5期的《金圣嘆小說理論初探》、發表在《爭鳴》1983年第2期的《論“動心說”——金圣嘆小說理論再探》，發表在《文學遺產》1985年第1期的《中國小說起源探跡》和1987年第5期的《傳統思想文化的深入反思——明代小說發展的一條線索》、發表在《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的《象征主義——中國文學的傳統方法》、發表在《天津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的《中國古代小說的審美理想》和1988年第3期的《傳統審美心理初探》等文，與文學理論有密切關系，可能因此增進了何老師和武大同仁對我的了解。

《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

收到武漢大學商調函后，我沒有馬上交給學校人事處。而是去找了我校政教系的王元璋教授，詢問他的調動情況。因為我知道他已向學校提出調入武漢大學的申請，并呈交了商調函。

王元璋教授大我8歲，“文革”中畢業于武漢大學，以研究《資本論》聞名。他告訴我，學校仍然沒有給他答復。當時要調動工作，所在學校不放人事檔案，就無法實現調動，這與后來用人單位可以重新建檔吸收人才的靈活做法是有很大區別的。我告訴他，我也準備調往武大，商調函已經來了。

他一聽就急了，勸我說：“你現在把商調函交給學校，那我們倆都走不了。全校就5個教授，一下同時走兩個，震動太大。如果我先走了，你再跟著走，震動會小些，學校也沒有理由不放。再說我今年50歲，不走就沒有機會了。你年輕，有的是機會。”

他說的確實有些道理。當時荊州師專只有5個教授。除我們倆外，還有數學系的熊廷煌教授、謝勝利教授和物理系的王恩科教授。我們倆同時走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也不能以他先走為前提。于是我對他說：

“新校長剛上任，他和你沒有矛盾，肯定希望你支持。而我對他可能構成威脅，他反而希望我走。說不定我走會更容易些。”

我這樣說，也是實情。新校長大我10歲，1964年畢業于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物理系，在荊州師范校辦工廠任廠長多年，為學校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做校長時職稱仍是副教授。

作者在主持荊州師專第二屆教學工作會

1983年我任學校教務處副處長，分管日常教學和師資，當時的教務處，除教學、師資管理外，還有科研、教材、設備、學工管理等，是學校最大的處。

1986年我任處長后，日常教學由胡錦安副處長負責，師資仍由我兼管。

1989年后，學生工作處成立，不久科研處也成立，教務處取消科研科和學工科，壓力減輕不少。

關春明校長非常重視師資建設，在經費吃緊的情勢下，仍然劃撥較為充裕的專項經費進行師資建設。

譚鼐副校長主抓師資建設，他是吉林大學“文革”前的講師，也是荊州師專首批副教授、教授，懂得大學該如何辦。在他的指導下，從1983年開始，學校就與全國著名高校聯系，將青年教師送出去定向培養碩士、博士，到1989年，教師中碩士學歷占比接近30%，每個系都有了委托培養的博士，連英語系、體育系也不例外，這在當時全國師專中絕無僅有。

與荊州師專教務處同事合影。右邊第二人為作者。

1988年，譚鼐教授調往江漢石油學院，接替他分管教學、師資等工作的正是如今的新校長。

由我撰寫的《師專師資隊伍建設目標管理模式及其在我校的實踐》在1989年申報首屆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時，關校長決定由這位分管副校長領銜，和我一起申報，該項成果獲首屆湖北省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和國家級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不分等），是全國師專獲獎的4項成果之一。應該說，那時關校長是頗為關照這位剛提拔不久的副校長的，我們的關系也是比較融洽的。

但到1992年底，關校長退休，卻沒有推薦這位副校長接班，其中原因我并不明白。由于關校長重視教學和師資建設，常常撇開分管校長向我布置工作，我又不能不執行。我隱約感覺到這位副校長的不快，也許他認為我不尊重他，越級直接向校長匯報和請示工作。

我夾在中間，實在左右為難，既不能不聽校長的指示，又不能不顧及分管副校長的感受，但又不愿花時間去做他們的工作，也自認為沒有這個能力，或者根本就不想摻和其中，因此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頭。

我甚至產生了這樣的認識：學問做不好，主要是自己的能力不行和努力不夠。行政工作做得好與不好，主要看相處的環境，有時努力會適得其反，徒耗精力。

因此，在學校班子換屆考察時，我明確說自己不適宜做行政工作，且現班子成員中最小者大我近10歲，我也沒有能力領導他們，時任校黨委書記也不一定支持我，因為他從地委秘書長調任不久，辦學理念和我已有的認識也不一樣，即使我想做也做不了。

在荊州師專泮池旁小亭邊與同事合影。右邊是作者。

然而，新校長上臺后，第一個改組的就是教務處，任命了新的教務處長，安排我做學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說是讓我集中精力抓學校學術建設，其實是要收回教務處的領導權。

因為我比他年輕，總有東山再起的時候，如果我提出調動，解除了對他的威脅，相信他是可以也愿意接受的。

王元璋教授贊成我的分析，希望我給他一點做工作的時間。我們約定，以5月31日為界，如果到時他的調動仍然沒有辦成，6月1日以后我可以提出調動申請，他不怪我。

2

我和王元璋教授的約定，顯然促進了他的工作力度。先是聽說學校已經松口放人，到5月下旬，學校將王元璋的人事檔案放出，6月上旬王元璋拿到了武漢大學的調令。

我在王元璋教授拿到調令的第二天，將我們夫妻（我愛人當時在學校電教室工作）的調動申請和武漢大學的商調函交給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長龐章杰，希望他能理解和支持我們的調動。

龐副校長根本不收我的材料，很和氣地對我說：“王教授，我們都是朋友，你知道，我們學校就你們幾個教授，教授調動的事，人事處管不了，我也管不了，該校長管。校長同意，我們辦就是了，希望你能理解，不要為難我。”

與荊州師專外教在學校圖書館前合影。右邊第二人為作者，左邊第四人為關春明校長。

我相信龐副校長說的是真心話，就說：“那好，我去找校長。”

我找到新校長，遞上申請書和商調函。對于我突然提出調動，而且是去武漢大學，他有些吃驚，可能沒有心理準備，場面有些尷尬。

他沒有拒絕接受申請書和商調函，只是喃喃地說：“我們并無個人恩怨，為什么要調走呢？你這不是逼我嗎？再說即使要走，也得讓我們商量了再答復你吧。”

我說：“我要求調動與個人恩怨無關，在這里工作二十多年了，換個地方總可以吧。你說要商量，這我理解，那下周我再來找你。”

從校長室出來，我直觀地感覺到，新校長是希望我離開荊師的，只是不能很快離開，畢竟王元璋教授剛辦完手續，走急了對他的壓力會很大。今年可是他的新政元年啊。

現在回過頭來想，人和人的矛盾許多情況下與誤會有關，而真誠的溝通也許是消除誤會的最好方法。

我和新校長缺少的正是溝通。新校長在做副校長期間很少和我談心，只是經常聽到他莫名的嘆氣。我知道他對我有誤會，以為我瞧不起他，其實我對他的領導能力是認可的，也沒有要取代他的想法。然而，我也沒有與他溝通，消除他的誤會，總以為日久見人心，他終究會明白。

《古典小說新探》

他做校長后的第一份行政文件是調整中層領導，我被免去教務處處長，由我手下的副處長李良學升任處長（李良學大我六七歲），改命我為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長任主任）。這一任命倒是符合我的意愿，一是我在教務處工作了10年，也應該換崗；二是我不大喜愛做行政工作，有些偏愛學術，他也十分清楚。

因為事務繁多，師專教務處長一般都是坐班的，可我得到老校長同意，一直未坐班，學校為我配備了三個副處長，其中一個副處長專抓日常教學管理，我的事務性工作因此減少了許多。

學校財務要求處長“一支筆”，只有教務處在我的要求下有“四支筆”，即每個副處長在其分管領域都可以簽字報銷，雖然我的權力被分解了，但我也就不必整天陷在審批的事務圈子里，心里很樂意。

我幾次提出不想當教務處長，只是被老校長的事業心和尊重感所打動，才在教務處呆了10年。如果新校長能夠事先做些溝通，我顯然是擁護這些改變的。

新校長不找我，也許太忙，也許放不下身段。我也不去找他，因為我怕別人說我攀附新貴，留戀處長的位置，在老校長被其冷落的情況下，我更不會主動去與他溝通，這會被人視為背叛老校長，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則。

《裸學存稿：王齊洲自選集》

新校長接手后，很快就為每個教授家里安裝了固定電話。在當時學校的電話程控交換機端口有限的情況下，這樣安排也說明新校長是重視人才的。

然而，新校長并沒有與這些教授們溝通，甚至連開個教授座談會，宣傳一下他的學校發展新思路，聽聽教授們的意見和建議，這樣的常規形式也沒有采取，教授們并無多少受尊重的感受。各自的想法不能有效溝通，誤會和矛盾就在所難免。

其實，王元璋教授在關校長未退休前也提出過調動，關校長就做過不少挽留的工作，我也參與過這種溝通，效果是明顯的。而新校長上任后，他重新提出調動，書記、校長都沒有和他進行有效的溝通，說明新班子對于辦學需要尊重和依靠人才的意識是不夠強烈的。這更堅定了我離開荊州師專的決心。

過了一周，我又去找新校長，他的情緒顯然平和了許多。他告訴我，調動有一套程序，學校人事工作由龐副校長分管，具體怎么處理，你要去找龐副校長。

我找到龐副校長，龐副校長仍然很客氣，他對我說：“校長指示了，你的調動按照王元璋教授的程序辦。因為你們都是去武漢大學，也要一視同仁。”

我詢問王元璋調動的程序，他告訴我，王元璋除了武大的商調函外，陶德麟校長還親自給我們學校寫了一封信，這成為學校放他走的重要條件。

他所說陶校長為王元璋調動給荊州師專寫信的事，我沒有聽王元璋說過。既然龐副校長這樣說，看來已是學校領導班子的共識，聽起來也有些道理，

我無話可說，只得努力去辦。好在我原來教過的荊州師專77級中文系學生張潔（筆名昌切）在武漢大學中文系工作，他是陶德麟校長的女婿。

陶德麟

于是我急匆匆地趕往武漢，在張潔家里找到了他，向他說明來意。張潔很熱情，馬上與陶校長聯系，那時大家都沒有手機，完全靠固定電話溝通，花了好半天工夫，才聯系上陶校長。

不巧的是，那天陶校長在東湖賓館開會，無法當面向他請求。不過，通過電話，我們得知了陶校長給荊州師專寫信的原委。因為武大經濟管理系亟需加強《資本論》研究的力量，王元璋又是校友，其研究在國內也處于領先水平，于是系領導出面找陶校長直接給荊州師專寫信，請求他們支援。

荊州師專收到陶校長的親筆信后，立即回信陶校長，表示馬上啟動放檔程序，并希望武漢大學老大哥要關心地方弱小學校的生存和發展，今后不再接受荊州師專老師調入武大的申請。

當然，荊州師專的這封信也許不是針對我的，因為當時我還沒有向學校提出申請，但陶校長說，因為有了這封信，他不便再出面給荊州師專寫信了。

《裸學與樂學：王齊洲教授從教五十年紀念文集》

我完全理解陶校長的解釋和所采取的態度，悻悻地告別了張潔。在回荊州的路上，我有一種被新校長下套的感覺：既然你們給陶校長寫了信，希望武漢大學不要再接受荊州師專的老師，為什么要我去找陶校長再寫一封信呢？明明知道陶校長不可能再寫第二封信，為什么要我去鉆這個籠子呢？

回到荊州的第二天，我沒有去找龐副校長，而是直接找了新校長，我知道控制整個事件的關鍵人物是這位校長。

我走進校長室，氣沖沖地劈頭就說：“你們同意不同意我調動，完全可以明確表態，用不著設個籠子讓我鉆。你們給陶校長寫信要武大不再接受我們學校老師的調動申請，卻又要我去找陶校長寫信，這不是明擺著坑人嗎？”其實我是一個不大容易動怒的人，那天真有些生氣。

他看我把話說得這樣明白，知道我找過陶校長。也許是自知理虧，他勸我冷靜冷靜，態度頗為誠懇地說：“其實也不是我們不放你走，是省教委袁主任不同意。你去找袁主任，他如果同意，我們可以放行。”

我不大相信他的話，怕他又在給我設套。我說：“一個老師調動，學校同意就行，袁主任怎么會管這樣具體的事呢？”

他說：“信不信由你，你可以去問袁主任。”他搖搖頭，攤開手，擺出一種無辜受屈的樣子。

從他說話的語氣和神態來看，我有點相信了。何況袁主任主管全省高教，和我也熟，是可以求證的。如果又是一個籠子，我可以再來找他理論。

我離開校長室，做好了再鉆一次籠子的準備。

作者在從教50年紀念會上與張三夕教授合影

3

省教委袁繼鳳副主任主管全省高教，很忙，不太容易聯系上。當時人們之間的聯系，只有通過固定電話、寫信或發電報幾種途徑，沒有現在這樣便捷。

為了完成調動，我必須努力聯系上袁副主任。我給袁副主任辦公室打過幾次電話，或者打不通，或者打通了無人接聽。我只好給袁副主任寫信，先后寫過兩封，也一直未見回復。

一晃到了1993年底，袁副主任到江漢石油學院檢查工作，托人帶話給我和關校長，說是想見見我們。

我和關校長應約來到荊州城東門外的江漢石油學院招待所，袁副主任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江漢石油學院

他首先詢問了關校長退下來以后的身體、生活等情況，明確表示，荊州師專在關校長領導下，是取得了很大成績的，在全國也有很大影響。新任領導對關校長的有些處理是錯誤的，如撤銷原有的研究室、外出不安排車輛等，他已對此提出批評。今天學校安排車輛送我們到石油學院，就是他特意叮囑的。希望關校長也要理解學校的困難，支持新班子的工作，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袁副主任又對我說：“你要調到武大的事，你在信中講了，學校也跟我說了。我并不是反對你去武大，武大的力量本來就強，還可以在國內外招聘師資。省教委自然更關心省屬院校的發展，湖北大學中文系現在也開設了基地班，需要加強力量。如果你愿意到湖北大學，我負責做工作，你就不要再找他們了。”

聽了袁副主任推心置腹的話，除了接受，無話可說。我當時就表示感謝袁主任的關心，愿意去湖北大學工作。

1994年元旦過后不久，我又去了一趟武漢，因為我需要給武漢大學一個交代。按照袁副主任談話的精神，我肯定是去不了武大。

事有湊巧，1993年底，武大中文系領導班子換屆，何國瑞教授退下來了，鄭傳寅教授接任中文系主任。我分別去找了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李中華教授和鄭傳寅教授，向他們匯報我的調動情況，委婉地說明，由于我們學校的原因，我可能來不了武大。他們倆都沒有否定上屆班子打算調進我的決定，只是向我介紹了武大中文系當時面臨的困難。

我從武漢回到荊州，校辦的彭開智老師告訴我，他剛出去參加了一個會議，碰到華南師范大學的校長管林教授，管校長從他那兒得知我要離開荊州師專，托他帶信給我，說他們學校歡迎我加盟。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管校長還說，他們學校雖然比不上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但老師的待遇肯定比這兩所學校好，現在教授的年收入已有10萬。20世紀90年代初，“萬元戶”就是有錢人，10萬年薪已經很高了。

管校長是龔自珍研究專家，1988年和我在襄陽開會時相識，居然五六年后還記得我，真誠地邀請我，很令我感動。然而，我已答應袁副主任去湖北大學，不容再有別的想法。

1994年春季開學不久，我接到湖北大學中文系主任熊德彪教授的電話，詢問我是否確定去湖北大學，我表示了肯定的態度。熊老師當即表示：“湖北大學中文系歡迎你！我們馬上給學校打報告，很快就會出商調函，到時再和你聯系。”語氣熱情、堅定而爽決。

過了不久，熊老師又打來電話，說是學校商調函已經開出，正好他們學校有老師要到湖北農學院（在荊州城西門外）開會，他已托這個老師將商調函帶來交給我，要我注意接收。熊老師的誠摯友好、細致周到，我至今感念在心。

湖北大學是原由武漢師范學院改建的。1978年2月至1979年7月，我在武漢師范學院中文系進修，聽過很多老師的課，參加了系里的許多活動，和老師們大多熟悉。

湖北大學

當時湖北大學中文系的實力很強，與武漢大學中文系、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有鼎足而立之勢。能夠到湖北大學中文系工作，也是我夢寐以求的。

后來聽說，是袁副主任向湖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安明道教授推薦了我，安校長推薦給中文系主任熊德彪老師，中文系領導班子研究決定后就向學校打了報告。所以一切都進展順利，沒有遇到多少阻礙。其實，一個老師的調動，牽涉許多利益攸關方，出現一些阻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當我將湖北大學商調函送交龐副校長時，他似乎早已知曉，笑著對我說：“我會通知人事處抓緊辦理，你做好下學期到湖北大學上班的準備就是了。”在我調動的問題上，他的態度始終是友好的。

困擾我一年多的調動事宜，就這樣輕輕松松地獲得解決。而這時的我反而不是那么急迫了，因為兒子在荊州師專附中讀初三，正在準備中考，我們要全力以赴支持他的考試。

正是在兒子中考期間，我接到了湖北大學人事處發來的我們夫妻的調令，愛人被安排到數學系計算機室。我們沒有急著辦理離校手續，而是平靜地陪伴兒子中考，焦急地等待中考成績，幸運地接到了荊州中學的錄取通知書。然后，聯系轉學到武漢的高中。在朋友幫助下，兒子順利轉入華中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

8月下旬，我們全家來到武漢，落腳在大姑媽家，然后陪兒子去華師大一附中辦理入學和住宿手續。又專程到湖北大學向熊老師匯報了調動的進展情況，落實了在湖北大學的居所。一切安排妥當后，我們將兒子托付給姑媽，回到荊州辦理離校手續。

荊州師專獎章

辦完離校手續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們清理家中物品，尤其是幾千冊圖書，裝箱打捆；一些不想帶走的東西送給朋友，或者作為廢品處理掉。一些亦生亦友的教師主動來我家幫忙，如蔡賢浩、孟修祥、沈光明、李家寶等。也有親朋好友約出去聚餐，快走的前幾天，幾乎每天都有聚會，生活緊張而充實。

9月27日，我在荊州師范帶的第一個班——73（8）班在荊州的學生郭家駒、屈范祥、謝忠玲、董忠惠、楊明政和曾在這個班代過課的我的同事兼兄長樊斌（孝美）老師，一起在三國酒樓為我們夫妻餞行，依依惜別，不勝感懷。其實，這些學生和我年齡相仿，有的還略長于我，亦生亦友。

9月28日，在學校總務處任副處長的郭家駒替我聯系好了一輛大貨車，類似于集裝箱，一大早就開到了學校，以保證能夠下午早點到達湖北大學。不少老師、學生都來幫我們搬東西上車，或者來為我們送行。

關校長來了，教務處的李良學處長、劉慶祥、胡錦安副處長和同事們也來了，中文系主任白少玉和楊輝映、李德堯、劉漢民、向一尊、樊斌、王群生、宋仕平等住在校內的老師們也來了，學生更是黑壓壓一片。

《湖北文學通史》

我和他們一一握手告別，只覺得鼻子發酸，淚眼模糊，我見到許多送別的人眼里都閃現著淚光。我擔心控制不住自己，于是深深地向他們鞠上一躬，說了聲：“謝謝大家！”便一頭鉆進副駕駛室，催促師傅馬上啟程……

每當回憶起這一幕，我就感動不已。我知道自己深深地愛著母校，愛著這里的老師、同學和朋友。告別荊州，得乎？失乎？我不能回答自己。

當時武漢到荊州的公路很難行，一般需要七八個小時，中途必須吃頓飯。車到湖北大學已經是下午三四點，中文系黨總支副書記劉建國老師帶著一班同學幫我們將家具和行李物品搬進學校分給我們的宿舍。

宿舍在籃球場南面，是一個六層的樓房。宿舍為大三室兩廳，我們住六樓，是調往海南大學的著名哲學家張志揚教授原來的居所。宿舍對門住的是主管后勤工作的鄭松副校長。樓下住有古漢語專家祝敏徹、邏輯學專家李先琨等知名教授。同學們搬運了一兩個小時，才將一車東西搬進我們的宿舍。就這樣，我們開始了湖北大學的新生活。

人的一生的確是一個謎。你傾情擁抱的東西，可能會突然離你而去；你未曾想得到的東西，卻不經意間來到你的身旁；你留戀已經獲得的東西，其實意味著你失去了更多的東西；在你失去一些東西的時候，卻可能獲得了另外一些東西。

古語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都是在訴說這種不可捉摸的人生經驗。人生既然不可捉摸，我們又何必拘泥于成敗得失呢？

重要的是在走完一生后，問心無愧，沒有做對不起天地良心的事，你遇見過的人都還記得你，你幫助過的人沒有背叛你，你得罪過的人不因為你的人品而記恨你，那些曾經對你不友好的人也承認你的善良和正直。

作者近照

有朋友對我說，是荊州師專那個新校長成全了你，讓你獲得了新的發展機會。這話確有幾分道理。然而，不離開荊州，做一個普通的老師，我相信自己仍然能夠生活得很充實，很幸福。“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定如是。”

幸福與否其實只是一種生命體驗和生活態度，與人的名譽地位、成敗得失關系不大。“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孔子“其為人也，廢寢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展示的便是這種人生境界。

當然，人生總會有坎坷和波折，也難免會犯錯誤，我的生活就有過一些波折，也犯過不少錯誤。因此，我對別人沒有很高的要求，善良就好。

我對自己也沒有很高的要求，盡心就是。只要不是惡意傷害，我選擇原諒任何人，就像原諒我自己。因為所有我喜歡和不喜歡的人和事，都是我人生經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告別荊州也是。

2021年9月于華中師范大學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