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法律熔爐：權力、原則與共和國司法未來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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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美國法學的整體圖景正陷入一張錯綜復雜的挑戰之網。面對新近出現的權力主張與司法方法的轉向，人們正在對既有規范進行深度再評估。當下這個時代的鮮明標記，是一種不斷升高的張力滲入那些本為維護正義與民主治理而設計的制度結構之中。

從聲名卓著的最高法院到程序嚴謹的聯邦地方法院，一股不安的暗流正在涌動。造成這一局面的，是那些用于保障權力均衡分配的制度機制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種觸手可及的不安絕非學院里的抽象討論，它已落到實處，沖擊公民自由、侵蝕制度的廉正與公信，并擾動政府權力之間那份微妙的均衡。由此勾連出的，是一個時代的清晰畫面：法律原則經受著無休止的拷問，國家的立國理想也愈發頻繁地遭到檢驗。

導致這場法理動蕩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最高法院對所謂“影子案卷”的依賴不斷加深。作為一條程序路徑，它允許法院對緊急救濟申請作出加速裁處，情形往往發生在下級法院已簽發禁令之后，而且經常不經就實體問題提交的完整書面辯論材料、不舉行口頭辯論，也不按慣例為其裁決提供詳盡的理由說明。

圍繞此種做法的批評之所以日益累積，緣于其顯著的不透明，以及其似乎規避了傳統上表征司法審查的嚴格對抗式程序，這可能削弱公眾對法院裁判公信與廉正的信任。此類介入的晦暗性還體現在，它常以簡短命令推翻下級法院經過審慎審理作出的判決，由此營造出一種局面：法律實務界與更廣泛的公眾只能對這些突然而影響深遠的行動所依據的原則進行揣測。

最高法院經由“影子案卷”作出的緊急介入，在聯邦下級司法體系層面帶來了尤為尖銳的實際后果。許多經精心構筑的法律框架與事實認定，常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被擱置。

一宗尤為典型的案件涉及人事管理局發布的相關指令。為阻止一輪擬議中的聯邦雇員裁員，地方法院審慎簽發了臨時限制令或初步禁令；但最高法院隨即裁定中止，實質上為大規模裁員開路。其后在更為詳盡的程序中，地方法院以明確措辭認定政府提交的行政記錄系一紙“幌子”，并查明政府未交付關鍵材料，其中包括與是否豁免解雇有關的關鍵材料與內部指引、以及圍繞‘非關鍵崗位’的統一認定口徑與模板信。

盡管這一嚴厲發現幾乎昭示存在蓄意遮蔽事實的嫌疑，最高法院先前的介入已使裁員進入不可逆的執行階段，致使地方法院無力阻止隨后被確認屬違法的行為。此案鮮明表明，最高法院的緊急命令即便在下級法院已識別出嚴重法律缺陷之際，仍可能放任不可彌補的損害發生，所謂“雞蛋一旦打碎便難以復原”，從而削弱司法體系糾正政府違法行為的能力。

下級司法的挫敗感并不只是程序上的不便，而是揭示出對完備法律程序的期待與最高法院介入現實之間的裂痕正在擴大。人事管理局案中的聯邦地方法官直言，自最高法院中止本院的初步禁令以來，時過境遷。被解雇的試用期員工各自離去，許多人不愿意或已無法返崗，涉事機構也已發生變化。

這番表述說明，一旦最高法院允許有害行為繼續，要真正彌補損失幾乎不可能，臨時救濟本應用于防止不可彌補傷害的宗旨因而被削弱。來自審判一線的這種聲音還折射出更深層的擔憂，最高法院的做法有時會使下級法院難以履行其法定職責，讓法官感到其細致工作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被輕易擱置，從而打擊司法士氣，削弱法治的有效性與公信力。

這種在司法體系內的系統性不滿并未局限于個別聯邦地方法院，而已在聯邦上訴法院層面顯現，各院對最高法院不透明的裁判方法表示不安。以第一巡回上訴法院為例，該院拒絕中止一項地方法院裁定；該裁定以初步禁令禁止行政當局推進撤銷或拆解包括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研究所在內的機構之舉措。

作出上述決定時，第一巡回明確將本案與此前涉及教育部的最高法院中止令加以區分，并批評指出：“從該命令中并不清楚……最高法院究竟采納了政府的哪一項論點以中止初步禁令。”這種對最高法院提出的直接“理由闡釋”要求，凸顯出在司法系統內部對透明且可清晰表達之裁判理由的普遍需求，尤其當相關決定具有重大的制度影響時更是如此。

同樣地，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一宗針對撤銷委內瑞拉公民臨時受保護身份的案件中，駁回了政府提出的中止請求。該院明確拒絕政府的論點，即最高法院早先在同一事項中的中止令應當決定本次中止動議的處理結果。

第九巡回強調，最高法院當時“并未得以審閱如今更為完備的審理記錄，而地方法院的簡易判決正是據此作出”。在短時間內，多個聯邦上訴巡回相繼表達的這類直接關切，構成一種不同尋常的集體性掣肘，要求最高法院就其命令提供透明且可闡釋的理由。倘若最高法院滿足于發布未附通常細致法律說明的指令，便會在下級聯邦法院與整個司法過程面前，留下被輕忽與失敬的觀感。

在本已緊繃的司法與制度格局之上，行政分支日益強勢的姿態又增添了一層復雜性，其規范支點往往是對“單一行政理論”的擴張性解讀。該理論主張，《合眾國憲法》第二條賦予總統對行政分支及其眾多機構的單一且近乎絕對的統轄權。

在現行憲制框架下，國會可以通過立法創設聯邦機構與職位，規定其組織形態、權限與程序，并在特定憲制限度內設定任命與免職條件；但一切設計必須與《合眾國憲法》第二條所要求的總統執行權、任命條款及分權原則相容。在可供國會運用的制度工具方面，實踐常見路徑包括：設定委員人數與合議架構、任期長度與交錯任期、跨黨派席位配額、法定“因由免職”條款、職責與程序的明確定義，乃至資金安排模式。

近年來，“單一行政理論”被推至前所未有的極端，從而對三權分立與法治的基本原則構成挑戰。就思想沿革而論，該理論自早期討論逐步演進，并在里根與布什政府時期走向顯著，服務于強化總統對行政的集中化控制。

在更當代且更激進的應用中，它旨在削弱國會與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的影響與制衡。這種對總統權力的擴張并非抽象的憲政概念，而是以一系列具體且常引爭議的舉措加以體現，深度重塑治理，并嚴苛地測試民主問責的邊界，同時反映出行政權與其他權力分支之間由來已久的結構性張力。

這種強勢的行政姿態在若干關鍵領域呈現得尤為鮮明。其一是試圖影響并控制公共話語，其二是觸及司法公正的運行。若政府官員依據對行政權的寬泛解讀而主動壓制異見或操縱媒體敘事，便會引發嚴肅的第一修正案層面關切。一個引人注目的例證是，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這位由行政當局任命的官員公開抨擊一名電視喜劇演員，隨后向電視網發出含蓄的“將承擔后果”的訊號，最終導致該節目被暫停播出。

此事與“2025 項目”（Project 2025）中關于聯邦通信委員會的章節存在隱含關聯，顯示出為政治目的動用監管權的意向。此類舉動被視為對言論自由與新聞獨立的直接挑戰，促使致力于捍衛民主的組織發起法律行動，例如依據信息自由法提出信息公開請求與訴訟，以查明官方干預的真實動機與范圍。盡管此類法律攻防常遭遇阻力，它們對于揭示本可能長期處于晦暗中的行為至關重要，也凸顯行政權的主張如何延伸為對信息的直接控制與對批評聲音的壓制，從而動搖健全而自由的媒體制度之根基。

此外，“單一行政理論”也屢被援引，為直接挑戰關鍵機構獨立性的行動提供正當化依據，其中尤以司法部及其他聯邦機構為甚。將總統的任免權（任命與免職）延伸為可以指示具體辦案結果，或撤換拒絕政治性指令的官員，已明顯背離檢控獨立的既有規范。

一則廣為流傳的事例稱，特朗普政府官員因弗吉尼亞東區聯邦檢察官未能找到針對一名政治對手的罪證而對其施壓，最終在壓力下辭職，隨后總統稱其被解職，該對手此時正就相關爭議與政府對簿公堂。隨后在“Truth Social”發布的訊息被視為發往司法部長的公開“指示”，明確要求對詹姆斯·科米、亞當·希夫與利蒂霞·詹姆斯等政治對手提起公訴，并斷言他們“罪證確鑿，只是無人采取行動”。

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已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間被大陪審團以“向國會作虛假陳述”與“妨礙國會程序”等罪名起訴； 如此程度的疑似干預被比作“水門事件級別”的情形，且系公開發生，表明將司法部用于黨派目的的強烈意愿，從根本上動搖了關于法治與法律機構獨立性的傳統理解。

規范的侵蝕還延展至聯邦人員管理領域，“單一行政理論”被用來為不服從總統具體指示的官員之解職提供正當性。以莫琳·科米為例，這位曾參與杰弗里·愛潑斯坦等重大案件的聯邦檢察官被免職，其解職通知寫明系“依《合眾國憲法》第二條及《合眾國法律》”予以撤職。該舉發生于部分黨派人物公開呼吁解雇她的輿論背景之下，因而引發對免職動機可能帶有政治報復因素的質疑。

再如，圍繞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麗莎·庫克的撤換舉措仍在推進。華盛頓特區聯邦地區法院首先作出臨時救濟，允許庫克在訴訟繼續期間留任。隨后，哥倫比亞特區巡回上訴法院以 2 比 1 否決了政府要求“暫停地方法院命令”的申請，也即拒絕中止，使地院保護性裁定繼續生效。據路透社報道，相關“按揭欺詐”指控被描述為“站不住腳且帶借題發揮性質”。

這些事例表明，一旦行政分支依憑對自身權限的擴張性理解行事，便可能在多項政府職能上合攏權力，從而潛在削弱本應用以防止權力過度集中的立法與司法制衡。

最高法院對上述行政權主張的回應同樣備受審視，尤以那些似乎對總統權威給予廣泛從寬尊重的案件為然。按理，法院負有界定行政權邊界的職責；然而，一旦其在“總統豁免”等議題上作出趨于寬泛的判斷，便可能通過“隔離問責”而無意中強化行政行為。舉例而言，若法院在論證中主張在行使某些總統權力時“動機不構成問題”，這實際上為原本可能被視為違法或腐敗的行為提供了一層護盾，從而營造出有利于濫用的環境。此種司法取向具有“常態化”本應在健全民主體制下接受嚴格檢視之行為的風險，并助長一種觀感：最高法院有時并非僅在解釋法律，而是在積極塑造一個行政權愈發不受羈束的法律生態；這也動搖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假設，即公眾對司法機構的支持會天然庇護法院免受現任者干預。

在這種緊張的法律與政治氛圍中，最高法院本身也陷入日益加深的“合法性危機”，其公眾支持率持續走低并觸及歷史低點。這場信任流失并非僅由個別高度爭議的裁決所致，更源于一種日益濃重的觀感，即法院趨于政治化，從而偏離其作為法律中立裁判者的角色定位。

前述下級法院法官就“影子案卷”與最高法院不透明介入所提出的批評，進一步加劇了危機，因為這表明司法系統內部對最高審判機關的廉正與透明存在深切憂慮。當上訴法官公開質疑最高法院缺乏理由闡述時，他們并非只是表達法律見解的分歧，而是在隱含地觸及其權威根基，暗示高院的某些做法更近似任意行使權力而非原則適法。內部質疑與外部懷疑疊加，指向最高法院的一個顯著制度脆弱期，需要其對自身角色與審判實踐作出嚴肅的再評估。

即便看似瑣碎的司法程序，也可能無意中強化“制度失范”與司法程序嚴肅性的稀釋這一敘事。以一宗誹謗案為例，總統向《紐約時報》提起金額高達 150 億美元的訴訟。起訴狀長達 85 頁，充斥自我拔高與情緒化言辭，例如自詡擁有“非凡的才華”（singular brilliance），并聲稱被告“以瘋狂方式無端仇恨特朗普總統”。

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史蒂文·梅里戴裁定該文件冗長、負擔沉重且包含與案件無關的內容，指其“內容不當、不簡明”并違反聯邦民訴規則第 8 條中“簡明明示訴因”的要求。 因而在未見被告正式提出駁回動議之前直接判決駁回，同時允許原告在 28 天內提交不超過 40 頁的修訂版本。

此案被廣泛視為出于政治動機且欠缺嚴肅性的法律動作，凸顯在某些情形下對法律程序的嚴肅性被稀釋。當這類公共奇觀同時在法庭與輿論場上演時，便會強化“司法可被個人恩怨或政治戲碼所武器化”的觀感，進一步削弱公眾對其中立與理性裁判能力的信任，并模糊合法訴訟與公關作秀之間的界線。

在這片動蕩而令人目眩的法律景觀中，凱坦吉·布朗·杰克遜大法官作為最高法院中一位重要且獨特的聲音嶄露頭角。其任期雖尚短，卻已展現出別具一格的司法哲學、鮮明可感的無畏氣質，以及對自身“公共法律教育者”角色的自覺承擔。

凱坦吉·布朗·杰克遜大法官

杰克遜并不只把自己定位為法理學者，更以公共服務者自許，主動闡釋并為法院判決提供社會脈絡，使抽象的法律原理與普通人的日常經驗相銜接。她對裁判現實影響的持續關注，使其有別于傾向以更抽象、更加疏離的方式處理法律的同儕，也與渴望更高透明度與互動性的法律共同體和公眾形成強烈共鳴。其早期貢獻反復強調對文本精確性的執著與對法律精神的體認，并始終關注法律的實際適用及其深遠的社會涵義。

杰克遜大法官的司法哲學，尤以其與“文本主義”的嚴謹交鋒為標識。文本主義是許多保守派同儕偏好的解釋方法。她并非簡單接受該方法的前提，而是在對方設定的賽道上與之進行強勢對話，一方面展現出扎實而有力的法條語言駕馭能力，另一方面揭示那種與歷史語境或立法意圖相脫離的文本主義所固有的局限與選擇性適用風險。

在法條解釋上，她采取“工具箱拓展”的方法，兼收并用立法史、國會目的以及法律運行的現實脈絡。這種方法不僅對狹義文本主義提出智識挑戰，也含蓄強調：若將解釋簡化為對詞語的孤立閱讀，反而可能遮蔽而非揭示法條的真正宗旨與意涵。她并提醒人們正視一個根本事實，即從制度原初看，憲法并未賦予法官立法權，而解釋遠較“逐詞而讀”復雜。

更為深刻的是，凱坦吉·布朗·杰克遜大法官在“原旨主義”話語上進行了勇敢的重構，尤見于她對“重建修正案”的細致而深入的闡發。法院內部有人以選擇性方式援引原旨主義為特定裁決背書，往往只取少量歷史材料；而杰克遜則以其對南北戰爭后時期的廣博與嚴密研究見長。她將非裔美國人與廢奴派在戰后時期的政治與思想貢獻推至前臺，說明他們如何深刻塑造了“自由、公民權與平等”的法律意涵。

她引用包括“有色人大會”的會議記錄與請愿在內的一手材料，并與更為傳統的歷史文本并用。此種包容性的歷史取徑尖銳質疑那種只偏重白人男性開國者視角的“排他式原旨主義”，表明若要對例如第十四修正案進行全面且誠實的原旨審視，結論很可能大為不同，并且常常更具進步導向。通過這樣的路徑，她拆解了“波將金村莊式”（Potemkin-village）布景式原旨敘事”，迫使憲法法學重新思考歷史敘事的建構與運用。

這種以歷史為柱石的學術參與與其堅實的司法哲學相互嵌合，也不可避免地與其同事，尤以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之間，形成復雜而動態的互動。在杰克遜到任之前，托馬斯多年以最高法院上唯一的黑人法官身份出現，常將個人敘事與特定的保守派種族經驗視角注入其法理，由此在種族議題上形成某種“認識論權威”。

其闡述往往深植于個人經歷與歷史引證，例如在“弗吉尼亞訴布萊克案”中關于焚燒十字架合法性的有力意見，因缺少另一位黑人法官的直接對話而格外具備分量。然而，杰克遜的加入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格局，在最高法院層面建立起新的多聲部互動，為關于種族與身份的憲法思考引入了截然不同的聲線與路徑。

法院構成的變化，使一種更為鮮明的“代際沖突”浮現，而不僅是族際差別。兩位大法官各自承載迥異的黑人經驗敘事與法律詮釋傳統，并在法理路徑上展開角力。凱坦吉·布朗·杰克遜法官憑借哈佛法學院的學術訓練、扎實的初審法院審事實務以及對歷史種族動態的學術洞見，提出了另一條更為擴展的黑人法學路徑。她持續而系統地介入種族與歷史議題，尤其通過其“包容式原旨”的宏闊實踐，對既有敘事形成直接的智識反駁。

在“學生公平錄取訴哈佛案”等里程碑案件中，克拉倫斯·托馬斯法官曾點名批評她的論述，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她的出現被視為對既有“獨占性權威”的正面挑戰。于是，僅僅是另一位黑人法官以自身經驗與法理路徑發聲，便可能被某些人視為“不合時宜”甚至“放肆”，這恰好揭示出司法系統內部對于權力與知識等級結構變動所體現的深層抵觸。

除了她在實體法上的貢獻以及在法院內部的互動外，凱坦吉·布朗·杰克遜大法官還自覺承擔起面向公眾的法治教育職責，彌補了司法體系中的一處關鍵領導空缺。身處一個司法系統遭受前所未有審視且愈發面對言語與人身威脅的時代，她愿意坦率談論法院現狀，并有力捍衛聯邦下級法官的廉正與聲譽，這一點尤為重要。

這種積極姿態與首席大法官在維護司法獨立上常見的謹慎乃至不時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盡管首席大法官名義上代表聯邦司法，他往往在回應針對總統的籠統批評時發聲，卻常對直指特定法官或特定司法環節的攻擊保持沉默。相較之下，杰克遜法官始終且明確地為地方法官與上訴法官的細致工作與固有勇氣發聲，并屢次援引有力的歷史范例，說明法官如何在巨大政治與社會壓力下仍堅定維護法治。

她以直接而飽含情感的方式向下級法院法官發聲，鼓勵他們在外部壓力面前“挺直身軀”并保持“勇氣”，這一呼吁在一個常感到“被低估、被圍攻”的司法共同體中引發了強烈共鳴。此種姿態并非止于辭令，而是一種面向公眾的法治教育實踐，旨在去以公眾可理解為導向的審慎溝通。她坦率表達自己對最高法院行為如何具體影響民主與法治的憂慮，并以清晰、可達的方式闡釋復雜法律問題，從而在普遍懷疑與制度緊繃之際積極修復公眾信任。

這種坦率而負責的姿態有力沖擊了對最高法院大法官常見的“深居簡出”想象，展現出對透明與問責的堅定承諾，此乃民主制度長治久安不可或缺之要件，因為一個健全的民主片刻也不能離開敢于表達關切、并能向服務對象清楚說明裁判理據與制度憂思的司法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