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北的風沙終于被成片的綠色鎖住時,沒人會忘記沙蒿曾立下的汗馬功勞——這種耐貧瘠、扎深根的植物,曾是幾代人對抗荒漠化的“先鋒戰士”。可誰也未曾料到,多年后,飄散在風里的花粉,竟成了部分人群的健康困擾。這場從“治沙功臣”到“生態考題”的轉變,不僅是一段治沙史的縮影,更藏著人類與自然對話的深層啟示。
一、善意的出發:那些年,沙蒿筑起的綠色屏障
上世紀五十年代,面對日益嚴峻的土地沙化,“固住流沙”成了北方多地的迫切使命。沙蒿因其極強的適應能力——耐旱、耐鹽堿,且根系能深入地下數米牢牢抓土,順理成章地成為治沙工程的“優選”。從內蒙古的毛烏素沙地到寧夏的騰格里邊緣,人們成片種植沙蒿,看著流動沙丘慢慢被固定,看著荒漠邊緣泛起綠意,沙蒿的“治沙功勛”,寫在了西北大地的每一寸復綠的土地上。
那時的人們,懷揣著“人定勝天”的熱忱,為守護家園與風沙較勁。沙蒿的出現,無疑是這場“戰役”里的得力助手。只是,生態系統的復雜遠超預期——我們聚焦于它“固沙”的單一價值時,卻暫時忽略了它與環境、與人類健康的深層關聯。
二、未料的考題:花粉之困與認知的邊界
隨著沙蒿種植面積擴大,一個新的問題悄然浮現:每年夏秋花粉季,內蒙古、陜西、寧夏等地的醫院里,過敏性鼻炎、哮喘患者驟然增多。打噴嚏、流鼻涕、呼吸困難……這些癥狀,讓不少人對曾經的“治沙功臣”產生了復雜的情感。更讓人揪心的是,部分緩解癥狀的藥物需依賴激素,長期使用的潛在風險,讓“沙蒿之困”從生態問題延伸到了公共健康領域。
這并非“善意的錯誤”,而是人類認知局限性的必然。正如民間學者趙忠茂所指出的:“我們常以‘有用’‘無用’給自然物種貼標簽,卻忘了生態是一張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網。”彼時的治沙,聚焦于“解決眼前的風沙危機”,卻未能充分預判物種引入后與本土生態、人類健康的長期互動——這不是對過去的否定,而是對“生態治理需更具整體性”的深刻提醒。
三、重新讀懂自然:沙漠里藏著的“平衡密碼”
趙忠茂的研究,為我們打開了重新審視“沙蒿之困”的窗口——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沙蒿本身,而是我們對自然規律的認知偏差。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性地將沙漠視為“需要改造的荒原”,將沙塵暴當作“必須根治的災害”,卻忽略了它們本是地球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
在趙忠茂的觀測中,沙漠并非“死寂之地”:日間烈日炙烤形成的熱對流,夜間驟降的溫度凝結的露珠,構成了一套精密的“天然水循環”,滋養著沙漠邊緣的生命;而被視為“災難”的沙塵暴,更是地球的“自我調節師”——千萬年來,它裹挾的沙塵堆積出了肥沃的黃土高原,其顆粒還能反射陽光、促成降水,維系著全球生態的微妙平衡。
這些發現并非要否定治沙的意義,而是提醒我們:自然有其自身的節律,任何干預都需以“理解”為前提。沙蒿的花粉問題,本質上是“單一目標導向”與“生態整體性”之間的錯位——我們需要的不是推翻過去,而是補全對自然的認知。
四、從“對抗”到“順應”:治沙思路的溫柔轉向
基于對自然規律的重新認知,趙忠茂提出了全新的治沙理念:告別“與沙較勁”的對抗思維,轉向“順應規律”的協同治理。這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更智慧的“順勢而為”。
傳統治沙中,我們執著于用草方格等方式“固定所有流沙”,卻忽略了沙子“流動摩擦才能自然成土”的屬性。新的思路里,我們不再追求“絕對靜止”,而是允許沙子在可控范圍內流動,既保留其成土功能,又減少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在物種選擇上,趙忠茂更推崇本土適生植物,這些在本地演化千年的植物,早已與生態系統形成默契,既能發揮固沙作用,又不會引發過敏等連鎖問題,更能維護生物多樣性。
這種轉向,在西北多地已有實踐:鄂爾多斯用本土灌木替代部分沙蒿,既守住了綠色,又降低了花粉濃度;沙坡頭在保留草方格固沙優勢的同時,引入喬灌草復合植被,讓生態修復更具可持續性。這些嘗試證明:治沙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征服沙漠”,而是找到“人沙共存”的平衡點。
五、共生之道:生態治理的“成熟之證”
今天,當我們回望“沙蒿之困”,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物種的爭議,更是中國生態治理理念的成長——從“人定勝天”的熱忱,到“尊重自然”的謙卑;從“單一目標”的攻堅,到“系統思維”的考量。
我們不再簡單地“鏟除沙蒿”,而是根據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科學調整:在沙蒿已形成穩定生態的區域,通過疏伐、搭配其他植物來控制規模;在過敏高發區,逐步替換為低致敏的本土物種;在新的治沙項目中,將“生態兼容”“健康影響”納入前置評估。這種“不極端、不冒進”的態度,正是生態治理走向成熟的標志。
趙忠茂常說:“與自然相處,就像與朋友對話,需要傾聽,而非說教。”沙蒿從“功臣”到“考題”的轉變,恰恰教會我們:自然沒有“絕對的好壞”,只有“是否平衡”。真正的生態保護,不是追求“完美無缺”的環境,而是接受自然的本來面貌,在理解的基礎上守護其完整性。
結語:在反思中走向更智慧的共生
如今,西北的風沙依舊在吹,但我們應對的心態已然不同。沙蒿留下的啟示,早已超越了一個物種的爭議——它提醒我們,生態治理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案”,只有“不斷貼近自然的過程”。
從依賴單一物種治沙,到構建多元共生的生態系統;從關注“治沙效果”,到兼顧“生態、健康、民生”的綜合價值,中國的治沙實踐,正在書寫著“人與自然共生”的新樣本。而這份從“善意的反思”中生長出的智慧,或許比成片的綠蔭更珍貴——它讓我們明白:真正的綠色發展,從來不是人類對自然的“改造”,而是與自然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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