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對話鄭永年｜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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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歷史性跨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蘊含著理論創新的巨大動力、活力、潛力。國際關系研究既屬于理論研究范疇，是社會科學的重要分支，也關涉一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堅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導，建構與兩個大局相匹配的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為理解和應對國際形勢變化提供中國自己的理論框架？立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如何把實踐命題深化為理論課題，進而回答好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圍繞上述這些問題，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接受了《人民日報》旗下學術期刊《人民論壇》雜志社的采訪。

鄭永年接受《人民論壇》雜志社專訪。《人民論壇》創刊于1992年，是由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政治軍事法律綜合類學術期刊。

《人民日報》（2025年09月22日 第09版）

《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訪談錄） ——對話鄭永年》

中國和西方的國際關系經驗不同，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

《人民論壇》雜志社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已成為學界研究熱點。就國際關系學科來說，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有哪些現實背景？

鄭永年：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以來，這一命題已經成為理論界、學術界的關注焦點和研究重點。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也是幾代中國學人的夙愿。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前無古人，為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從積貧積弱的落后農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舞臺上具有強大國際影響力的負責任大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又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

從歷史與現實看，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擁有悠久和豐厚的實踐經驗。中國擁有數千年不中斷的文明史及豐富的外交實踐，有近代以來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慘痛經歷，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各個領域的成功經驗。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實踐經驗概念化理論化體系化，不僅可以產生各種不同的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而且可以形成真正能夠解釋和預測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的理論工具，用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為國際學術界注入強勁的發展動力。

《人民論壇》雜志社

在實際建構過程中，學者面臨著哪些挑戰？

鄭永年：首先是在思維方式上，仍有學者有意無意地生搬硬套西方思維方式或者西方理論解讀中國實踐，而沒有充分考慮中國實踐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界已經培養了規模可觀的國際關系研究隊伍，也產出了越來越成熟的理論成果。

曾經，西方幾種國際關系理論，包括（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等一度在國內學術界盛行。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學者自主意識增強，這種現象有了很大改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

新時代以來，我國廣大學者意識到，不能照搬西方理論來闡釋和總結中國的國際關系經驗，而要從中國的歷史傳統出發進行自主創新。正如西方學者往往從古希臘城邦國家之間的“國際關系”來尋找思想源泉一樣，國內一些學者也試圖從中國古代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來尋找靈感。從那時到近代，中國擁有豐富的處理國家間關系的經驗。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多極化格局”。天下分裂為數十個諸侯國，它們之間既有爭霸戰爭，也有合縱連橫的外交手段。圖源：新華社

總結中國的經驗很重要，但過程并不容易，至少有兩個重大問題需要解決。

其一，在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時，需要避免以西方的思維方式來分析中國經驗。中國古代的一些歷史經驗，被有些人拿來當作驗證西方概念和理論的案例，看似有學術創新，實際上是“西方概念、中國材料”“西方命題、中國案例”。這樣的研究表面上中國是主體，但無法形成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的原創性概念和理論。

其二，國際關系是現實的、變化的，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所面臨的環境差異很大。中國古代的知識經驗可以借鑒，但很難幫助我們建立能夠完全解釋現代國際關系的知識體系。西方學者借鑒古希臘城邦國家相互交往與戰爭的歷史經驗，主要是為了探討國際關系的本質，因此他們借用的是霸權、權力、聯盟等對其有用的一些概念。

《人民論壇》雜志社

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其重要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

鄭永年：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建立在西方國家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之上，能夠解釋西方經驗，但無法解釋中國的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很顯然，中國和西方的國際關系經驗并不相同。

實際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個或幾個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也不存在一個或幾個可以拿來就套用的國際關系理論。即使西方國家之間，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是不盡相同的，盡管其在文化方面有類似之處。再進一步說，即使是歐洲國家之間，各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側重點也是不一樣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既建立在中國的國際關系實踐經驗上，也傳承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至少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方面，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在周邊外交、大國外交、區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等領域，中國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經驗，需要全面總結和提升凝練為理論體系。

另一方面，可以為世界理解中國的國際關系實踐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少數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國際關系和外交理念認識不清，甚至故意歪曲誤導，這就更需要我們向世界提供認識中國的正確方法。如果我們不能向世界提供能夠解釋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的概念和理論，世界就難以準確理解中國。

地緣政治既影響一個國家的國際關系實踐，也塑造這個國家關于國際關系的概念和理念

《人民論壇》雜志社

從西方國際關系概念和理念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看，其中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鄭永年：地緣政治是一個關鍵因素。地緣政治既影響一個國家的國際關系實踐，也塑造這個國家關于國際關系的概念和理念。近代國際關系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歐洲。歐洲的地緣政治，深刻影響了歐洲的國際關系實踐和國際關系理論。

歐洲的國際關系建立在主權國家之間，主權概念既決定近代主權國家的內部構造，也決定國家之間的關系。

強調法律地位的主權平等是歐洲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為什么講平等？主要是近代歐洲沒有產生一個超級大國，主要國家間力量相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個國家。正因為事實上的比較平等，歐洲國家在處理關系時才會強調平等，而這種平等又通過國際法體現出來。

維也納會議在重建歐洲秩序的同時，也為五大國主導的“歐洲協調”體系奠定了基礎，該體系通過權力制衡避免某一大國獨霸歐洲。圖源：Getty Imagies

歐洲國際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國家間的聯盟政治和權力平衡。確立國家間的主權平等原則，并不是說它們不會面臨國際關系現實中存在的“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即出現追求私利的主權國家，會對另一個國家構成威脅。所以，國家間的結盟成為重要策略，通過結盟來防止另一個國家或者另一個國家同盟的威脅。兩個旗鼓相當的國家集團，才能構成相互制約。

歐洲國際關系的第三個特點，是海洋擴張戰略，這與地緣政治密切相關。很多歐洲國家是沿海國家，熟悉海洋，但內部資源又非常有限，這促成了這些國家走海洋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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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是怎樣發展的？是否也與地緣政治相關？

鄭永年：從概念上說，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深受歐洲影響。但實際上，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歐洲差別很大。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基本上是由移民到美國的歐洲學者創立和發展起來的。美國成為霸權國家和維持霸權的能力，也與其所處的地緣政治密切相關。

在多數情況下，美國與歐洲以及歐洲國家之間缺少直接的、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這個因素很重要，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能夠成為西方國家的領頭者。很難想象，如果美國位于歐洲，歐洲國家還會接受美國的領導。歐洲各國之間力量旗鼓相當，很難有一個國家建立絕對的霸權。在所有大國中，美國地緣政治環境相對簡單，有兩個主要陸地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國成功地建立起以自身為中心，并且能鞏固其地位的北美自由貿易區。

1993年12月8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圖源：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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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緣政治因素外，美國維持霸權還有什么重要手段？

鄭永年：第一個是市場經濟手段。市場不僅整合了美國及其盟友的關系，更減少了維持盟友關系的成本。用經濟手段來維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軍事手段顯得“軟”性，更容易為其他國家所接受。

第二個手段是向其他國家“征稅”。相對簡單的地緣政治環境，本來就使得美國有能力拓展其國際影響力，具有影響國際經濟貿易體制的能力、美元是國際貨幣、自身是消費大國等因素，使得美國具備向其盟友甚至他國“征稅”的能力，能夠迫使其他國家承擔和分攤維持美國霸權地位的成本。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反映的是上述事實，是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和行為方式的論證。無論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還是這些理論內部的各種變種，如霸權穩定論、民主和平論等，都是對美國國際關系實踐的直接反映和辯護，并不是國際關系的一般規律。

實際上，近代以來，不少國家都以自己為中心構建區域秩序或者國際秩序。客觀地說，從國家實際條件出發構建區域秩序或者國際秩序，也是比較現實的策略選擇。但這里需要指出兩個容易出現的認知錯誤：一是認為自己國家是文明的，而其他國家都是野蠻的；二是在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時，不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表現為本國優先，尤其是極端自私的外交行為。如果這兩種認知錯誤大肆推行、轉化為實踐，是違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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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看，地緣政治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鄭永年：在傳統社會中，中國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概念和理論，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處理國際關系的政策和經驗。從當時的政策可以明確看出，中國的對外交往行為也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從邊疆到周邊再到世界，這是中國傳統的國際關系思維次序。中國傳統地緣政治最主要的關注點是邊疆問題。圍繞邊疆問題，中國傳統地緣政治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強調以維護自身和平為目的的防守。這個特點較為明顯的例子就是修筑長城以防御外敵的進攻。歷史上，中國并沒有發展出像西方那樣具有擴張性的外交戰略。

二是強調陸地國家內部統一。盡管中國有很長的海岸線，也很早發展出先進的航海技術，但是并沒有轉化為發展海外關系的動力。鄭和下西洋能夠說明這一點。古代中國沒有成為一個依靠海洋發展的國家，不是因為缺乏能力，而是因為當時的政策選擇。實際上，中國并不是被陸地“鎖住”的國家，而在政策上作出這樣的選擇，也是受地緣政治影響。中國周邊有那么多國家，正是因為被眾多國家所包圍，為了處理邊疆問題，周邊外交成為中國國際關系的重點。處理邊疆問題始終是中國傳統外交的主要方向。

三是具有開放色彩的朝貢制度。近些年，學界對朝貢制度的研究比較多。有學者認為朝貢體系表明古代中國只想要其他國家表面上的服從，沒有向外發展自身的實力。這是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影響下的一種誤解或曲解。實際上，古代中國強調的是“貢賦”概念，而非“朝貢”。“朝貢”是西方學者強加給中國的說法。如果用現代的概念看，“貢賦”體系更像現在的“單邊開放”。外國使者向中國朝廷獻上禮品之后，可以從中國皇帝那里獲得價值更大的禮物，并且往往獲得在中國經商的權利。需要強調的是，朝貢制度的形成也與地緣政治有關，是古代中國為了穩定周邊環境的制度設計。

朝貢體系象征性和禮儀化的“等級秩序”被認為有助于降低潛在的沖突風險。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不管人們對中國傳統外交如何評價，這種外交維持了數千年。古代中國的邊疆治理以及周邊和區域外交，是相當成功的。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其他各種形式的帝國都發生復雜的演變甚至解體，而中國一直大體上保留了傳統疆域。這是如何做到的呢？很多人強調文化因素。文化固然重要，但文化因素又是怎樣起作用的？中國能夠在漫長歷史進程中造就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文化，這一事實本身就和地緣政治相關。在世界歷史上，很多帝國只顧向外擴張，而忽視了內部的文化建設，因此缺少內聚力。

形成能夠科學解釋和預測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的自主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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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當代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嶄新定位？

鄭永年：隨著當代地緣政治條件改變，國際關系也變得更為復雜。與中國大國地位相適應，習近平外交思想提出一系列處理國際關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其中，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成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創新。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類前途命運和時代發展大勢，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推動全球合作、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并創造性提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反映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定位。

在實踐層面，中國和東盟互為最大貿易伙伴，雙方已全面完成自貿區3.0版升級談判；上海合作組織自2001年成立以來不斷發展壯大，已經成長為26國參與、在50多個領域開展合作、經濟總量接近30萬億美元的世界最大區域組織，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強；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深入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在全球融資治理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等等。

這些實踐表明，中國所倡導的真正的多邊主義、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文明交流互鑒等主張都取得了豐碩成果，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

7月18日召開的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大會現場。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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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外交有哪些鮮明特色？

鄭永年：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戰略自主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表現出以下特色。

一是大國外交。習近平主席指出：

“大國關系事關全球戰略穩定，大國肩上都承擔著特殊責任。中國致力于推進大國協調合作，期待大國和睦相處，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大國外交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發展同主要大國的關系。大國外交很重要，因為它影響國際秩序的構架。中國要履行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責任，就必須參與大國外交并且成為重要一員。今天，中國同包括俄羅斯、美國、法國、印度等在內的所有大國都頻繁交往互動，不僅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是為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二是發展外交。習近平主席指出：

“走在前面的國家應該真心幫助其他國家發展。吹滅別人的燈，并不會讓自己更加光明；阻擋別人的路，也不會讓自己行得更遠。”

中國外交表現出發展外交的鮮明特色。發展外交主要是指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全球南方國家的外交。近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掠奪發展中國家資源，把發展中國家當作原料產地和傾銷商品的市場，造成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自身。更為嚴峻的是，個別西方國家發展起來之后，就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抽掉，阻礙發展中國家獲得平等發展權利。

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秉持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理念，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多發展新機遇，助力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我們深刻認識到，如果一些國家發展，而另一些國家不發展，那么世界經濟是不平衡的，國際社會就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因此，中國提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主張自己過得好，也讓別人過得好，注重眾人拾柴火焰高、互幫互助走得遠，謀求共同發展、合作共贏，促進共建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三是開放外交。開放已成為當代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的鮮明特點。開放外交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真正的多邊主義。某些國家宣揚的多邊主義本質是排他性的、專門針對第三國的“團團伙伙”，中國踐行的真正的多邊主義是開放包容的，不針對其他任何國家，而是致力于解決全球面臨的共同問題。

第二個層面是制度型開放。規則和標準，都是國際秩序運行的制度條件。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日益融入世界經濟發展大潮，在規則對接和制度型開放方面邁出堅實步伐。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第三個層面是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不斷以更高水平的開放推動世界發展。實際上，無論在哪個層面，中國的開放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向世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有效途徑。

中國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全球約30%的人口、30%的經濟總量和30%的貿易額。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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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沃土，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這個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應當怎樣開展？

鄭永年：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的實踐基礎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從傳統到當代的創造性轉型。

第一，需要重新認識和闡述中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傳統智慧。比如貢賦體系，這一體系能夠存在和發展數千年并不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從理念看，這是一種道德現實主義，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實踐表達，既承認大國的責任，又兼顧大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中國能夠長期維持遼闊的疆域，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貢賦體系是一種具有高度伸縮性的區域和國際秩序體系。

第二，正確認識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的圈層結構。前面所述中國古代從邊疆（陸地邊疆和海洋邊疆）到周邊再到世界的次序結構，在當代獲得了創造性轉型。如果圈層結構強調的是國家安全，那么當代中國的全球觀和國際觀反映的則是更大范圍的國際交往，并且無論在周邊還是國際，中國堅持的國際關系原則都是一樣的。

第三，不干預主義。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以來，中國從不主動干預其他國家事務。個別西方國家干涉他國事務的結果是，被干預國家無法形成自主的秩序，而當國際力量對比出現變化時，這些國家就可能出現無政府狀態。干預主義，是西方一元主義價值觀的直接反映。中國踐行的是真正的多邊主義，尋求和各國打交道，但從來不會主動干預當地秩序。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相處數千年，從來沒有把哪個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近代以來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使中國的不干預主義不僅延續，并得以強化。

第四，接觸與自治。中國從來不是西方所說的那種孤立封閉的國家。相反，中國對探索世界深感興趣，否則就不會有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會有今天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倡導達則兼濟天下，和世界接觸，傳統的主題是“和氣生財”，當代的主題是共同發展。中國強調自己的自主和自治性，也尊重他國的自主和自治性。盡管主權這一概念產生于近代西方，但就其本質而言，中國對外交往的諸多傳統實踐已經體現了主權的內涵和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既獲得發展，也保持獨立，這是難能可貴的。這是中國的追求，也是中國對其他國家奉行的原則。

第五，對外開放與生生不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

在所有存在過和現存的幾大文明中，中華文明彰顯著鮮明的開放性。開放不僅表現在物質層面，也表現在精神層面。中國人深知，只有在開放的狀態下，自己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只有在開放狀態下，中國才可以兼濟天下，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自己好了，其他人也好；其他人好了，自己可以更好。這是當代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展現出來的風貌，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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