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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極簡中國近代史系列的第29篇,感興趣的可以瀏覽前面章節。
1868年6月6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通訊。
大清國特使將于今日下午拜會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
這一消息不啻于向平靜的湖面投下一塊巨石,那都不是激起一片漣漪,而是浪花飛濺。
整個華盛頓都沸騰了,大家爭先恐后擠進白宮排隊,包括許多女士,只為見一見傳說中的中國人。
這可不是開玩笑,以大清國的封閉程度,能在那個年代見到一名中國人,尤其還是清朝官員,難度堪比在外國看到大熊貓。
大約上午十一時許,清朝的使節隊伍來到了白宮,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和其他政府閣員正在藍廳迎候他們。不過令圍觀吃瓜群眾傻眼的是,由兩名清朝官員陪同,走在最前面,頂著“大清國充辦各國交涉事務一品頂戴欽差大臣”頭銜的使團團長,居然是一名高鼻深目,皮膚白皙,標標準準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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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怎么一回事?事情還得從1868年說起。
這一年的清政府,日子并不好過,因為又到了修約的日子。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并約定于1868年進行修約。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是怎么打起來的?就是因為修約。清政府對修約進行層層阻撓,最終迎來了個北京城被攻占,圓明園被火燒的屈辱結局。
挨了這么疼的打,即使顢頇如清廷,也多少張了點教訓。因此這一次,說什么也不能明著阻撓。
條約得修,不然洋大人會不高興。但是也不能洋人說啥就是啥,得想辦法了解一下各國的想法和底線,至少也得掌握一下國際通行的規則和法律,這樣才能在修約的時候少吃虧,甚至占到一些便宜。安撫住洋人以后,爭取時間悶頭發育,等實力上來了,再撕破臉也不遲。
總理衙門還頗為自己臉上貼金的給這條政策起了個名字:羈縻之策。
方法是個好方法,至少說明了在奕?的領導下,清廷已經比前兩次鴉片戰爭時有了一定的進步,只可惜,長進的并不多。
因為,百官又為一個現實的問題吵了起來。
想要了解洋人,像以前一樣閉關鎖國肯定是不行的,至少也應當派個使團出國看看,但是使團出國,就不可避免會見到外國元首。如果按照西方的傳統禮節行握手鞠躬之禮,那么以后外國使節來面見清朝皇帝,就沒有辦法要求對方進行跪拜。
如果按照大清規矩進行跪拜,那么太有辱國體,堂堂大清使臣怎么能去跪拜那些夷人呢?自然也是萬萬不可。
為這個面子問題,大家鬧得不可開交。最后,也不知道是那個大聰明一拍腦袋,想出了一個極其天才的主意,派個外國人代表大清出使不就完了!
首先,外國人當團長,如果跪拜外國元首,那不會有損大清國體,畢竟洋人跪洋人,與我何干。其次,如果不跪拜而是用西方禮節,那代表的是個人行為,不代表清朝的國家意志。以后大清皇帝見到外國使節,一樣可以要求對方必須跪拜。
所以,這就叫進可攻,退可守,不管怎么都有話說。
解決了最棘手的環節,那么就剩下一個現實問題了,選誰來當這個洋人團長。
一個人眾望所歸,他就是剛剛卸任美國駐華大使,正在等待回國的蒲安臣。
蒲安臣,何許人也?這是林肯總統親自任命的首任美國駐華公使,人家原名叫Anson Burlingame。
之所以起了這個讀起來有點怪怪的中文名字,大概包含了清政府那點一廂情愿的小心思,一個安分守己的臣子。
別看蒲安臣在中國知道的人不多,但人家在美國可是聲名赫赫,是共和黨的建黨元老之一,建國同志見到人家那都得尊稱一聲前輩。
蒲安臣的人生很勵志,1846年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后,在波士頓從事律師工作,擅長演講,逐步進入美國政界,于1853年成為麻省的參議院,1855年到1861年更是擔任了國會眾議院議員。
他是一個堅定的廢奴主義者,為了擁護自己的信念,他甚至還接受了擁護蓄奴的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民主黨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提出的決斗邀請。連決斗用的來復槍都選好了,可惜最后關頭布魯克斯服慫了,這使得蒲安臣成了全國知名的英雄般的紳士。
林肯對這個才華橫溢且不乏勇氣的年輕人很是欣賞,上任后,就將蒲安臣任命為駐華公使,千里迢迢來到中國。
從蒲氏的人生經歷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個對弱者懷著同情之心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名政客。再加上當時的美國跟英法等國不同,對清朝秉持著嚴格的中立政策,不主動動武,也不謀求建立殖民地。
這種溫和的外交政策,再加上蒲安臣本人對清政府具備的同情心理,讓總理衙門那些碰到洋務就頭疼的大臣們把他當成了“我們真正的朋友”,遇到涉外事務就會找蒲安臣幫忙出主意,或者居中調停各方關系。
以蒲安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此君在中國供職長達40年,最大學術貢獻是創制了中文的羅馬字拼寫法,用來拼寫中文。例如“毛澤東”拼寫為“Mao Tse-tung”,“蔣介石”為“Chiang Kai-shek”。
現在很多譯者把“Chiang Kai-shek”譯為“常凱申”,出現這種錯誤的原因就是不了解威妥瑪創造的這種拼音法。
在華任職期間,威妥瑪就是一位典型的洋大人,性格十分張揚,脾氣也不好,容易沖動,他一方面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向他的歐洲老家學習,一方面又慣于利用這種中西差距威嚇和逼迫清廷。威妥瑪造訪總理衙門是家常便飯,因此常常引起雙方的不愉快。
因英國公使館秘書馬嘉理被殺一事,他曾經當著清朝官員的面,舉起雙手大喊:“他們(指中國人)必須接受這個,不然就是戰爭;我,威妥瑪,一定要辦成這事,只要上帝還存在我就要干成!”
相較之下,從不發脾氣,也不仗勢欺人的蒲安臣就成了大清官員眼中的天使。因此,在恭親王等人的全力促成下,朝廷很快就下令,任命蒲安臣作為欽差大臣,率領使團出訪歐美各國。
為了制衡蒲安臣,確保不出現有辱國體的事情發生,恭親王還任命了兩名同等地位的中國欽差,包括花翎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一起隨同蒲安臣出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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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自己的這項新工作,蒲安臣表現出了高度的興奮和使命感,在他看來,能帶領這個古老且封閉的帝國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一種莫大的榮耀。
在給國務卿西華德的一份關于自己擔任中國特使的詳細匯報中,他激情澎湃的寫下如下字眼:當世界上最古老的、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國家要和西方建立關系,并通過他的代表要求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去居中幫襯這一變化的時候,這個外交使命是不應該被加以商量或者拒絕的。
出使的第一站,蒲安臣選擇了自己的祖國,美國。
1868年6月23日,星期二,紐約曼哈頓第十四大街和第五大道旁邊的著名餐廳“戴摩尼柯”(Delmonico’s)燈火通明,紐約州包括州長、副州長等在內的官紳名流濟濟一堂,熱切期盼著來自中華帝國的欽差大臣、同為美國同胞的蒲安臣的演講。
這是中國官員第一次以正式身份在外國公眾面前進行演講,為此蒲安臣還特意為中國制作了一面黃色的國旗:“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自此,龍旗成為晚清中國的一個象征。中國也首次以主權國家的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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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講之前,美國人甚至還奏響了一首中國國樂,這可能是最早在外國演奏的相當于大清“國歌”的歌曲,可惜美國的記載沒有指明具體演奏了哪首國樂。
緊接著,蒲安臣充分發揮了他的演講才能,進行了一次堪稱教科書的精彩演說,只可惜,現在不管是在中國教材還是外國各類著作中,都難以看到這次演講的全文,但其中很多精彩的句子,現在聽起來依然讓每一個中國人感慨萬分。
蒲安臣充滿感情的說道,這個古老又神秘的國度,她從迷霧中走出,來到了西方,她帶來的不是威脅的言語,而是一句孔夫子一句最偉大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她不希望戰爭,不希望你們去干涉她的內政,她要求你們去尊重她領水的中立以及領土的完整。(鼓掌)一言以蔽之,她要求在完全的自由中精確地按她自己最擅長的文明之路來做事。(歡呼)
看看一百多年前美國共和黨元老的話語,再看看今天美國共和黨的所作所為,我只能說,物是人非。
隨著蒲安臣充滿感情的演講,聽眾的情緒也愈加高漲,最后他用了幾句排比的“勿擾她”作為了結束語。
中國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講禮的民族,一個有耐心的民族,一個溫柔的民族,一個勤勞的民族; 勿擾她(Let her alone);讓她享有自己的獨立;讓她利用自己的時間、按照自己的道路發展吧。 勿擾她,然后通向北方俄羅斯的大道上的商隊,將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出現。 勿擾她,然后大英輪船公司和法蘭西火輪船公司的噸位,將大大增加。 勿擾她,然后你們自己的航線以及其他許多你們想建立的航線,其噸位將會十倍地增長;這種想象在將來可以也將會變得閃亮起來,只要你們公平、正義地對待中國。
這是一次偉大的演講,其中的許多句子振聾發聵,即使放到今時今日,仍然是許多中國人想對美國說的話。
這也是一次意義極其深遠的演講,作為一名中國人,我認為意義完全不亞于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因為蒲安臣說出的就是每一名中國人的夢想。
正是這次演說,讓美國人認識到了一個生動且和善的中國,他們以平等的態度同中國簽下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這是一份完全對等的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份,甚至也可以說唯一一份平等條約。
條約中,美國承認中國對自己的領土擁有征用權,保證不干涉清廷內政,另有涉及保護華僑、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兩國公民可到公立學校求學并在彼此之國內享有最惠國公民待遇,等等。
尤其是這條可以彼此求學條款,開啟了隨后的中國幼童赴美求學之路,這些幼童為清朝帶回來了最為緊缺的各類現代知識技術,給了清朝一次快速發展的契機。只可惜,這些孩子們以漢人為主,再加上很多人接受并贊同西方的體制,以至于清廷對這些孩子們各種猜忌和防范,導致很多人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所學。
盡管如此,他們中間依然出了數不清的優秀人才,比如梁敦彥、唐紹儀、詹天佑等等。當然這是后話,我們下章再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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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取得巨大成功后,蒲安臣使團又去往了英國和法國。傲慢的英國人明顯缺乏美國的熱情,他們僅僅承諾以后只對中國中央政府交涉,不與地方當局談判,但保留了必要情況下仍使用武力的條件。
蒲安臣風塵仆仆,接連訪問荷蘭、丹麥和瑞典之后,到了普魯士。威廉一世和號稱“鐵血宰相”的俾斯麥很歡迎清朝使團的到來。又是接見又是宴請,致辭時對大清國大為贊賞。其后,俾斯麥應蒲安臣之請,發表了一項跟英國政府相似的聲明。
最后一站去俄羅斯,此站非同尋常,它是清政府主要想打通關系的國家,但不幸的是它成了蒲安臣人生的最后一站。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感染在俄國圣彼得堡不幸逝世。
隨行的中國官員志剛,記載了蒲病重后仍不放棄工作的情形: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措語未當,貽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一位美國人,為中國的事業兢兢業業,鞠躬盡瘁,最后死在了任上。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值得每一位中國人所銘記。
清政府也為蒲安臣盡職盡責的精神深受感動,追認他“一品銜”,額外撥了一萬兩銀子作為喪葬費。恭親王親自到美國駐京大使館吊唁。
令人感慨的是,盡管蒲安臣竭盡全力,想外部營造了一個積極主動想要擁抱世界的古老又開明帝國的形象。但實際上,這只是他個人,或者說總理衙門等一小部分人的美好愿望。
實際的清朝,依然是蠻橫且落后,封閉且愚昧,他們壓根不想擁抱這個世界,更不想融入這個世界。對外國人和現代文明充滿著敵意,同治皇帝的師父倭仁對洋人的評價代表著大部分清朝官員的態度:彼等之風俗習慣,不過淫亂與機詐;而彼等之所尚,不過魔道與惡毒。
也不知九泉之下的蒲安臣,聽到這句話,又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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