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是囚犯，教室不是牢房：一場由師長主演的監控鬧劇

（封面新聞的報道截圖）

因為不信任學生，更不信任自己有能力引導，所以才要將權力外包給冰冷的機器。這不是教育，這是最廉價、最粗暴的監獄式管束。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

長沙長郡斑馬湖高中，最近上演了一出魔幻現實主義大戲：部分班主任，竟在教室里當起了“地下導演”，私自加裝了監控。

他們的鏡頭對準的，是未來的花朵，如今的“嫌犯”：你站起，它睜眼；你白眼，它聚焦。你偷傳一張紙條，它全程直播；你打個哈欠走了神，它忠實存檔。

一夜之間，校園成了精心布置的“楚門秀場”，學生是演員，而導演，是本該育人的老師。

最精彩的劇本在于“私裝”——未經學校授權，未獲家長知情，全憑某些老師一時興起的“創作欲”。

學生忍無可忍，一紙舉報捅了上去。

教育局說“拆”；可攝像頭紋絲不動，繼續“堅守崗位”。學生再舉報，教育局改口“已督促”。直到第三次，官方才慢悠悠地確認：“拆了，這回真拆了。”

這劇情跌宕起伏，令人細思極恐。

1、是教育的邏輯，還是偷窺的快感？

在某些“導演”的劇本里，監控是萬能靈藥：防打架、防早戀、防一切“不良行為”。他們心安理得地將“管理”偷換成“監視”，把“教育”矮化為“偵查”。

但請記住：

學生不是嫌犯，教室不是審訊室。

（問政湖南網站的答復）

教育，本應是信任的藝術，是靈魂的喚醒。可在這群“監控愛好者”眼中，學生不過是一群隨時準備“作案”的潛在罪犯，必須用24小時無死角的電子眼全程鎖定。這種邏輯的內核，不是負責，而是深入骨髓的無能與懶惰。

因為不信任學生，更不信任自己有能力引導，所以才要將權力外包給冰冷的機器。這不是教育，這是最廉價、最粗暴的監獄式管束。

2、一拆三“請”：官僚主義的滑稽戲

舉報—回復—敷衍—再舉報—再回復。

這場“拆攝像頭”的拉鋸戰，與其說是維權，不如說是一場行為藝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何為“拖延的藝術”。

第一次，教育局批示：

“已責令拆除。”

——雷霆萬鈞，態度鮮明。

第二次，學生發現：

“導演還在拍。”

——鏡頭依舊，我行我素。

第三次，教育局才確認：

“今天真沒了。”

——仿佛皇恩浩蕩。

好家伙！一枚小小的攝像頭，竟能逼著監管部門表演一場“太極推手”的好戲。

它哪里是電子設備，分明是權力場上的一面照妖鏡，照出了誰在乎學生，誰又在乎自己的烏紗帽。

學生一次次的舉報，不像是求助，倒成了叫醒官僚系統的鬧鐘。這不夠諷刺嗎？教育者尸位素餐，反倒要未成年人來教他們“隱私”二字怎么寫。

3、隱私，不是可以打折的福利

總有人說：教室是公共場合，談何隱私？

這種邏輯混淆了“公共場所”與“公共生活空間”的界限。

教室里的幾十個面孔是固定的，他們在這里哭、笑、爭吵、發呆、吐槽……

這些是一個人成長中再正常不過的日常。

監控，意味著你所有的情緒、所有不設防的瞬間，都被量化成數據，隨時可能被調閱、審判，甚至成為秋后算賬的“呈堂證供”。

教育者本該是隱私權的捍衛者，他們卻將學生的隱私權撕得粉碎，再用高清攝像頭裱起來，當作“管理成果”來展覽。

律師說得太斯文了：“涉嫌侵犯隱私權。”

什么“涉嫌”？這分明是明火執仗的侵犯，是對人格尊嚴的公開羞辱。

4、當教育生了病，它就會愛上監控

這場鬧劇背后，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教育病態：

權力上癮，信任無能。

監控，成了教育這場重感冒里，最唾手可得的“萬能藥”。它能迅速制造出秩序的假象，掩蓋教育方法的無力。

老師無需人格魅力，攝像頭就是權威；

教師不靠業務水平，電子眼就是標尺。

他們追求的不是春風化雨，而是一片死寂的“好班級”。這病態，是整個社會焦慮的縮影。

當成年人的世界里布滿了“天眼”，當權力習慣了俯視，這種邏輯便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校園，移植到最不該被如此對待的孩子身上。

5、誰的勝利？誰的笑話？

攝像頭最終拆了。但這與其說是少年的勝利，不如說是整個教育生態的潰敗。

一個孩子，要靠賭上自己與老師關系的勇氣，舉報三次，才換回本該屬于自己的基本權利。這故事聽起來勵志，品起來卻滿是苦澀。

真正可怕的不是鏡頭，而是鏡頭背后那雙毫無敬畏的眼睛，和默許這一切發生的麻木神經。真正可怕的不是侵犯本身，而是這種侵犯在許多人眼中早已“習以為常”。

6、假如少年選擇了沉默

我們不妨設想：假如這個學生沒有舉報呢？假如輿論沒有發酵呢？

那這些攝像頭，就會像沉默的毒藤，纏繞著一屆又一屆的學生。他們將習慣被審視，習慣在鏡頭下表演“乖巧”，習慣自己的生活沒有隱私。他們會成為最標準化的產品，卻唯獨丟失了鮮活的靈魂。

監控能制造出最順從的綿羊，卻也扼殺了最后一個獨立的人。

長沙這場風波，是一個勇敢的學生，用三次舉報，給所有成年人上了一堂刺耳的課：教育的邊界，是尊重，而非監控。

如果教育者淪落到只能靠偷窺來維持秩序，那么他們本身，就是教育最大的失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