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這起案件“以執代審”致民企損失2億

來源：新浪

以執代審，是人民法院“以執行代替審判”或“以執行程序實現審判結果”的簡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對于各類執行案件，人民法院不得以執代審，審查更改執行依據中的實質性內容。

然而，廈門市中級法院在辦理廈門百酷商貿公司與廈門海燕實業公司執行一案的過程中，竟然違反審級、違反最高法院規定以執代審，公然更改由福建省高級法院一審、最高人民法院二審確定的生效裁判文書之結果，直接導致百酷公司損失超2億元。

百酷公司為此向中央第四巡視組進行控告，但控告信被轉到福建高院后，福建高院劉法官回復：這個案子已經判了，我們沒法改，你們做生意的，這邊虧了可以在別的地方賺回來，不要再糾纏這個案子。

超2個億的損失，法官一句輕飄飄的“這邊虧了可以在別的地方賺回來”，根本不把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當回事，難道這就是張軍院長提出的“如我在訴”？

被執行十年后提出的執行異議

2003年，廈門海燕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海燕公司”）向中國工商銀行廈門分行貸款。后因無力清償，廈門工商于2005年7月19日將該人民幣7000萬元的債權本金和利息轉讓給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福州辦事處。

2006年1月，中國華融將該債權轉讓給“投資2234中國第一號基金公司”，第一號基金公司向福建高院提起訴訟后，福建高院于2008年11月13日作出(2008)閩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被告廈門海燕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還第一號基金公司借款本金7000萬元及按借款合同約定的利息、逾期利息、罰息。

此后，海燕公司與第一號基金公司均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因雙方分別于2009年1月12日、1月14日向最高法院申請撤回上訴，最高法院于2009年6月12日作出(2009)民四終字第12號民事裁定書，裁定準許撤回上訴，福建高院一審判決就此生效，第一號基金公司向廈門中院申請強制執行，廈門中院作出（2010）廈執行字第9號執行裁定書。

2013年4月，第一號基金公司將其對海燕公司享有的1.85億余元債權進行公開拍賣，百酷公司以1.4億元競得。

2013年5月17日，廈門中院作出(2010)廈執行字第9號-2執行裁定書，將該案申請執行人由第一號基金公司變更為廈門百酷公司。

2016年5月17日，廈門中院作出(2010)廈執行字第9-3號執行裁定書，裁定：凍結、劃撥被執行人廈門海燕公司所有的款項人民幣185981562.20元;或查封、凍結、扣押、拍賣被執行人相應的等值財產。

2019年11月11日，廈門中院作出(2010)廈執行字第9號之一執行裁定書，裁定：凍結、劃撥廈門海燕實業有限公司所有的款項185981562元，或查封、扣押、拍賣、變賣廈門海燕實業有限公司相應的等值財產。正是這次執行裁定，讓被執行已長達十年的海燕公司，突然向廈門中院提出執行異議。

糾錯機制失靈法治和誠信遭踐踏

海燕公司提出的執行異議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金融不良債權轉讓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下稱《海南座談會紀要》)第九條、第十二條的規定，自第一號基金公司2006年1月27日受讓涉案債權的次日起，本案所涉借款，除按合同約定利息計息至不良債權受讓之日止外，不應再計算相關利息(包括逾期利息、罰息、復利等)。故應撤銷(2010)廈執行字第9號之一執行裁定書，百酷公司只應在本案所涉兩筆借款的本金7000萬元及利息809.81萬元范圍內主張權利。

廈門中院審理后認為，《海南座談會紀要》第九條規定:“受讓人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不良債權受讓日之后發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二條規定:“關于紀要的適用范圍，國有銀行包括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國有控股商業銀行以及國家政策性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包括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通過組建或參股等方式成立的資產處置聯合體。國有企業債務人包括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的企業法人。受讓人是指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不良債權轉讓包括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業性不良債權的轉讓。政策性不良債權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國家統一安排下通過再貸款或者財政擔保的商業票據形式支付收購成本從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以及國家開發銀行收購的不良債權;商業性不良債權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門主導下從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收購的不良

債權。”

本案涉案債權首次轉讓發生于2005年，由工商銀行廈門分行轉讓至中國華融資產公司福州辦事處。涉案債權首次轉讓的時間和主體符合《海南座談會紀要》第十二條的上述規定。

關于《海南座談會紀要》中利息的計算規則是否適用于執行程序的問題。廈門中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非金融機構受讓金融不良債權后能否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全額債權的請示的答復》(以下簡稱“《答復》”)第一條規定，非金融機構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能否在執行程序中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受讓日后利息的問題，應當參照我院2009年3月30日《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處理。第二條規定，根據《海南座談會紀要》第12條規定，《海南座談會紀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前，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機構或個人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或者受讓的金融不良債權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發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計算；發布日之后不再計付利息。《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后，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機構或個人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的，受讓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計算；受讓日之后不再計付利息。根據上述規定，涉案債權執行程序利息的計算問題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相關規定。

據此，廈門中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閩02執異87號執行裁定書，裁定：變更(2010)廈執行字第9號之一《執行裁定書》為：凍結、劃撥海燕公司所有的款項，以借款本金7000萬元及按借款合同約定的利息、逾期利息、罰息為限(計至2009年3月30日止)，或查封、扣押、拍賣、變賣海燕公司相應的等值財產。

廈門中院的執行裁定，等于直接更改了福建高院(2008)閩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的判決結果。廈門中院的此行為，不僅違反下級法院更改上級法院判決結果的審級管理制度，而且還違反“以執代審”的民事訴訟程序和最高法院規定。

但即使如此，百酷公司向福建高院申請復議、向福建省檢察院申請抗訴、向最高法院申訴，卻均被駁回，糾錯機制層層失靈，法治和誠信遭到無情地踐踏。

向巡視組控告后獲福建高院回復：沒法改！

根據廈門中院的執行裁定，借款本金7000萬元及按借款合同約定的利息、逾期利息、罰息計至2009年3月30日止，海燕公司僅應向百酷公司償還約1.01億元。但百酷公司購買該債權就花費了1.4億元，連本金都拿不回來。

而根據福建高院的判決，上述借款本金的利息、逾期利息、罰息僅計算至2021年，海燕公司就應當承擔約3億元的償還責任。這樣一來，百酷公司直接損失已超過2億元！

無奈之下，百酷公司就此向中央第四巡視組進行控告，巡視組將控告材料轉交福建高院處理。

2025年9月4日，福建高院劉姓法官向百酷公司進行回復稱：反正2004-2005年所有案件我們都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這個案子已經判了，我們沒法改，你們做生意的，這邊虧了可以在別的地方賺回來，不要再糾纏這個案子了。
百酷公司回答：現在錢哪有那么好賺？你們法院大筆一揮，就把我們幾個億的債權一筆勾銷，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冤枉了！

《海南座談會紀要》被錯誤適用

那么，本案是否應當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呢？答案是否定的，具體為：

其一、最高法院延遲裁定不能將本案拖入《海南座談會紀要》的適用和溯及范圍。

《海南座談會紀要》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紀要》的內容和精神僅適用于在《紀要》發布之后尚在一審或者二審階段的涉及最初轉讓方為國有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債權轉讓方式處置不良資產形成的相關案件。

本案中，福建高院于2008年11月13日作出(2008)閩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第一號基金公司、海燕公司向最高法院上訴后，第一號基金公司、海燕公司分別于2009年1月12日、1月14日向最高法院申請撤回上訴，盡管最高法院在2009年6月12日才作出準許撤回上訴的裁定書，但實際生效和執行的福建高院(2008)閩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的作出時間，以及第一號基金公司、海燕公司向最高法院申請撤回上訴的時間，均發生在《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的2009年3月30日之前。

因此，最高法院在《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后，延遲對第一號基金公司、海燕公司的撤回上訴申請作出裁定，不能以此將本案拖入《海南座談會紀要》的適用范圍，所以本案不能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

更重要的是，海南座談會召開的時間是2008年10月14日，福建高院的判決是在此后的2008年11月13日，最高法院裁定準許撤回上訴的時間是2009年6月12日，廈門中院作出(2010)廈執行字第9號之一執行裁定書的時間是2019年11月11日。

也就是說，福建高院對本案作出判決時海南座談會已經召開，最高法院裁定準許撤回上訴時《海南座談會紀要》已經發布。但是，本案從審判到此后長達十年的執行期間，不管是福建高院、最高法院，還是海燕公司，均沒有提及《海南座談會紀要》，因此審判機關不能將其過失責任歸結于百酷公司，法律更不保護躺在權利上睡覺的海燕公司。

其二、最高法院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規定，已排除《海南座談會紀要》在執行程序中的溯及力。

即使2009年3月30日之后裁判的所有案件均應當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那么本案也已經被2015年最高法院施行的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規定所排除。

廈門中院、福建高院認為，處于執行程序中的本案應當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的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的《關于非金融機構受讓金融不良債權后能否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全額債權的請示的答復》（下稱“《答復》”）。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38次會議于2014年12月29日通過，自2015年5月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5〕10號】第七條第三款規定：除本規定第十九條（即互負債務抵銷，與本案無關）規定的情形外，被執行人以執行依據生效之前的實體事由提出排除執行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依法申請再審或者通過其他程序解決。

亦即，最高法院施行的《規定》明確，對于各類執行案件，人民法院不得以執代審，審查更改執行依據中的實質性內容。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施行的《答復》，已被2015年5月5日起施行的《規定》所替代。因此，廈門中院、福建高院在此后的2020年不應當繼續適用《答復》，而是適用《規定》，所以【法釋〔2015〕10號】《規定》已排除《海南座談會紀要》在執行程序中的溯及力，本案不能以執代審，福建高院應當對此予以糾正。

其三，就算是根據(2013)執他字第4號答復具體條文內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非金融機構受讓金融不良債權后能否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全額債權的請示的答復》(最高人民法院(2013)執他字第4號答復)也不適用于本案。

該答復第一條規定:“非金融機構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能否在執行程序中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受讓日后利息的問題，應當參照《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處理。”，第二條規定:“根據《海南座談會紀要》第十二條規定，《海南座談會紀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前,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機構或個人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或者受讓的金融不良債權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發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計算;發布日之后不再計付利息。《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后，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機構或個人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的，受讓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計算;受讓日之后不再計付利息。”

該答復規定了三種在執行中適用利息止付的情形，其中兩種情形是直接購買生效法律文書已判決確定的債權，購買生效法律文書已判決確定的債權后直接進入執行;另一種情形雖然不是直接購買生效判決，但受讓金融不良債權后產生的生效法律文書是在《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前作出。

而反觀本案，既不屬于購買生效法律文書判決確定的債權的情形，也非受讓金融不良債權后在《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前作出生效法律文書情形，而是在《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后作出的生效法律文書，與答復規定的三種情形均不吻合，本案適用該答復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霸王硬上弓。

綜上，廈門中院違反審級、違反最高法院規定以執代審，用執行程序更改福建高院生效判決的行為，是公然挑戰法治底線和最高法院規定的非法行為，即使深受其害的百酷公司向中央巡視組控告后，得到的答復仍然是“沒法改”。

近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訚柏在講話中特別強調，在新一輪法治中國建設規劃中，深化審判權和執行權分離改革、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內容。

本案審執不分，嚴重違背中央深化審判權和執行權分離的改革精神。故，希望本案能夠進一步引起中央巡視組、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部門的重視，多一些實質糾錯，少一些程序空轉，讓法治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來源：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