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育率跌破東京，兩對夫妻生不出1個娃？小學要成片消失？

我國向來是人口大國，以至于在過去我們從未擔憂過生育問題，很多人還曾覺得生育率持續走低是日韓才會面臨的困境。

可直到2023年上海總生育率低至0.6，也就是平均兩對夫妻生的孩子都湊不夠1個時，我們才猛然發現，上海生育率跌破東京，人口下降的嚴峻性。

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問題呢？這背后潛藏著哪些危機？上海的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不知何時起生育率問題成了我國高度關注的焦點。

可回想過往，低生育率壓根沒被放在心上。

上世紀七十年代，甚至還推行過“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樣限制生育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

可誰能料到，幾十年后的今天，生育率下滑卻成了讓我們頭疼的難題。

以我國一線城市來看，2023年上海全市的總和生育率降到了0.6，和2022年的0.7相比還在持續下降，這個數據已經快和首爾的生育率持平了。

要知道一個地方人口生育夠不夠穩，總和生育率至少得有2.1才行，國際上把1.5當成“危險警戒線”！

相較同一時期出生率偏低的日韓，東京在2024年生育率僅為0.96，新加坡于2021年該數值為1.12，而那時中國全國平均生育率達1.15，還高于新、日部分地區數據。

可如今上海生育率跌幅驚人，遠超其他國際都市。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這一現象的發生呢？

過去我國民眾日子雖窮，生活條件也差，但大家生孩子的熱情一點兒沒減。

特別是受“重男輕女”觀念影響，不管是城里還是鄉下，家里有三四個孩子的特別常見，那時結婚生子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受傳統婚育觀念影響，女性初育年齡也較早。

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平均初育年齡在22-23歲。

可到了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卻顯示，我國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已推遲到26.9歲。

和八九十年代相比，生育高峰期的年齡整體后移了。

歸根結底車貸、房貸、結婚開銷以及養娃費用節節高升，讓不少人對生孩子這件事望而卻步。

再加上現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社會上能和男性享有同等的工作機遇，婚姻不再是她們的唯一選擇。

這些直接導致人口負增長加速，在2023年上海戶籍新生兒數量較2017年峰值下降超40%，人口自然增長率連續多年為負。

緊接著一系列的負面影響隨之而來。

比如在2024年，上海松江區4所小學宣布停辦，“生源不足”導致的停辦或成為生育率暴跌的直接影響。

而根據預測，若生育率持續低迷到2030年上海小學在校學生人數預計會比2020年少四成，教師過剩的問題馬上就要凸顯出來了。

如果教室數量遠超學生數，學校關停或許就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幼兒園和小學是最先遭遇了影響的。

據公開數據顯示，2023年上海就有近30所幼兒園停止招生辦學。

更為矛盾之處在于，從前在城市化浪潮推動下，大批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一二線城市。

為應對這波外來人口子女涌入的“入學高峰”，這些城市曾大力興建了許多新學校。

可如今隨著人口增長越來越慢，甚至持續走低，直接導致學校里空教室越來越多，老師數量也顯得過剩這樣的局面。

在江西永新縣已出現非編教師裁員潮，上海雖未大規模裁員，但“退休不補編”政策正悄然壓縮教師編制規模。

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生源減少也不全是壞事，它正倒逼教育領域改革升級。

一些學校采取“小班化教學”，班級人數從45人縮減到25人，還設計了個性化課程，比如AI編程、藝術療愈等，以此增強自身競爭力。

當然國家也出臺了“幼兒園免學費”“生育補貼”等政策來鼓勵生育，雖然目前成效還不明顯，但仍在持續優化政策落地。

所以雖說小學數量會慢慢變少，但短期內不會出現大量小學消失的情況。

但是人口持續減少會不會令一座城市陷入困境，甚至拖垮它呢？

答案毋庸置疑也是否定的。

要知道上海可是國際頂尖的大都市，還是全球知名的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以及科技創新高地。

經濟基礎扎實、發展活力足，不會因為人口減少就受到明顯沖擊。

以發達國家德國和日本為例，德國生育率長期低于1.5，卻憑借高端制造、科技創新成為歐洲經濟引擎。

日本生育率跌至1.15，仍保持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地位。

可以看出生育率與經濟發展并非線性關系，低生育率也不等于經濟就停滯不前了。

而且上海作為中國金融和科技領域的核心城市，2024年GDP增長了5.0%，2025年上半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6222.15億，同比增長5.1%，比全國平均增速高出不少。

這充分說明就算生育率低，也不會削弱上海的經濟活力。

而且生育率下降反而可能緩解教育、醫療資源擠兌。

未來城市發展或將改弦更張，告別單純“拼體量”的外延式增長，轉而深耕“提品質”的內涵式發展道路。

上海生育率降到0.6，這背后遠不止“人口減少危機”這么單一簡單。

它既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陣痛，也是社會轉型的催化劑。

當小學教室逐漸空置，我們或許正見證一場靜默的教育革命。

當人口總量見頂回落，城市或將被迫放棄“規模崇拜”，轉而追求更高效、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低生育率歸根揭底不在于“生不生”，而在于“如何生得更好”。

當社會能為年輕父母提供更友好的生育環境、為每個孩子創造更公平的成長機會時，生育率的回升或許只是水到渠成的副產品。

畢竟城市的未來，從來不止取決于人口數量，更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