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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萬科“脈動”回來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萬科重啟的步伐終于“脈動”了。
近日,萬科迎來了史詩級的組織調整。
調整第一步:取消開發經營本部,并入萬科集團總部,五大區域公司全部撤銷。
作為三級管控的開拓先鋒之一,萬科如今也正式告別從前,加入到當前行業主流的二級管控模式中,進入“集團直管地區公司”的強集團管控體系,產品、安全、科技、營銷、成本這些業務條線,也統統收歸總部。
調整第二步:原本區域公司旗下的城市公司迎來全國大合并。組織二級管控下,城市公司從早期的幾十家合并為16家地區公司。
北方4個:北京,山東,東北,津冀。
南方4個:深圳,莞珠,廣佛,福建。
華東4個:上海,蘇皖,蘇南,浙江。
中西4個:西北,西南,華中,云桂。
調整第三步:集團總部層面的關鍵崗位任職人員明確。
執行副總裁——李鋒,深圳國資系統出身,曾是辛杰下屬,將協助辛杰,主持集團日常工作,分管工程、人力等,聯系深圳、廣佛、東莞等城市公司,市場猜測后續大概率會成為萬科新任總裁。
此外,另外2位執行副總裁華翠、李剛以及董秘田鈞也都來自深鐵系。
其余人員則基本留用或返聘前萬科人員。
除了此前就明確的郁亮(董事、執行副總)、解凍(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工會主席)、韓慧華(執行副總、財務負責人)之外,其他關鍵崗位人員任命如下:
集團投資中心總經理——李嵬,原萬科人留用,EMT團隊成員;
集團產品管理中心負責人,張海,原萬科人降級留用;
集團首席營銷官,吳鏑,原萬科人升職留用;
成本招采中心負責人,王蘊,原萬科人降級留用;
工程管理中心負責人,曹江巍,原萬科人升級留用(從東北升任到集團);
品牌營銷中心負責人,丁寧,原萬科人升級留用(從長三角升任到集團);
安全信訪中心負責人,李堯,萬科離職后回流人員;
數智科技中心負責人,胡博,萬科離職后回流人員。
整體來看,經營核心團隊幾乎全是萬科老人。這意味著,深鐵與萬科兩個團隊融合之后,專業的事情還是會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另一方面,從業務的重啟來看,萬科也展現出了堅定的步履和清晰的思路。
7月初我們就在的文章里寫過,萬科正與蘇州、成都、武漢、鄭州、長春等二三線城市的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過與各級政府、平臺公司的合作,重新在市場上活躍起來。
近期,萬科類似的動作越來越多,而且范圍也越來越廣。
7月3日,萬科聯合潤德集團以8.9億元競得石家莊三宗留村改造用地;
7月14日,以1.59億摘得大連西崗區東關街地塊(此前已與大連國房集團運營該歷史文化街區)。
8月4日,萬科預中標湖北科投武漢東湖高新區項目,首次進入光谷中心城(代建);
8月20日,萬科在山西太原迎澤區拿地,該地塊為郝家溝城改儲備地塊,以7610萬元底價成交;
8月26日,萬科與三亞城投合作,通過股權轉讓方式,獲取市中心臨春片區兩宗住宅地塊。
至此,萬科此次重啟呈現出幾個鮮明的特色:第一,范圍廣,從東北一直到三亞,不局限于一省一城;第二,門類多,依托TOD、代建,到城改、到工業區開發等多領域的綜合能力;第三,基本思路就是幫平臺公司賦能,依托在商業、TOD、新區大盤等領域的綜合能力,助推地方平臺公司實現區域操盤和解題。
顯然,憑借多年深耕積累的經驗厚度與專業能力,萬科已經成功邁出“重生”的第一步。而此次組織架構調整的務實落地與經營團隊的全新搭建,也意味著萬科將全面“動”起來,未來表現或值得期待。
畢竟深圳政府估計無法承受又一個恒大破產的后果,所以萬科能抱的大腿,或不止是深鐵。
02
房企化債新玩法,供應商為何 “含淚綁定”?
“如果被綁架了你就眨眨眼”。
當房企用 “債轉股”“工抵房” 綁定供應商參與新項目開發時,這句調侃背后,藏著供應商 “兩難妥協” 的現實困境,也折射出房地產行業在深度調整期的化債新邏輯。
當前,盡管房地產行業整體仍處深度調整,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但在我們最新期的《晨光地產行研》的研究里,我們發現房地產增量開發依舊是一個“暴利”行業,只要單個項目銷售去化速度快,即便表面利潤率僅幾個點,內部收益率(IRR)仍可達到20%-40%,部分優質項目甚至能突破100%;在此基礎上,自有資金回報率(ROE)還會進一步提升。
以上海某項目為例:該項目位于徐匯南部 “城鄉結合部”,地理位置并不優越——周邊動遷房聚集,且緊鄰高架,看似不具備 “高價潛力”。但最終,項目均價賣到11.5萬元/㎡,較2023年同板塊項目價格增長21%;更關鍵的是,盡管項目整盤成本利潤率僅10.61%,內部收益率(IRR)卻高達100%。
據我們觀察,今年在上海、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類似“高IRR” 的項目不在少數。詳見
盈利空間的回暖,正吸引各類資本重返增量開發市場,其中債務壓力較大但尚未爆雷的房企表現尤為積極。它們正探索“增量救存量”的化債路徑,而 “綁定供應商” 則成為關鍵操作手段,具體可拆解為三步:
1、暫停支付 + 安撫情緒
先行暫停供應商款項支付(事實上,部分開發商此前已存在拒付欠款的行為),同時主動安撫供應商,避免其采取過激維權行動,為后續操作爭取空間;
2、現金投入新項目
將通過存量資產處置、經營性物業運營獲得的現金,優先投入增量項目開發,以 “新利潤” 反哺企業運轉;
3、深度綁定合作
以 “債轉股” 為紐帶,將供應商從 “債權人” 轉變為 “合作方”,邀請其共同參與新項目開發;同時,優先選擇接受 “工抵房” 結算的供應商——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抵款的并非市場熱銷的新項目房源,而是開發商手中去化困難的老項目資產(如車位、商鋪),且抵款價格由開發商單方面定價,遠高于市場價。例如某西南房企,此前用于抵款的車位結算價為15萬/個,而同期市場價僅4-5萬/個。
站在房企角度,這套操作堪稱“一石三鳥”:既通過新項目運轉獲得了新利潤,緩解了企業現金流壓力;又變相解決了供應商欠款問題,避免了債務違約風險;還消化了老項目庫存,優化了資產結構。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房企應付供應商的款項雖不在財報 “債務” 科目中,但規模不容忽視—— 以龍湖為例,截止今年上半年,其應付款項高達394 億元,其中半年內到期的應付款就有159億元,占同期在手現金的比例超過 1/3,可見 “供應商欠款” 對房企資金鏈的重要性。
從行業整體來看,當前房企化債主要有三大路徑,各有側重:
1、信用債:堅守 “剛兌” 保信用
為維持公開市場信用,房企對信用債普遍采取 “剛兌” 策略,償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用自有現金直接償還,二是通過經營性物業抵押等方式發行新債,以 “借新還舊” 完成債務替換;
2、銀行債務:政策支持下談 “展期”
在當前房地產支持政策導向下,房企與銀行協商債務展期的難度降低,多數銀行債務可通過展期緩解短期償債壓力;
3、供應商欠款:綁定合作謀 “共贏”
即前文所述的 “暫停支付 + 債轉股 + 工抵房” 組合拳,試圖通過綁定供應商共同參與新項目,實現 “化債、盈利、去庫存” 的多重目標。
不過,對供應商而言,這種 “綁定” 更像是一場 “兩難的妥協”:一方面,舊賬尚未結清,卻要投入新資金參與項目,即便增量開發市場整體表現亮眼,但單個項目的盈利情況、回款進度仍存在不確定性,這樣的合作條件讓人難以甘心;另一方面,多數供應商已走到 “業務停擺即生存危機” 的邊緣,缺乏拒絕的底氣——若不參與合作,可能面臨無業務可做的困境;若參與合作,雖需承擔風險,但至少能維持基本經營。最終,供應商往往只能 “兩害相權取其輕”,硬著頭皮與開發商綁定,賭一次新項目能帶來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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