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說孔子“野合而生”是咋回事？

的確，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里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這是咋回事呢？

可以篤定的是，這絕無可能是太史公故意造謠孔子——他沒有任何編造孔子家世流言蜚語的動機。

《孔子世家·贊》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從上面這段話中，可見司馬遷對孔子懷有“高山仰止”般向往和敬意，且專門到孔府參拜瞻仰，以致流連忘返，感嘆孔子是“至高無上的圣人”。

進一步說，司馬遷的老師，便是孔子十一代孫孔安國和漢初大儒董仲舒，耳濡目染，尊師敬道，他怎可能憑空捏造“師祖”孔子家世的緋聞。

還有，司馬遷寫作《史記》異常嚴謹——其一是，司馬遷“擇其言尤雅者”，對“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素材”略而不用；其二是，相互抵牾難斷真假的，寧可并取之。此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寫作出發點和態度，歷來被世人所稱道。

由此看來，所謂父母 “野合”生下了孔子，是一件八九不離十的史實。

其實，問題的關鍵在于，“野合”的含義是什么？

唐司馬貞的《史記索引》，被認為在詮釋《史記》方面，具有相當的權威性。

《孔子世家》上述記載之后，司馬貞注曰：“蓋謂梁紇老而徴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

他這個說法，是參照前朝徐廣、裴骃、鄒誕生等人對《史記》的研究，并吸取韋昭、賈逵、杜預、譙周關于“儀禮”的記述得出來的。

所以，他的此一說法，并非“隨意一說”或 “為尊者諱”之言。

元代王惲在《玉堂嘉話》卷六亦載此事云：“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這與司馬貞所說一致，不過更具體了一些。

清桂馥《禮樸》卷二云：“《史記》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禮于女氏之廟也。”

這是新的說法。按照孔子所講授的《周禮》，男子成婚，必經成禮于女氏之廟環節。沒經此環節，便不合禮數，遂稱“野合”。

此一說法，倒并非沒有依據。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載，孔丘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注》：“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罄也。”《疏》：“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于宮內。”

按照周禮，祭祀禮器不得出國門，配享鐘罄的禮儀也不該在廟堂之外。

后世直到當代，對司馬遷的記載，采用司馬貞解釋的居多。至于“荒郊野外”云云，有人持此說，但并無絲毫依據。

孔子之父年紀過大，而母親又太小；或沒經過“成禮于女氏之廟”也是可能的——總之，不甚合禮數。

先秦史學者張秉楠先生著有《孔子傳》。他推測，孔子母親顏征在“生下孔子不久，便同孔家關系破裂，帶著尚在襁褓的兒子離開”，并于艱難的生活中將孔子養大。所以，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她終生諱言孔子父親的詳情，連其墓地所在也不告訴孔子。

孔子母親“同孔家關系破裂”，便更可能與婚姻不合禮數屬，即非“明媒正娶”而屬于“野合”有關了。

《孔子世家》說，孔子在母親去世后，曾長時間停其靈柩于“五父之衢”，后來從陬邑挽父那里打聽到父親的墓地所在，這才把父母合葬了。

或許正是因為從小經歷母為“棄婦”、己是“孤兒”這樣的特殊經歷，孔子并非是一個老八板兒的“道學先生”。

（上博楚簡《詩論》）

上博楚簡《詩論》里，記錄了孔子對《詩經·邶風·谷風》，還有《葛生》、《鵲巢》等詩中關于“棄婦”的態度，雖然他不贊同《谷風》中“棄婦”的怨天尤人，但又表達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并從中體現出一種“寬容”和“剛強”的品格傾向。